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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君子之面一而已矣，而小人有二，有尔室之面目焉，有大廷之面目焉。以大廷之面目为尔室之面目，小人不能；以尔室之面目，为大廷之面目，小人不敢。”
试看这种分析方法，与《考城隍》分析“有心为善……无心为恶……”的思路是一致的。
蒲松龄虽未考中举人，但是大家，古文、骈文均佳，制艺自不用说了。《聊斋志异》的序言是用骈文写的，书中的故事，都是用唐人传奇：如《会真记》、《李娃传》等笔法写的。但他毕竟是受严格八股教育出身，而又长期从事塾师职业，又以八股教育教别人，自己又几十年中不断参加举人考试，因此他所受八股文的影响必然是很深的。他一开始就是一篇《考城隍》，而且把八股警句写在故事中，目的何在呢？他在《序》的最后说：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呼，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弔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杜甫《梦李白诗》：“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蒲松龄把《考城隍》放在第一篇，似乎是感到有生之年，未能中举、成进士，作个临民的官；希望死了能作城隍乎？历来评《聊斋》的人很多，而很少人注意到这点。《聊斋志异》中写到科举制度、八股文的篇章很多，如《于去恶》、《素秋》、《郭安》、《续黄粱》、《王子安》等篇，都充分写了科学制度的种种弊端。但他集中在一点上，主要是写试官、嘲笑试官不长眼睛，没有学问、昏庸无知等等，而对科举制度本身及八股文并未予以丑化描绘。不过是写试官不用眼去看文章，而只用鼻子闻，那试官就变成狗了。读文章不去读，而是用笔抄好，烧了灰吞下去。甚至想世间的试官很坏，作了鬼阴间的试官也要营私，一定要等张桓侯（张飞）来巡视才能昭雪，如《于去恶》篇中所描绘。在此篇后面“异史氏曰”中说道：
“宁知文昌事繁，须侯固多哉？呜呼！三十五年，来何暮也。”
感慨张飞巡期太长了。王渔洋评此篇云：“数科来关节公行，非噉名即垄断，脱有桓侯，亦无如何矣，悲哉。”亦可见当时科举试场情况了。《聊斋志异》的版本很多，序言也很多。康熙己未紫阳道人高珩的序，一开头也是八股破题、承题、起讲的写法。如：
“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
然而圣人曰：君子以同而异，何耶？？其义广矣，大矣。
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义之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
这样排列引在上面，八股形式就看的很清楚了。因为当时知识分子，从小受此训练，对这种表达形式，大多熟悉了，只要不是有意避开，那一落笔便是八股腔了。这是不足奇怪的。
清代与八股文关系特殊的小说，第二部要数《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安徽全椒人。生于康熙四十年（一七０一年），逝于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他曾祖父是科第出身的显宦，他父亲是熟读群经的老儒。他先是秀才，中年谢绝赴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说明他学问虽好，是八股教育训练出身，但也是没有中过举、会过进士的。书中写周进中举会试、范进中举等等老童生得发的描绘，不能不说有他自己的影子和希望在内。《儒林外史》是全面写科举制度、八股文，以及种种儒林丑态的。书中有许多讽刺的地方，但也有不少严肃的地方。如第三回写周进到了贡院痛哭，众人帮他捐了个监生进场，人逢喜事精神爽，文章做的花团锦绣一般，居然中了举人，第二年春进士会试，又中进士，荏苒三年，作了广东学政。却自己心里想：“我在这里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屈了真才。”及至看到五十四岁还是童生的范进的卷子，书中写道：
“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在一边不看了……何不把范进卷子再看一遍……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又取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人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
这段描绘，写了两个晚发的人，一个周进，一个范进，先是引子，重在描写范进。但写周进阅卷过程，心里变化及感慨，不能不说是严肃的，是从正面骂糊涂试官的。这自然有吴敬梓自己的历经在其中，也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数见不鲜的。从中也可看出八股文的深度。
《儒林外史》中对儒林的讽刺对象，也还是考不中的假名士为多，如两个很典型的严贡生、匡超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形同骗子的儒林丑态，但对八股文本身，却未有半点否定之意，反而在第十一回中，写了鲁编修没有儿子，如何教女儿读《四书》、五经，讲书开笔作八股文。极概括地介绍了八股文作法过程及明代各家。又通过鲁编修的话，正面肯定八股道：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
这同前引王渔洋《池北偶谈》转述汪钝翁的话完全一样。只因它是通俗小说中的话，所以在学术著述中很少引用，实际这正是理解八股文作用的人的看法。吴敬梓借鲁编修的口说出来。“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二语，是朱熹语录中的话，重在说明语言的准确、锐利。这也正是儒家思想对语言文字的最高理想水准。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等等，儒家历来是把语言文字看成是有利的工具的。八股文教育的严格训练和讲求，是继承了这种传统的。朱熹这“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说法，又被吴敬梓通过鲁编修的口说出来，今天看来，还有十分利害的。
