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希望从绝望深处迸发-存在主义文学- 第16部分

　　昆德拉一九二九年出生于捷克的布尔诺。父亲是一个著名的钢琴家，曾任布尔诺音乐学院的院长，这一点对昆德拉所具备的良好的音乐素养有着深刻的影响，作家后来曾回忆道：“直到我二十五岁时，音乐一直比文学直加吸引我。”昆德拉年轻的时候当过工人、爵士乐手、最后致力于文学和电影。他在布拉格高级电影学院担任教授时，曾经倡导过捷克新潮电影的探索。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捷克后，昆德拉受到批判，被解除了大学的教职，他的作品也横遭查禁的厄运。一九七五年，昆德拉与他的妻子维娜一起移居法国。由于他文学声誉日益增高，后来被特别授予法国公民权。他的小说多次获得国际性的文学奖，被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

　　昆德拉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情》，长篇小说《玩笑》（1968）、《生活在别处》（1973）、《为了告别的聚会》（1976）、《笑忘录）（1976）、《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不朽》（1990）等。

　　昆德拉的艺术追求是“揭示未知的喜剧性领域”，而构成这一领域的最重要的因素使是生活的荒诞性，生命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中分裂和异化。读者透过作家不无戏谑的语言表层，体会到一种深刻的悲剧感。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便是上述艺术追求的体现，以荒诞的形式表述了一个严肃的主题——历史的偶然与生存的荒谬。

　　《玩笑》描写的是这样一则故事；主人公卢德维克原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学生会的干事。他所热爱的姑娘玛格塔假期参加政治学习集训，政治热情高涨的她对他的爱有点儿不太在乎。于是，卢德维克有意在与这个天真、严肃、把一切都看得十分严重的姑娘开一个玩笑，就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了三句话：“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的空气发出恶臭，托洛斯基万岁！”结果，他开的这个玩笑不但没收到预期的效果，得到他人的欣赏，反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受到组织的讯问，他所有的朋友和同学都轻而易举地举手表决，一致赞同开除他的党籍学籍。随后，卢德维克被送进了军队里的劳改营服刑。十五年以后，他偶然遇到了当年整他的人的妻子海伦娜，为了复仇，他处心积虑地勾引她。等到他如愿以偿时，他方才知道那个整他的人早已另有新欢，搭上了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姑娘，内心里巴不得将自己的妻子转让出去。卢德维克最初想以玩笑进行复仇，结果却钻进了一个更大的玩笑的圈套之中。这种哭笑不得的尴尬以“黑色幽默”向我们昭示了人的存在之虚妄。

　　历史生活不是以事件本身的完整、悠远和广阔，以及重要的政治意义进入昆德拉的作品的，在他的笔下，历史只是作为审视人类存在，揭示人的存在境况的一个维度，才得到描写的。与一般的写实主义作家不同，昆德拉注重的是特定的历史生活哪些构成了人对自己存在的特殊体验，它是如何渗透进历史的长河的过程，而人的天性的显露与潜在的特点与历史拥有怎样的一种相互关系。昆德拉在　《玩笑》的前言中写道：“《玩笑》的情节本身就是一个玩笑。不只是情节，它的　‘哲学’亦如此：人，陷入一个玩笑的圈套，来自外部的灾祸使他蒙受痛苦，这是可笑的。他的悲剧实际上是在于玩笑已经剥夺了他成为悲剧的权力。他被迫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昆德拉接下去又说：“历史的悖论与生活具有相同的基本特性：海伦娜陷入了卢德维克为他设的圈套；卢德维克和其余的人又陷入了历史为他们设的圈套：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们感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认识到历史是如此乖戾地嘲弄人，昆德拉以一种审慎而清醒的目光打量着人与历史的的关系，对存在之继发出追问。

