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环境组成的整个场越是单一，环境就越被赋予特征。缺乏分离意味着动力的相互作用。因此，如果在一个组织中，自我的出现对环境部分影响越大，那么，自我的分离程度就越小。这种说法是与威特海默的观点完全相符的，他认为原始的自我一环境关系不是一种纯粹的认知关系，其中，自我仅仅觉察到物体，而是一种意动的关系（ conative
rela… tion），其中，自我将其行为适应于环境（1925年，p．15）。我们再次被诱使去涉及本能行为；人们往往将“ 本能的 ” 这个术语应用于这种情境：一个人做了正确的事而不知道为什么，并且觉得他必须这样做。当我们说：女人比男人更依赖本能，我们指的正是这种情况，在女人的行为中，自我很少与环境分离，而在男人的行为中，则不是这样，因此，对女人来说，一方面是那些决定行为的力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相貌特征，两者都是比较强的。有多少男人接受过他们妻子关于一位新相识的判断，甚至关于老朋友的判断呢，又有多少女人接受过她们丈夫的判断呢？因此，普遍使用 “ 本能的 ” 这个词看来是有充分依据的，也是可与行为理论和谐共存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完全适用于业已引起众多争议的动物的本能活动。确实，与人类相比，动物的自我很少分离，因此，我们应当期望动物的行为对动物的行为环境有着更为直接的依赖，认知越少，直接反应则越多 —— 但是，当然不是从刺激 …反应意义上或反射概念意义上这样说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相貌特征上来。根据我们的假设，相貌特征在物体中产生之时，正是这些物体与自我处于动力关系之际，换言之，当一种张力状态存在于物体和自我之间时，相貌特征出现了。这种张力将随不同的相貌特征而变化，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不仅是它在信号上有所不同—— 积极的或消极的 —— 以及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且在性质上也有所不同。这种张力将决定我们的反应：攻击、脱逃、趋近、同情、冷淡、救援等等。
我们假设中的缺陷
由于我们还只能把一些相貌特征转化成张力（也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做到），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对相貌特征及其活动的关系进行行为描述，而不能为它们安排十分明确的力量分配，这反映了我们假设中的第一个缺陷。此外，我们的假设还包含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缺陷：在如此众多的事例中，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某个物体拥有它的相貌特征。我们可以把张力和突然刺激所引起的物体的坚持性与明显的梯度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明显的梯度，物体从承担大的潜在差异和张力的场内显现；同样我们可以把颜色的相貌特征，尤其是红色和黄色的印象，与颜色的硬性联系起来，这再次意味着较好的分离从而也是较大的张力，但是，对大多数其他事例来说，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我们的无知，我们只希望把我们在较简单情形中发现的可能解释当作较复杂情形中的线索。
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我们假设的一般有效性。所有的相貌特性都需要一种自我…物体的组织，这样说是否正确？没有自我的参与，相貌特征就不可能在外部场的组织中产生吗？我并不是指构造没有达到自我水平。在这样的组织中，张力必须用行为术语来描述，既不作为自我一情绪也不作为相貌特征来描述，而是描述成能使两种经验中的任何一种在以后得以出现的某种东西。尚未分化成自我和物体的整个场，总的说来将是满意的或者不满意的，是我们从醒着的生活向睡眠过渡中可以接近的一种状态。我指的是对立的极端，即具有强烈的自我分离的组织。在这些条件下，相貌特征出现退化，这是我们已经强调过的。与此同时，场的清晰度也在其他许多方面获得。我们是否应该把保持下来的相貌特征归因于保持下来的自我…物体关系，或者，我们是否也应该正视这种可能性，即它们可能是由于环境中力量的相互作用呢？我将满足于提出问题，而不试图提供答案，因为这种答案就目前而言只不过是猜测。
回到执行者控制的问题上来
我们现在准备回到执行者是否能由自我和环境场之间的力量直接地予以控制这个问题上来。我们已经发现，物体不仅拥有需求特性，这些需求特性是物体通过先前存在的自我…张力而被赋予的，而且还拥有相貌特征，这些相貌特征并不依赖任何一种特定的应力，尽管在许多情形中，也许可能在所有情形中，为了这些相貌特征的出现而预先假设了自我。也许这种区分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术语区分；只有在两种因素似乎被结合起来的情形中（例如，在食物的食欲特征中），这种区分才会变得模棱两可。一个可食物体的吸引力可被称作一种需求特征，因为这种需求特征在饱食情况下消失，而所谓相貌特征，是因为它依赖食物本身的特性。我们让这个术语问题暂时搁置起来，而仅仅满足于指出不同力量的相互作用。那么，对于执行者是否能够直接由物体…自我力量来控制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
动力情境的复杂性
在对相貌特征进行直接反应的情形里，答案看来是最简单的。这里，至少在开始时，执行者似乎确实处于这些力量的控制之下。自我…场的关系是不稳定的，而执行者则在这种关系的更大稳定性的方向中改变该情境。事实上，这种简单性质的明确情形是十分罕见的。如果自我…场的关系不稳定，那么，自我本身也将变得不平衡，也就是说，物体－自我应力将产生自我内部（intra－Ego）的应力，这种应力开始对执行者实行控制，以便使自我重新得到平衡。在这些情形中，把最初的活动动力或对执行者的原始控制都归因于自我－物体应力，看来是有道理的。
关于情境由于典型的需求特征而变得更加复杂的问题，是与我们先前关于动力情境的讨论直接相随的。考虑到这种复杂性，我不愿把这些情形中的整个控制都归因于自我。至少人们必须在自我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之间进行区分。第一种影响直接来自需要，第二种影响则通过需求特征，尽管它是由需要创造的，至少部分是由需要创造的，但是却是一种自我－物体力量。
