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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思想意义是复杂的。莫尔索既不是一个道德感强的人，也不是不道德的人，他象被抽去了灵魂。小说复杂的思想意义尤其反映在莫尔索这个形象身上。莫尔索是个精神的畸形人。在他身上，作者概括了三、四十年代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他对一切，如母亲的死、爱情、法律审判，都非常冷漠，和一般面临同样处境的人的反应绝然不同。他母亲的朋友贝莱兹在葬礼上悲痛欲绝，玛丽在爱情中热烈投入，辩护律师竭力为他辩护，他们的人生态度都反衬出莫尔索的冷漠。对母亲、对情侣，他都是局外人，这表明他和世界疏远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不仅如此，他对自己面临的死亡，也成了局外人，连自己也和自己疏远，自己也和自己不相干了。可见，他不但失去了非我世界的联系，也失去了自己。作者没有写主人公这种心理特征是如何形成的，而只是把它客观地展示出来。但正象上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中那些落落寡欢的忧郁的主人公和俄国文学中那些在现实中找不到地位、找不到生活意义的多余人一样，“局外人”患的也是这种世纪病，他揭示了人和世界的关系的荒诞性和人自身的荒诞性。所谓“局外人”就是“荒诞的人”。这一特征将存在主义文学同其它文学作品截然区别开来，成为战后现代派里声誉高，感召力大的严肃流派，虽然避免在挑选题材和表现主题方面过于侧重思想、轻视形式，强调逻辑思维和哲学思辩，但它们仍然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二，环境支配论代替人物典型论
在人物描写和性格表现方面，存在主义文学也与众不同。存在主义作家反对按照人物类型和性格描写人和人的命运。在他们看来，人并无先天本质，只有生活在具体环境中，靠种种行为来造就自我，演绎自已的本质。因而，小说家最要紧的是提供新鲜多样的环境，让人物去行动，去超越自己的生存环境，选择做什么样的人。而这种环境，也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里的曲折情节和直观外部细节，仅仅是广义上的人类普遍处境的概括。活动于其中的人并不受典型化的约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萨特的一些剧本因此而被叫做“处境剧”。
萨特就反对人物类型和性格的说法，认为一个人没有先天的性格，无所谓悭吝、自负、多情、善良、欺骗、狡诈等等天性。总之，世界上不存在“人性”这个东西，推而广之，也就不存在“命运”这个东西。如果小说描写人的命运，那就是用形而上学观点或宗教观点取代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客观存在。他主张以“存在”去取代一劳永逸的“本质”。由于人是在完全自由的存在过程中每时每刻在给自己下定义的，所以小说应当描写无限多样化，始终是新鲜的。他举莫里亚克的小说《黛蕾丝·苔格鲁》为例，苔格鲁放毒药杀人，但她不是杀人犯，她仅仅是由于环境的支配，使她下了决心，放毒药去杀人而已。他要求把人作为在一定环境中存在的实体来考察，因而也就是要把每个事件、每个现象、人的每个反应，都放到其存在的各个阶段中去考察。这样，作品固然失去了概然性，却获得了真实性。
萨特的长篇巨著《自由之路》大概就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小说中的一群男女青年，在各自的生活空间里自由地活动，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生活，由于战争使他们陷入泥泞的乡村环境，他们各自都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可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时代落在他们肩上的责任，而是追求个人行为的自由。最后他们发现自己被推进了一场“虚假的战争”，自己只不过是玩偶一样的士兵而已。小说的主人公翁马蒂厄拿起枪向德国侵略者开去，就好象向整个世界开去，向他自己的过去开去，以发泄自己的愤恨。作者试图说明一个人的存在虽然没有命运的安排，也没有天性的因由，但你必须对环境的召唤作出回答，任何规避都是胆怯和玩忽。萨特在他的论著《波德莱尔》中说：“人对自身的行为有选择的自由，这和人们通常所谓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这句话的精神完全体现在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当中。
创作理论
存在主义作家的创作理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却都置信不疑：作家不应当象上帝一样无所不知，自以为是，而应当让读者来检验作品，在阅读中共同解决问题。这些，无疑为后起的文学流派开辟了实验前景，使更多的西方作家看到，文学创作在思想和艺术领域都大有回旋发展的余地，并且可以用更多、更新的手法去干预社会生活。存在主义作家的创作理论，撮其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真实感