　　卢德维克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在于，他原本希望成为一幕悲剧的导演，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地成了那一幕悲剧的主要演员。当他开始勾引海伦娜，蓄意把她“当作一块石头向过去砸去”的时候，他的初衷是想羞辱那个迫害他的人。但是，他采用的手段与方式是与迫害者如出一辙的，他用玩笑摧毁了海伦娜的真诚，对无辜者发泄了恶意，却丝毫没有损伤自己的报复对象，这种徒劳正是那不可预知的命运发出的嘲笑。倘若将这一个尴尬的结局看作是命运的话，这命运是会让人陷入更为深沉的思考的。往事如同过眼烟云，卢德维克的青春与憧憬早已永远成为过去。十五年后，他所面对的已是另一个别人，另一个自己，拨开遗忘的厚尘，回忆过去，仿佛是历史在漫不经心地与人做了一场游戏。玩笑罩住了他一生的命运，并罩住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命运。个人与历史被紧密地粘连在了一起。只要开头有了一个玩笑，就会衍生出下一个玩笑，一连串的玩笑。昆德拉力图表现出社会本质的荒诞性：人们在怀里揣起虚幻的愿望，在生活中荡秋千，竭力想荡到命运的高处，末了却发现自己依然，也只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正是我们的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可笑。昆德拉的小说也大多以此为名，如《可笑的爱情》，《笑忘录》和《玩笑》等。

　　昆德拉本人曾竭力声称《玩笑》不是一部政治揭露小说，而是一则爱情故事，而编织着这一则故事的便是爱与恨的矛盾与统一：卢德维克“把他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所有的恨集中于一个爱的行动。”它再现了昆德拉作品中一贯回响的主旋律——关于灵与肉分裂的忧郁的二重奏。作品中有两段情欲描写感人至深，其一是在劳改营中，卢德维克认识了附近工厂的女工露西，他觉得他纯洁无邪，狂热地爱上了她，渴望占有她的肉体。但当他无法忍受与露西的长期离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营区与她单独幽会时，露西却拒绝给她肉体之爱。多年后，卢德维克才从一位朋友处得知露西的辛酸经历，她曾被一群不良少年轮奸。她长期保持在心底里的贞洁的形象与真实的露西是那样不同，爱情的幻想与回忆在此刻间显出了它的苍白空虚。其二是卢德维克回到家乡，在那里与女记者海伦娜的约会作爱，其目的只是为了报复海伦娜的丈夫，羞辱这个过去也参与了对他的迫害的人物。但是，海伦娜却真诚地爱上了他，因忍受不了他的不辞而别，竟然服药自杀。尽管他吞下去的只是泻药，却令卢德维克虚惊了一场。实际上，卢德维克的报复根本伤害不了海伦娜的丈夫，后者与妻子的感情早已破裂，而且又有了一个更年轻漂亮的情人。报复的失败只是使卢德维克诅丧地认识到：他又落进了历史所设下的玩笑的圈套。“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昆德拉在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提出了诘难，接下去又说道：“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可是在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是渴望压在男人的身躯之下。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在上述沉重与轻松的对抗中，我们将选择什么呢？让我们沿着昆德拉的存在主义式的沉思之路，越过那种简化的二元对立的界线，越过概念化认识的界线，去勘探人类生活不曾被深究的地层。

　　作为一部实验性的作品，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被称之为“很难严格类分的读物”，它是理论与创作的结合，虚构与纪实的结合，杂谈与故事的结合，通俗与高雅的结合，乃至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结合与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正是这种种结合，帮助昆德拉呈示了他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主题之一——对存在之轻的疑问。作品通过外科医生托马斯、女记者特丽莎、女画家萨宾娜、大学教师弗兰兹等人的生活轨迹和感情纠葛，追究和探索着人类的一些根本性困惑，超越了一般政治批判的层面，进抵哲学沉思的永恒。

　　生命中的“轻”是一种临近“虚无”而产生的无处着落的感觉。当人一直感觉到生活有内容，生命有意义、有目标、有使命，甚至还拥有与之相匹配的苦难与不幸时，他知道自己的所背之物具有一定的重量，是可以具体化的重负；但这种重负一旦失去，人被抛掷进一个失重的世界，难以排遣的空虚本身变成了莫名的沉重之时，“轻”就变得难以承受，存在失去了依凭，事物丧失了意义，人便唯有在荒诞的境况中体验焦虑与困惑。