托尔曼的相貌特征理论及其与此相一致的活动
有否可能去简化我们的解释，与此同时使它更合适呢？托尔曼（Tolman）提出了一个理论，根据我们的术语，该理论把物体－自我的应力从执行者的控制中排除出去，而仅仅把它留给自我本身。我摘录如下：
“与此相似的是，称作害怕的不安状态（the state of
agitation）……并不仅仅或者主要地作为具有危险性的‘干扰刺激’（disturbing sitmuli）的一种结果而引起，而是作为一种最初的内部生理状态的结果而引起，为了找到一个较好的名，我们可以把这种最初的内部生理状态称为胆怯（timidity），这种胆怯肯定存在，否则动物便不会对这种‘干扰刺激’产生敏感”（pp．273－274）。
托尔曼提出这种解释的主要理由是，同样的实际物体可能引起不同的情绪，以及与这些情绪相应的反应，例如，害怕和好斗。这里我再摘引一些片段：
“恐惧和好斗是对激发性的干扰刺激情境的脱逃。但是，在这两种情形里，其脱逃方式是明显不同的。”“当情境是同一种环境物体时，恐惧和好斗特征中的这种差异尤其明显和突出……它在一个个体中引起恐惧，而在另一个个体中则引起好斗。……如果以往的训练是相等的或相似的，……如果它（动物）具有我们称之为胆怯的大量起始的生理状态，那么，便会引起它的恐惧冲动……，另一方面，如果……它具有大量好斗的起始状态，他的好斗冲动将被引起”（pp．280－281）。
我将试图根据我们的术语和我们的体系讨论这个观点，暂且不顾下述事实，即“ 胆怯或好斗的大量起始状态 ” 几乎不可能作为最终解释而被接受。为了评价托尔曼的论点，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情形；在第一种情形里，把同样的实际物体用两种不同的相貌特征呈现给两个不同的人；在第二种情形里，相貌特征相同，但反应却不同。
我们为第一种情形选择了下面的例子：两个人遇到了同一个流氓。两个人中一人是作家，从未参加过任何体育锻炼，另一人则是一流的职业拳击手。对第一个人来说，流氓看上去是令人生畏的，但是对第二个人来说，流氓看上去仅仅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牛皮大王。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具有大量的胆怯性，干脆地说，他是个胆小鬼，可是，第二个人却具有等量的好斗性，我们是否也可以直率地称他为一个无赖呢？至少我暂时不承认这种解释是必须的，尽管它是可能的。我们的作家也许是极度好斗的，而我们的拳击手，像卡塞尔· 庇隆（ Cashel
Byron）那样，结婚以后变成了一个完全温文尔雅的人，可是，对前者来说，流氓仍然显得可怕，而对后者来说，流氓则显得可鄙。我们关于相貌特征的假设允许我们解释这种可能性。我们从此刻实现的特定的物体…自我组织中派生出相貌特征。这种组织像一切组织那样，有赖于被组织物体的相对特性。现在，在作家的场内，有着这个庞大而又笨重的家伙，也就是生理上的巨人，还有作家自己的自我，它在生理上是微小而脆弱的：这便是流氓看上去显得可怕的充分理由。相反，对职业拳击手来说，其生理自我可能比他对手的生理自我强大得多，结果，流氓的相貌特征成为虚假的力量。我们同意托尔曼，因为我们也强调自我对另一个人的相貌特征的影响，但是我们在对这种影响的解释上与托尔曼意见不一。
我们将使我们的例子更深入一步。这两个人在遇到流氓时怎么办呢？根据托尔曼的理论，作家是否设法逃跑，而职业拳击手则“ 对流氓的颚骨予以重重地一击 ” 呢？这又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但是，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作家投入了战斗，结果被惨重地打了一顿，而拳击手则仅仅轻蔑地耸耸肩膀转身走了。这类行为尤其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反映了行为的一种新的复杂性，这是我们尚未讨论过的。然而，我们充分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一切活动都对现存的组织产生影响，并且倾向于使有机体不受伤害。我们也将同样的概念应用于整个场的自我部分。那么，如果我们的作家逃走的话，他的自我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很可能他避免了人身伤害，但他肯定会感到羞辱，这种影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我们将在后面给予系统探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地说，如果作家逃走的话，那么，他的自我系统将会建立起新的应力，尤其在自己（ self）内部，建立起新的应力，如果这些应力十分强烈的话，那么我们的作家便不会转向脱逃，而是会面对危险。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将同样的思路应用到职业拳击手身上。我们的讨论已经向我们表明，托尔曼的讨论基础太狭隘了，行为的复杂性从动力角度讲要比他的系统所容许的大得多。
现在，让我们转向第二种情形。一个物体看上去具有威胁性，对此，如同每种情形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也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活动方式。至于这些方式中哪一种方式实际上被采用，这要视大量情况而定。活动对自我产生的影响是其中之一，但是，其他情况也同样起作用；我们的反应会以最迅速和最简单的方式产生解除，这一事实可能决定了实际的选择。至于在某种情形里，动力的应力条件只有一种解除方式，问题也只有一种解决办法，这种情形在心理生活和机体生活中是极为少见的。甚至在知觉中，当我们研究两可的图形时，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境。总之，认为脱逃导源于先前存在的胆怯状态，战斗导源于先前存在的好斗状态，看来这不是一种恰当的解释。动力情境是十分复杂的，在这种动力情境中，自我…物体力量可能在控制执行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执行者的实际控制
当我们考虑控制执行者的所有因素时，尽管动力情境看来较为复杂，但它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无论何时，尽管有许多因素不在控制之中，但它们可能是相当复杂的。自我（我们已经表明，它是一种复杂的结构）包含了大量处于压力之下的亚系统，它们可以通过某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