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经典在唐朝武则天统治时的延载元年（694年）传入我国。当时，明教先是传入了回鹘，并且在回鹘获得很高的地位。大唐朝廷为了笼络回鹘，不得不优待明教，加上唐朝本来对于各种宗教都持宽容态度，因而明教一度在唐朝很得势。后来，唐朝击败了回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摩尼教也遭到了严厉禁止。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明教与明朝（2）
从此，明教的活动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结社组织，并且尽量与佛教拉上了关系，以求保护自己。他们诡称自己为佛教上乘宗，其教徒不吃荤，供奉摩尼夷数（耶稣）画像，反对摩尼教的佛教徒和官府便说他们是“吃菜事魔”的邪众。
后梁年间（907…923年），这个“上乘宗”曾发动起义，但遭到镇压。后晋时（936…946年），明教又开始在民间秘密传播。北宋时，《二宗三际经》被编入《道藏》，明教一度广泛流传。
但是，只要民间一遇水旱饥馑，百姓不满时，富有斗争精神的明教便会被利用来聚众造反，所以政府又不能不对它加以镇压。明教徒为了逃避禁律，便一再改名，或与其他宗教融合。到北宋末年，它便与出自佛教净土宗的白莲社、弥勒教合流了。弥勒教假托弥勒降生的传说，白莲社以西方净土白莲池为引诱，也都有秘密聚众、反抗官府的传统。元代宗教政策宽松，白莲教一度可以公开传播。到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元廷又先后下令禁止白莲社佛事，白莲社再次成为秘密结社。
红巾军以明教为起事的招牌，很自然要有一个现实的人来作为偶像，也就是需要一个活生生的明王。但明王毕竟是神，离现实还有一段距离。于是，为了增强号召力，义军又不得不给明王再加上一道光环，即称他为宋朝皇室之后——天下本是大宋的，只是后来被蒙古贵族夺去了。按照普通中原老百姓的理解，宋朝皇室之后有理由出来重掌天下。人们为了过上好的生活，不仅要消除阶级压迫，还应该消除民族压迫，于是，小明王就有了双重身份。
明王出世，战胜黑暗，就会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无疑，幸福生活是所有人向往的。世道越黑暗，幸福生活对穷苦老百姓的诱惑力就越强烈，他们迫切期盼明王出世。而在元朝，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根源则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统治者，只有推翻蒙元政权，才能迎来光明世界。所以，小明王又以大宋政权的旗号作为号召，提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他们以此将各种反元势力和穷苦百姓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下。红巾军要壮大势力，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具有双重身份的小明王就成为最好的招牌。
红巾军大起义以白莲社为聚众手段，活动的主要地区是汝、颖、蕲、黄诸州，进而蔓延到钟离、定远，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河南及安徽北部地区。朱元璋作为僧人云游四方时，所到之地正是彭莹玉、杜遵道传教布道的地区，因此他也接触到了白莲教。
郭子兴、孙德崖等以白莲社烧香聚众，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濠州起兵。其时朱元璋已二十五岁，在走投无路之际投入红巾军就是很自然的了。郭子兴要增强自己的权威，就要借小明王的牌子，遥奉大宋小明王为主。郭子兴死后，大宋政权授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朱元璋为左右副元帅，他们都是小明王的部下。这样，朱元璋便与“明”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朱元璋也因为实力不够强大，还要借用小明王的旗号。但是，为什么他直到建了国、当了皇帝后还离不开这个“明”字呢？
朱元璋的队伍由于知识分子的加入，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很优秀的传统。历史上，儒家学说多次与佛、道发生激烈冲突，邪神、杂教更是儒生们抨击的对象，摩尼教（明教）、白莲社这样的秘密宗教会社更为儒家知识分子所不齿。前面我们讲过，刘伯温就强烈反对朱元璋在元旦时向韩林儿御座行礼。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么做固然有其用心所在，而在刘伯温看来，身为孔门弟子，凭什么要向一个“邪教教主”下拜！
朱元璋和他的军队经过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改造，从此与红巾军本来所依托的明教、白莲社渐行渐远，向着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天下正统的继承者的方向大步前进。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也就是大宋龙凤十二年，朱元璋在声讨张士诚的檄文中就说，元末农民起义是“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倡言之妄诞，误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而且“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从这番言辞激烈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这个时候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跟以前的兄弟们划清界限了。
也就是在这年十二月，朱元璋派遣部将廖永忠将小明王韩林儿从徐州接到应天来。在瓜州渡江的时候，廖永忠凿沉小明王御座之船，韩林儿就稀里糊涂地淹死了。从此，朱元璋与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口号的红巾军完全脱离关系了。
但是，朱元璋在称帝后却仍然将“明”字定为国号，那些儒生怎么会容忍拿这么一个与“邪教”渊源甚深的字作为国号呢？
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原因。一方面，朱元璋终究还是不能将反元起义的旧部人马一脚踢开，朱元璋军队及其归附者的主要成分是原红巾军将士，这些人参加起义，就是为了投奔“明王”或者迎接“明王”出世，不可能让他们马上抛弃原来的迷信思想。朱元璋不能让他们失望，以“大明”立国，就回应了“明王出世”之说，暗示自己就是明王，地位无可取代。
