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替一个部落驱除蛙害，他便动用文明社会的武器，用炸药去炸死蛙群，连带着把池塘给炸毁了，当地人失去了唯一的水源，陷入比蛙害更可怕的灾难。后来他又到另一个部落去，由于背起了象征性的女神，求来了雨，因此被册封为“雨王”，并与部落国王结为挚友。他真诚地渴望克服自己人格中隐存的猪的因素，想学会摹仿狮子的吼叫，把金狮子的精神和品质引入自己的灵魂，以摒弃旧的自我，创造新的自我。但是国王不幸被狮子咬死，亨德森狼狈地逃出非洲，回到美国。
亨德森在非洲腹地的探险，从本质上讲是一次向自己内心深处的探险。他的言行表明其具有崇高理想和仁爱精神，是当代美国的人道主义典型。然而他的这些高尚情操、崇高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与客观现实格格不入，使得他对优秀品质的追求总是以失败告终，表现出追求的荒谬性。为此，作者曾不无嘲讽地称他为“具有优秀品质的荒谬的探索者。”亨德森探索的荒谬性首先表现为他企图在充满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追求高尚的品德。例如，他曾经为“宽恕罪过是永恒的，并不计较原来是否是好人”这句话感动，想从书本中找到答案。可是他“查了几十部书，但翻出来的尽是钞票”。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它嘲笑了亨德森企图在这个以金钱为杠杆的社会里寻求宽恕的不可能性的荒谬性。他所面对的现实社会起作用的不是宽恕，而是金钱。这个充满铜臭的物质环境使他感到苦闷、烦恼和失望，他刻骨铭心地认识到：“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想要避免疯狂，这本身就是一种疯狂的表现。而追求神智清醒的努力，也会是一种疯狂的行为。”这疯狂正暗喻着荒谬。其次，他那探索荒谬性还表现为回避矛盾，远离尘嚣，到非洲腹地的原始部落里去寻求医治文明社会弊病的良方。刚到非洲，亨德森为自己与世界脱离联系感到欣喜，却又不得不承认：“我还是不能对付社会，在社会面前我总是吃败仗。我独自一人还能善处，一旦置身人群，就为邪恶左右了。”离开非洲之前，他坦率地对向导说：“我一向喜欢回避”。在回避中进行探索，这个悖论本身就揭示出他行为的荒谬性。此外，亨德森探索所采取的方式也是荒谬的，往往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例如前述的“驱除蛙害”，“摹仿狮吼”等。
亨德森的荒谬性探索一再失败，可他并不气馁，他认为，“我们不能听任自己闲着，百事不干，不去仿照更大实体的存在方式，尽自己的职责；”“一个人得继续活下去，无论他的境遇是好是坏”。为此，他感觉到自己“正处在人生的初期”，大自然的一切都十分可爱，“太阳”、“草地”、“蒲公英”都折射着他对人生的热爱之情。全书结尾处，他精力充沛地在冰天雪地里围绕正在加油的飞机奔跑跳跃。这块加油地叫纽芬兰 （Newfoundland，意谓新发现的土地）。亨德森在上面蹦跳，象征他将再度行动，开始新的探索。他的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令人很容易便想起加缪笔下的神话人物西绪弗斯，探索的过程就蕴含着人生的真谛。
六十年代，贝娄着意于通过对人的精神受难反映现代社会的危机感，非传统英雄式的主人公 （被译作“非英雄”或“反英雄”）逐渐出现在他的作品中，长篇小说《赫索格》中的四名人物便是这样一类失去了自我生存的立足点、不知哪儿出了毛病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一出版，便成了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它作为“高级趣味”的严肃作品进入了以“通俗文学”占多数的畅销读物行列，说明它曾经深入地激动了广大读者，在他们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赫索格是一位生活优裕、推崇理性、信奉人道主义的大学教授。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忽然发觉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出了毛病。于是身心受到巨大的刺激，精神濒临失常的边缘。他本人对两性关系采取随便的态度，而最信赖的朋友却和他的妻子私通。结果他被迫离婚，失去了心爱的女儿，思想混乱，写不出计划中的巨著。他感到自己的一生象是被人作了错误的安排，全都荒废了。对动乱的、不公正的社会，他整天忧心忡忡，精神上失去依托，找不到生活的立足点，失去了心理平衡，又不知到何处去寻找安慰。他感到自己已经被社会抛弃，所以只能整日给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写一些发不出去的信，诉说自己的痛苦和愿望，体味着自己的异化感和危机感。他苦于在混乱的世界找不到生存的位置，最后，回到了乡村的自然环境，才使痛苦的心灵得到了宽慰和安宁，产生了新的生活希望。