《儒林外史》又创造了直朴的专门选乡、会试阐墨的马二先生，用大量笔墨描写这一可爱的人物，也是同八股文有密切关系的。可是这位可爱的马二先生，进学成了秀才之后，考过六七个案首（秀才岁考时的第一名），却始终没有考中过举人。只不过补了廪，即成绩好的秀才，每月国家发给一二两银子膏火银，谓之“廪生”，意思就是由国家仓廪发给生活费的诸生（秀才总名，即各种学生。因为府考叫进学，秀才自称：学生’，在本县学中有名额）。而这位不曾中举的马二先生，对八股文却是深信不疑，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如十三回中所讲：
“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宏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
又说批文章道：
“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的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所以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按即黎清德所编《朱子语类》及朱熹著《四书或问》二书，前者是编朱熹语录，后面是朱熹自著，八股文《四书》题解释发挥，以“朱注”为标准，故批语亦以此二书为据）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出几十篇的道理，才为有益。”
最后说到“举业”道：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作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念文章，就是念八股；做举业，就是做八股，最终的努力方向，就是得中做官。马二先生的话说的极为坦率中肯，孔夫子活在明、清二代，也要作八股文，这是肯定的。可惜清代人不重视通俗小说：马二先生的八股理论，由作文、选文、批文到八股文的最终目的，说的这样精辟，而阮元《四书文话》、梁章钜《制艺丛话》二书中都没有采录，是十分可惜的。
与《儒林外史》同时代的是《红楼梦》。曹雪芹据新刊朱淡文所著《红楼梦论源》考证：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夏，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生年比吴敬梓晚十四年，卒年晚八年。应该说是同时代的人，同时代的书。所受教育同样是八股文教育，在书中也同样对八股文有所反映。尽管多少不同，态度不一样，但其时代烙印则是一样的。不过曹雪芹生前的遭遇和身后的资料较蒲松龄、吴敬梓二位要少的多。蒲、吴二位虽然一生未中举，未进入仕途，但生前已是知名的老明经，一位受到王渔洋的赏识，一位受到地方长官的推荐，要他试“博学宏词”，这在清代前期是极高的荣誉。而身后蒲松龄有集，地方志还有传。吴敬梓也有《文木山房集》传世。曹雪芹则无法和他们比，虽然他是正白旗包衣，又有显赫的祖辈，但到他已是罪人家子弟，生前潦倒，死后萧条，除残存的《红楼梦》而外，其他资料真是少的可怜。虽然多少学人苦心搜求，也只是极可怜的几条，而且都不是当时大名人有力的证明，说明曹雪芹生前朋友圈子是很小的。在清代汉人对旗人的看法是很势利的，对于当权的旗人，皇亲国戚，或阿谀奉承，或心怀畏惧，或敢怒而不敢言；对于倒台旗人、或旗人罪人家飘零子弟，那照例是十分讨厌，而且看不起的。这种民族压迫所造成的逆反心理，原是很自然的。但受到这种冷遇的人，心理自然也难坦然，必然也产生愤世疾俗的想法。对于曹雪芹的心理状态，研讨者常常忽略。但这正是认识他思想的重要依据，据此才能更好评价他的各种观点。其对举业和八股文的看法，从本质上说，同马二先生的看法是一个根源，两种态度。一是积极争取，一是消极藐视；一个老实承认，一个自命清高。如果把承认葡萄是甜的，很想吃葡萄，但又吃不到，老实告诉别人登高去摘的人，和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人相比，表面看，似乎很容易区别。而在实际生活中，前者每被人斥为凡夫俗子，而后者则常易于博得人的同情、赞赏，被认为是清高。曹雪芹能写出伟大作品《红楼梦》，一因天才，二因遭遇经历，三也因他的学识……有这样学识的人，自然他幼时所受教育时间很长，也是十分严格的。当时正式高程度的教育，没有别的，惟一的就是八股文教育，也可以说是举业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没有功名，参加过多少次考试，也不得其详。按当时习惯，一般读书人，童子试都要观场的。因而有的书如梁恭辰《北东园笔录》说他是“贡生”，即进过学，成为秀才又补了贡。这有可能，但单文孤证，不足为凭。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他十分熟悉八股文，说的头头是道，二是他厌恶八股文，看不起八股文。证明在《红楼梦》第七十三回开头一大段文字：
“想来想去，别无他法，且理熟了书，预备明儿盘考……如今打算打算，肚子里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论语》还背得出来。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背；至下《孟子》，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经”来，因近来做诗，常把‘五经’集些。虽不甚熟，还可塞责。别的虽不记得，素日贾政幸未叫读的，纵不知，也还不妨。至于古文，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左传》、《国策》、《公羊》《谷梁》、汉、唐等文，这几年未曾读得。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