　　昆德拉给这部作品最初取的题名是《无经验的行星》，他认为：“无经验是人类境况的一种特质。我们只能出生一次，我们决不能拥有从前世获得的经验来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一意义上，人的世界是无经验的行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面前展开的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他没有过去，拥有的只有“现在”，在当下的一刻作出选择，采取行动。失去了过去的经验，选择也罢，行动也好，都不免是盲目的，偶然的，不由自主地从存在走向虚无，由重向轻转化，因此变得无法承受。

　　外科医生托马斯迷恋女色，希图通过性爱来确立自我感，消除生活的重负，他渴望摆脱重：重量，重责，重要，严肃认真，价值……去寻找一份没有负荷的生命之轻，在轻盈，飘逸、浮狂，甜美之中沉醉。出自某种偶然，特丽莎来到了他的身边，他在不能肯定那是出于爱情还是出于疯狂的情况下接纳了她。婚姻使托马斯浪子生涯的自由受到了威胁，托马斯既不愿伤害特丽莎，又不想放弃浪漫的性友谊。丈夫与情人的双重角色在他身上不能不互相发生冲突，令他对自己的情感选择进行反复的追向。事实上，托马斯根本不能把握自己，不能确知自我作出何种选择，在何种状态下能真正感受到他所追求的充分自由，也即所谓的“轻”。他就象一颗“无经验的行星”似地经常问自己“非如此不可么？”托马斯不断地在性爱领域的困惑里来回逡巡，当他离开特丽莎以后，自以为从此便可轻松，不料没过两天这种自我迷醉就自行瓦解；而在他身不由已地回到特丽莎身边时，新的失望与逃离的念头又向他无情地袭来。托马斯的经历告诉人们，在人所追求的自由中，责任与价值必然会如影随形地伴随其侧，轻与重原来就难以分割，无从选择。精神价值的重力的失落所导致的“轻”，谁又能承受得起？

　　特丽莎在小说中代表着对灵与肉的疑问“产生特丽莎的情境残酷地揭露出人类的一个基本经验，即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和的双重性。”特丽莎的母亲有过不幸的经历，自从特丽莎出生以后，便把对生活的怨恨发泄到了女儿身上，以自己粗鄙的言行嘲弄特丽莎的羞涩与自爱。特丽莎期待脱离母亲的世界，那是一个没有灵魂，只有肉体的世界，尊严与美丽毫无立足之地的世界。也正是在这一个污浊的世界里，特丽莎滋生出了对灵魂的圣洁与精神的美丽的向往之心。特丽莎为了给自己的灵魂寻求一个神圣的庇护所，走进了托马斯的世界。但是托马斯接纳了她的灵魂，却不忠于她的肉体，这种灵肉分离的爱情，给特丽莎带来了新的恐惧，悖论也由此产生：特丽莎是怀着灵魂之爱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最后却由于肉体的被遗弃而陷入孤岛般的痛苦。在此，昆德拉通过特丽莎的悲剧剖析了人植根于肉体的自卑与软弱。

　　弗兰茨与萨宾娜这两个人物在作品中展开了媚俗与反媚俗的主题。弗兰茨是欧洲社会中渴望理想、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化身；而萨宾娜则来自一个集权主义的社会，她对革命、理想与个性自由间的冲突有着切身的体验。弗兰茨要进入的境界恰恰是萨宾娜要逃离的，他所寻求和建构的价值与意义又恰恰是她不断消除和取谛的东西。昆德拉指出：“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畴，并排拒来自这个范畴的一切。”他极具洞察力地表明这种状态正是社会统治得以维持的心理基础，它构成对独立个性的巨大威胁。昆德拉的深刻还在于，他在揭露媚俗的同时，也展示了媚俗在人的天性中不可移动的根源。即使对抗媚俗的人也不能不利用媚俗。萨宾娜的灵魂桀骜不驯，但她的这一特征又需要通过肉体的被注视、欣赏而得到他人认同。也就是说，个性独立要强如萨宾娜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