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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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自述-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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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想任意而为,那么必将拖向各种不同的方向。结果将是活动虽然可能很多,却并非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而是趋向于一种毫无益处,毫无意义,极不适当的互为牵制状态,那不仅要分散一切有关者的精力,而且对于国家的进步亦将为一永远有害的障碍。    
    与自私自利有密切关系的是“面子”。这是一种祸根,我们大多数人从摇篮以至于坟墓都受它的影响,在我们社会、公务、政治以及在种种生活方面,由于“面子”问题,曾经产生了许多无能和病因,远非人所能想像或乐于承认,举例说明:许多怀具谬见的人,除非他丢“面子”,在遭遇到一个问题,甚至具有国家重要性的问题的时候,他不肯“降尊纡贵”地去就商于他的属员,虽然后者可能是一个专家,而且能够轻易地将那个问题解决。上司为顾全他的地位,并因而保存他的面子,尽管他对此毫无所悉,他时常要作最重大和最愚蠢的决策,在属员方面,他可能充分认清那种错误的后果,可是习惯上什么也不讲,必如此以保存他的上司的“面子”,乃至他自己职业。但国家却因此蒙受损失。甚至当后来的发展在其他各方面暴露了那些决策的愚昧,可是不论部内或部外,仍然没有人敢于呼吁对那个错误加以注意,惟恐万一批评不慎,会使令那位负责的人丢“面子”。相反地,一种制造借口的阴谋和掩饰的方法自然而然地开始实施,以便顾全那位上司的面子。矫正那个错误的调查受到种种阻碍和挫折,因而对于国家的损害愈来愈为厉害,愈来愈为深邃。    
    除了由于这种无耻的行径而引起国家亿万元的损失,除了无谓地浪费了珍贵的时间,并结果牺牲了国家的声誉、财富及利益之外,历史业已证明,这种过分致力于保存“面子”,俨然奉为金科玉律,在其他方面更有极其可怕的影响,例如,它使令青年的热烈爱国情绪为之沮丧,它摧毁了他们的理想,消沉了他们的士气,并使他们变成毫无灵性的机械人,仅能像机械般执行他们的任务;它将创造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有利的监督之下,可能在各方面对于我国民生活的重振,有其建设性的贡献——变为破坏性的愤恨、冷酷和不平。其结果遂造成暮气;而且那不仅是造成不满心理的温床,通常叛乱更由此种现状取得它的动力和主要的支持。    
    任何时会,散播这种不和谐的种子已属不幸,尤其在国家正从事生死斗争的当前,让这些种子萌芽,更蕴蓄着严重的危险,因为它们使令整个社会的精神颓丧,损害战斗的精神,而且对于失望的个人的性格及其前途均属有害。    
    在分析全国显然普遍暮气沉沉的原因方面,我们很快就会看出,“面子”问题对于我们的迟缓的进步,乃是最为有害的因素之一。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政府花了很多的钱,在许多方面,从许多国家延聘来外国技术专家及其他方面的专家,可是“面子”问题却阻碍了我们对这些专家的经验和学识加以充分和明智的利用。在这方面,曾容忍了一种热狂的保存面子的制度,这种制度假使不予扑灭,甚至今日仍将有损于我们政府的目标,使令专家为之沮丧而趋于懈怠,剥夺国家的财富与力量,并无可补偿地延缓了工业的扩展,经验曾痛心地告诉我们,若干所谓负责的政府官员以及学生,直到今天依然认为,接受或觅取专家的建议,牵涉到“面子”的问题,更坏的是,他们使令情形愈来愈糟,即他们浪费时间,不厌其烦地致力于侮蔑专家所提供的建议的价值,并设法证明他们自己所具备的学识和能力,远较专家为优越。我知道我何以要讲这些话。    
    蒋委员长曾经不得不屡次三番地责备那些无知之徒,并向他的学生们强调,遵循技术专家的建议的重要性,俾可将那些为了战争与和平的目的而采购的现代化设备加以充分利用。    