赫索格经历了家庭生活的失败，目睹了社会的各种邪恶和时弊，对于个人的痛苦和灾难他无力抵抗，只能在内心深处反复地思索，他的思索是异常深刻的、广阔的。从自我的本质到人生的意义；从政府的政策到社会的罪恶；从个人的痛苦到人类共同的责任，他对许多问题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探求。例如，他对真理作了这样的思考：“但真理只有在给人带来更多的屈辱和厌烦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因此，真理只要不表现邪恶，它就是幻想，它就是虚伪。”再如他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思考：“在这个非理性的世界上，宽恕、怜恤、慈善，所有这一切宝贵的东西……都遭到每一代怀疑主义者的破坏、非难和抨击。”类似这种启示录式的沉思，小说中所在皆是，它凝聚着贝娄对痛苦的沉思和沉思的痛苦。精神的混乱使赫索格陷入沉思，而沉思又加深了他心灵的痛苦，他愈是思索得深广，就愈是思索不出所以，也就愈发感到痛苦，愈发显得混乱。赫索格的苦难表达了当代美国普通人的共同命运和尴尬处境，以致于有评论家声称“人人都是赫索格。”
丧失了自我本质是现代人精神危机的一个方面。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要干什么，人始终被一种没有根基、没有归宿、悬浮在半空中的惶惶然的感觉所控制着。赫索格便属于这种失去了自我的形象，他曾痛苦地大声疾呼：“我感谢上苍给一个人的生命。可是这生命在哪儿呀？”他揽镜自照，问道：“我的天哪！这个生物是什么？这东西认为自己是个人。可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人，但它渴望做人。象一场烦扰不休的梦，一团凝聚不散的烟雾。一种愿望。”赫索格的精神追求一直贯穿着寻找自我的努力。但自我本质究竟是什么？贝娄似乎无法拿出一个清晰的答案来。个人的尊严和体面原本是自我实现的一个层次。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的尊严受到了重创。赫索格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在个人生活方面，都是一个任人摆布的角色，“所有的决定”都由背离了他的妻子及其情夫做出，“甚至连他的思维也要受他们指挥。”这就丧失了一个人起码的尊严和人格，与囚犯的境遇一般无异。为了找回失去的奠严与体面，他便把满腹凄情、一腔怨愤诉诸文字，结果却发现“这种心智上的优势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枷锁罢了。”在充满了疯狂与非理性的现代荒原，绝望与幻灭的情绪一直笼罩着当代美国人，赫索格的形象便是这种情绪的较为典型的体现。
《洪堡的礼物》是贝娄的又一部代表作。这部小说于一九七五年出版后，立即引起评论界的重视，被美国《时代》周刊推荐为当年十大优秀著作之一，并于翌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在这部作品中，贝娄再次以其独特的透视角度和内蕴深沉的笔力，真实地展现了美国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的场景和当代美国人那种扑朔迷离的精神状态，指出美国“造就了自由主义者的轻浮与绝望的现代个人”。
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两代作家的命运，揭露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于精神文化的压迫和破坏，表达知识分子的存在的痛苦。洪堡是三十年代的著名诗人，他的作品充满人道主义气息，渴望以柏拉图关于美的理念来改造“实用主义的美国”。但是，物质主义的盛行，沉重地打击了洪堡。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精神病发作，被关进了疯人院。最后，洪堡在穷愁潦倒中病死于一家下等客栈。西特林是洪堡曾加以提携的文学晚辈，五十年代一跃而成为著名作家。后来两人反目成仇。西特林曾悉心研究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厌烦”问题，认为人在能力得不到运用，才干被消耗荒废时，会从痛苦中产生厌烦，它与异化和沉沦的观念一样，是人生难以摆脱的。成名后的西特林虽然拥有金钱、地位、荣誉和女人，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精神却已经枯竭，再也写不出新的作品。渐渐地，生活也越来越不如意，金钱与物质的罗网勒紧了他，年轻的情妇需要挥霍和享受，前妻要索取巨额赡养费，律师们也来欺诈他的钱财，甚至连法官也想严厉地惩罚他。西特林终于丧失了名声给他带来的一切，冷冷清清地沉落到西班牙。在绝望中，他靠亡友洪堡留下的电影剧本的提纲，将其出售才得以度过难关，重新开始生活。