另外一方面，面对儒生们，这个“明”字又有了另外一番解释：明，义为光明，分为日、月，合则为明。历朝统治者所遵行的正统祭礼，都有“大明”、“朝日”、“夕月”这样的祭礼，这就使得“明”这个国号看起来堂堂正正，表明新皇帝乃是受命于天，与日月齐光。再者，按中国传统的五德终始之说，新朝建立在南方，南方属火，为祝融氏；北方属水，为玄冥氏。元起自北方，北方为水德，以火克水，以明制暗，正合传统的五行相生相克观念。而且，朱元璋的姓氏，“朱”字也与祝融氏拉上了关系。朱姓本是从远古祝融氏而来。祝融，本是颛顼帝之子，是帝喾（kù）的火正，就是掌管火的官。在远古，管火可是很重要的职务，因为祝融为天下安定立了大功，就被另行划分为一个姓氏，这就是祝融氏的来由。祝融掌管火，火就是光明。明朝得天统之正，因此以“明”为国号。为了宣扬朱元璋的大明王朝起自火德和火德之盛，明代的官私记载都对此大加渲染。《明实录》中对此一再加以夸大的记述描绘，民间的传说则越传越玄，总之，都是为了证明明朝乃是受命于天，兴于火德。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明教与明朝（3）
这一番附会真是说得有板有眼，明受于天命，合于五行，得天统之正。因此，以“明”作为国号，也得到了信奉儒家学说的人的认可。
明朝建立以后，一再下令严禁白莲社，并将其写入《大明律》：凡巫师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神佛，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如此规定，为的是防止别人再借此来聚集民众，窥伺皇帝宝座，但白莲社还是在民间流传，并且仍有人声称“弥勒佛下世”，僭“明王”之号起而造反。这也正可看出朱元璋自己占据“明王”的位子，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韩林儿靠明教聚众造反，为什么自称“小明王”呢？作为皇帝，却被称为“小明王”，这是极不寻常的。前有大元，后有大明，这“小明王”的称呼是怎么来的，这中间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明朝人认为，国号前面加大字始于元朝。前面说过，元朝国号称作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既然推倒了大元，继之者必然也要冠以大，因而称作“大明”。但反过来看，为什么韩林儿做皇帝却要称为“小明王”？既然朱元璋要建立大明国，“大明”二字就只能由朱元璋独享，韩林儿就不能不屈居于“小明王”的地位，不如此就不足以突出“大明”天子。
朱元璋在明朝建国前一年就为自己建了一个年号，但这个年号只有一个字，“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以一个字做年号的。朱元璋身边有不少足智多谋的饱学之士，不会连这点也不清楚。但，就是这一个字的年号，使朱元璋的来历露出了马脚。因为这一年朱元璋仍然使用着大宋龙凤，也就是“小明王”的年号。不久，由于小明王被淹死，龙凤纪年便显得无所依附了。这时新朝还没有建立，当然新的年号也就无法建立。既然这时朱元璋是吴王，便索性以“吴”作为纪年。尽管这个年号有些不伦不类，但总算有了纪年的标志。“吴元年”和“小明王”这两个词所表露出的正是当时政局风云变幻的痕迹。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其中许多记载都是后来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精心编写的。“吴元年”和“小明王”这些不合常理的字眼，值得人们玩味。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朱元璋的治国理想（1）
朱元璋建立了大明，暗示明王出世了。那么，他是明王吗？明王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明王带给百姓的光明世界是什么样的？大明国是百姓的理想国，还是朱元璋的理想国？朱元璋要建立的大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这些在他的北伐檄文中就有所宣示。在北伐檄文中，他高呼：“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陈纲立纪，救济斯民……拯生民于涂炭。”这些其实就是朱元璋的建国纲领，这几句话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推翻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
第二、重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第三、把老百姓从艰难困苦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这三项目标相互关联。“胡虏”，指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者以及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实施者，所以，不论是要重建社会秩序还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都需要“驱逐胡虏”。而不论是“驱逐胡虏”还是“陈纲立纪”，也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救济斯民”、“拯生民于涂炭”，则是终极目的。当然，这中间没有说到朱元璋要改变自身与家族的命运，因为这在家国一体的宗法君主制社会中，是不言自明的。
“驱逐胡虏，建立明朝”，现在朱元璋已经做到了。那还要怎么做，才算是“陈纲立纪、救济斯民”呢？朱元璋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尝尽了官府刻剥和豪民欺压之苦，而由于天灾和长期战乱，百姓的苦难就更为深重。朱元璋对此有切身体会：他以前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只知道喝酒，不理政事，对老百姓的疾苦也是一概视之漠然。看到这种情况，朱元璋十分生气。作为一个皇帝，他对民间百姓生活的困苦、劳作的艰辛同样知之深切，他说：“农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农妇缫丝绩麻，缕积寸成，及登场下机，公赋私债索取交至，竟不能为己有。食惟粗砺，衣惟垢弊。”
朱元璋对百姓充满了同情心。在建国之初，面对长期动乱之后的百姓，他说：“百姓才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当务之急，“在安养生息而已”。然而，“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他要求官员们对此“深念之”。但是，至于怎样才能使百姓安养生息，他和大臣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刘伯温认为：“生息在于宽仁。”朱元璋则说：“不能施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
他认为，宽仁的核心在于“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既生财，又节用。生财，使民富裕，就要发展生产；节用，就要求官府爱惜民力，减轻百姓负担。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对百姓要明教化，对官员要禁贪暴，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可以说，这一段话概括了朱元璋全部的治国理念，它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发展生产，使民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