    我个人曾经有许多次也颇感羞耻,并为我的国家而大感悲愤,可是特别是在我听见外国技术专家叹惜地说:“好,我之所以领受薪酬似乎是专门为了来听听,这些人对于这件工作,是怎样和为什么比我知道得还多”的时候,尤其难过。具有这种心理形式的人,他们或许不觉地就损害了我国的名誉和进步,而且他们既无谙于理性的启示,也不知道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迫及眉睫的祸害的阴影,那么他们应该质问他们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办?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形,他们究竟应该如何自处?这里有一个他们自己能够提供的答案,和他们自己能够采取的行动。如果他们不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去做某些事,那么就应该让专家来替他们做。但是我要问:我们应该为了某些人的面子而让一个国家损失吗?我听见在我们的国境内到处响应着“不!”的答案。    
    在如今千变万化,重大的时代中,这样一个答案对于明智的人,是一个很够分量的警告。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战争,在抗战的旗帜之下,不仅做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它振撼了受着折磨的爱国人民,充分认识了我国若干问题的性质,而且我们必须了解,那些问题中,有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和它的治疗,似乎决不能逃开受难者的敏锐眼光。对于“揩油”和“面子”所引起的败坏后果,我们似乎不能给予更多的容忍,因为除去伴随着它们的那些不道德的劣迹之下,我们更显然地认为它们是进步的主要障碍。现在它们已被归入正确的分类。它们不再被认为是地位与权力的正当犒赏,而被认为是显明的国家威胁。最近数年间,我们在各方面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摆脱这些以及其他可以矫正的痼疾,我们的国家方可突飞猛进,而且迅即能够从我们被焚毁的家园的灰烬中,从我们的山岭的巅峰之上,以真诚和坚决的意志,同声高呼:“我将再起。”


第六部分我将再起——妇女与家庭(1)

    中国妇女们对于我国古代的历史,曾贡献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同样地,现代的妇女们,对于当代的历史,也一定能贡献一有声有色的篇幅。她们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她们正在发展;是因为她们愈来愈具有国家意识;是因为智慧、教育、远见、创业精神和勇气,并不是男人的专利品。所有这些品质,妇女也都具备,而且她们很幸运的是,她们还天赋了另外两种品质,那就是母爱和温柔。在当前保卫我们的遗业,特别是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整个民族所面临的伟大工作中,这两种品质使她们更适于担任特殊的工作。甚至当兵,穿上制服耀武扬威,或者耳闻大炮的声响,也并不是男人独有的特权。妇女业经证明她们也具有那种勇气;她们能够忍耐战场上的艰苦;能够忍受战争惊天动地的怒吼,少女们已接受训练,并已成千成万地开赴前线,真羞煞了成群的青年男子汉。那些男子——假使他们还有羞耻的话——都是喧嚣着假装愿意帮助她们的国家,而自己却躲在安全的地方,或者紧紧依偎在远离那轰轰烈烈的前线的大后方。    
    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和我国的复兴,妇女们所必须担任的建设性的工作,愈来愈为重要。现在许多人都在说,为实践这一伟大国家的任务,有一半责任应该放在妇女的身上,因为她们构成人口的一半。如果从这种议论引申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妇女是否也应该享受一半权利和一半荣誉呢?可是,她们并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她们所想到的是支持抗战,充分认识争取国家的胜利应该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虽然,这些并无碍于男人想起妇女的本分究竟是什么。尽管她们只是在最近才确定了她们自己的地位,并证明她们的价值不仅限于家庭范围以内的事务,但她们是人,是公民,也是妇女。    
    前此她们的生活曾受拘束;她们曾受禁锢、深闭和限制;被禁绝参与国家问题的解决;被变成家畜,或者如果她们具有现在所谓的“妖艳”姿色,便像精美的瓷器一般,被幽闭在深闺中,享以珍馐美味,当做装饰品来玩弄,当然,这些都不是中国妇女们的过错。    