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 （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出现了新的矛盾。在物质与实利主宰着一切的美国，洪堡与西特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显然是不存在立足之处的，因为“诗人不会做子宫切开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在金钱、政治、法律、理性和技术垄断了权力的实用主义肆虐的社会，已经找不到“诗人干的别的事情、新的事情和必要的事情，”他只能“处于软弱的境地，成为一个低贱的角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洪堡的苦难代表着美国整个文化界的精神危机。他原来是一名有思想，有才华的诗人，关心国事，具备献身艺术的精神，企图把“艺术圣典”与“工业化的美国”作为同等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在精神与物质，审美与实用之间寻找出一个契合点。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粉碎了他的理想。他在事业上的失败又引起了晚辈友人的龃龉，他在潦倒与疯狂中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终至“疯癫而死”。洪堡的一生，是以一个失败者而告终的。贝娄借助这一形象披露了美国社会的深刻危机；这个社会已经丧失了使生活产生意义的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一旦崩溃，社会的沉沦便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瑞典皇家学院在给索尔·贝娄颁奖的授奖辞中这样说道：“贝娄从未忽视过在咄咄逼人的现实世界里价值标准的受到威胁的地位，这正是他经常描写的。但是他并不认为人类的行为、举止或者是科学的突飞猛进，预示着一场全球性的浩劫。不管怎么说，他是个乐观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坚信人性善良的反对派领袖。真实应然应该暴露，但真实并总是充满敌意的。正视真实并不一定完全等于勇敢地迎接死亡。”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贝娄的作品是大有裨益的。毕竟，在美国，洪堡虽然巳经凄楚地死去，贝娄却倔强地生存了下来。这从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诗歌与艺术事实上并不那么脆弱。
现 代 方 舟 何 处 觅
——安部公房的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国的日本满目疮痍，国民的心态普遍被沮丧、迷惘、幻灭与绝望所笼罩。存在主义思潮适逢其时地进入了日本国土，较深地影响了“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在整个“战后派”作家群中，安部公房是成绩最突出的一位。他是日本少数几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之一，有“日本的卡夫卡”之称。在创作上，安部公房大胆引进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表现形式，使用离奇的寓意手法来讽刺和描写现实生活。他擅长于把现实生活的细节和幻想情景交织在一起，似幻似真地表现个人的孤独和不可思议的力量面前的渺小与无能，以文学的手段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异化”现象。
安部公房于一九二四年生于东京一个医生的家庭。他幼年便随父亲移居我国东北，在沈阳读完小学和中学。一九四0年，安部公房回国读大学。大学期间，他耽溺于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里尔克的作品，接受了存在主义的思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安部公房为了与家人团聚，伪称患肺结核，休学回到沈阳。一九四六年底，他被遣送回日本，以卖菜为生。一九四八年，安部公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同年发表处女作《道路尽头的标志》，并加入由现代派作家组织成的“夜之会”。此后，他便弃医从文，走上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