    现在她们正急于打破使她们长期不能参与公共事务的障碍。她们正在摆脱修道院一般的禁锢生活,那种生活使她们无法贡献和发挥她们的智慧和才能,她们的智慧和才能对于社会政治的改革和国家的进步之有否成就,极为有关,而且她们愿意提供成功的和进取的进步所需要的精力和动力。    
    妇女们必须倾其全力注意一件事,就是现在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大桩已深深地钉入我们饱受蹂躏的土壤之中,而构成一个复兴的中国的础基。她们必须设法确保荣誉、忠诚和公平,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特征。她们必须不停地苦干以造成忠贞、容忍和正义的空气,使之永远弥漫于国家的大厦和家庭的门限之中,赋予她们以有效能的组织和适当的机会,她们能够作这些事,同时她们能够改进个人的心理态度和关系,而促进人类永恒的福祉。    
    在我国过去的历史上,有些妇女值得我们去荣耀,去效法;有些则不值一提,而且应引以为前车之鉴。妇女中具有杰出文学天才者,如汉朝撰写“女诫”的班昭。还有魏夫人、李夫人、管夫人等。另外还有几位巾帼英雄,如花木兰、梁红玉和秦良玉是。这些妇女就都把她们的头脑和精力,贡献于国家的建立及改进的大业中。相反地,另外还有些被视为自私自利的妇女,如妲己、褒姒、武则天和杨贵妃是。她们有的是犯有阴谋篡夺的罪行,有的是发挥一种败坏的影响,致使当时的君主日趋堕落。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对国家有百损而无一利。不论她们的作为如何,她们已受到历史学者——虽然这些学者凑巧都是男人——乃至后代的咒诅。无论如何,她们是不值得我们去效法的。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秋瑾,她是一位女教育家兼革命家,由于她反抗腐败的满清政权,决不妥协的立场,而被斩首。在杭州,她的坟墓永远是人们表示景仰与崇敬的名胜所在。谁都知道,她是为了她的国家而以身殉的。    
    对于班昭,我们不能仅仅草草一提,便算了事。她是前汉史学家班固的胞妹,班固死后,她继续撰述她的未竟遗著。那还是基督纪元前六百年间的事。她虽未继承史官的职衔,但她却出任为皇后的女傅。在她著名的“三从四德”中,她为妇女的教育,树立了楷模。她主张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包括妇德(贞节),妇言(言谈娴静),妇容(外观的洁雅朴素),与妇工(相当特长管理家务的本领)。作为模范的妇女,似乎不应致力于出人头地。如以今日的观念来衡量,她的教育方法阻碍了妇女的发展,但无疑地适合她的时代和她的环境。    
    然而,现在却有一些评论家,硬将班昭的作品指为不忠于妇女界;出卖妇女的地位。她受人指责,说她助长了男人要将妇女禁锢于家庭的愿望,而且在如是悠久的岁月中,她阻止妇女参加公共生活和进入社会。中国妇女界现在刚刚摆脱掉的那种痛苦和艰难,批评家们也都一律归咎于她,就我的想法,按照她的见地和她的时代而言,她是正确的——但幸而时代变了,我们也就变了。当时是对的,但未见得就适合今日妇女的解放观念,或者少女们的从军运动。    
    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是相对的,可是有一个毫无疑问的基本原则。是由班昭所建立的,永世不能予以动摇。那就是“德重于才”。就我的想法,如果人必须在德与才之间选择其一,那么德应该受到更多的珍视。然而,决没有理由说,一个女人就不应才德兼备。    
    这个真理必须要使其不可磨灭地铭刻在青年人的头脑之中,俾可成为她们人格中最耐久的部分,用以抵制青年期的目无法纪,男女同校的越轨言行,以及一般现代化生活的诱惑。


第六部分我将再起——妇女与家庭(2)

    过去我国妇女界的幽禁生活虽属一种有害的束缚,然而今天所赋予的自由,可能又过分无拘无束,结果同属有害。只有坚定的人格才会经得起这种尚未习惯的独立,以及尊亲管束的骤然废除的危险。放荡不羁时常被误以为就是自由,实属遗憾。但它的责任大部分应属于父母。也许古老家庭制度的压制,骤然突被推翻,而青年人的杂乱无章的活动又过分急躁,以致不容父母作必要的心理调整,和建立必要的防备以应付这新时代。青年人是逸出轨外了,要想实行一番顺利的纠正,却非易事。惟一可做的事便是由教育工作者促使青年重视荣誉,并以智慧和耐心,指导那必然澎湃的精力和活力,向有益于国家福祉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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