由于存在主义文学在描写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时要求有家庭的真实感，作家不得尽量超逸传统的文学形式，不过分讲究小说的结构，不求艺术雕琢和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一切要服从于“真实性”，要有真切的经验感。写这种小说，并不是一种“虚构”，而是一种“表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传达”。这种“表达”或“传达”的质量如何是次要的，关键是要给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感。比如存在主义的重要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她自己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成长和精神发展是她写作的基础，并实际上构成了她作品的主题。她对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她证明和阐述了萨特式存在主义的新感受。和萨特一样，她主张文学介入生活。她的思想和作品尖锐而深刻，善于发掘西方当代人的思想和困惑，有鲜明的倾向性。她的第一部小说《女宾》（1943）就是以她本人的经历写成的。1936年，波伏瓦和萨特曾因为试图“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邀请奥尔嘉·高萨绮薇茨跟他们共同生活，但不久就证明他们不能和谐相处。《女宾》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沟通以及由此产生的陌生感和荒诞感。另一部长篇小说《他人的血》（1945）的主人公是青年让·布劳马和他的女朋友海伦。小说情节围绕他们如何选择人生道路而推演发展，和某些存在主义小说不同的是，它不是把人物放在抽象、模糊的背景上，而是让他们置身于法国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布劳马经过坎坷的道路成长为一个组织人们进行斗争的领袖人物，而海伦的道路则更为曲折。她由一个个人主义极强的少女，逐步转变为一个同德国法西斯斗争、并为以捐躯的英雄。小说“自我选择”的主题是积极的。但作品也表现了存在主义关于世界是荒诞的、人和人的关系不可能沟通这一类观念，如，布劳马不论做什么事，到头来他总发现自己想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用“他人的血”换来的。然而，小说并不使人悲观厌世。它自始至终洋溢着爱国主义的凛然正气，描写法国人民在浩劫中同仇敌忾、团结一致，表明人们是可以用积极的生活态度去对抗和超越世界的荒诞性的。
由此可以认为，在存在主义作家看来，评价作品的标准也就不是思想和艺术的统一，而仅仅是真实性，即是否达到意识和感官上的真实。存在主义要求作家以睿智的笔法把主人公的心灵和躯壳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使现实世界的人物赤裸裸地再现在作品中，绝对不要求作品人物比现实世界的人物更美或更丑，更不求其典型化、概括和集中。因为那样就会破坏人物的真实感，而作品本身也就毫无价值可言。
其二，时间观念
以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有时间观念，但各人的理解并不相同。存在主义作家认为，小说中的时间和作家生活的时间迥然不同，就象柏格森所说的客观存在的时间和钟表所标示出来的时间并非一致性。作家描写过去、现在和将来，目的在于否定人作为时间的动物这种不幸的状况，使小说中的时间比现实的时间有更大的自由。
因此，作家在写小说时，要学会分解时间。有时要加速时间的进程，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一笔带过，有时要使时间进程放慢甚至使时间停顿下来或凝结住，以便把动作细细地刻划。萨特写道：“当代大多数伟大的作家，如普鲁斯特、乔埃斯、派索斯、福克纳、纪德、沃尔夫等，各有自己的方式去分解时间。有的人抹掉过去和将来，如派索斯，把时间变成静止的、闭锁的记忆。普鲁斯特和福克纳则索性把时间砍掉脑袋，取消未来，即确去动作和自由的主体幅度。”加缪在重要小说《鼠疫》就是如此。表面上看，小说所叙述的是几天之内发生的事件：出现鼠疫与人们的反应；其实，潜隐在表面事件下面的是作家头脑中的另一种时间观念，即超稳定的存在。因此，作家加缪的小说中创造了他自己的时间观念。“故事”发生在四十年代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城里突然发现了鼠疫，市政当局动用了各种手段仍不能阻止它的蔓延，每天都有成批的人死去。为避免殃及别的地区，当局不得不封闭城市，奥兰市成了一座富实上的“孤岛”。在这场灾难面前，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人的不同的“自由选择”：有的人尽可能地寻欢作乐、醉生梦死；有的人宣扬这场鼠疫是上帝的惩罚，因而不可抗拒；有的人则乘机大干走私的勾当；还有的人愿望买通卫兵逃出城去，后来认识到只考虑个人幸福是可耻的，留下来和鼠疫斗争。居于小说中心地位的是医生里厄。他妻子正在外地疗养，和他音讯断绝，但他把个人的事置于脑外，全身心地与鼠疫斗争，同死神争夺生命。然而他无法制服鼠疫。当他的朋友塔鲁被鼠疫吞噬了的时侯，他内心的痛苦达到了极点：“从现在起，里厄所看到的只是一张毫无生气的、永远失去了微笑的面具。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疮百孔，被这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风吹得扭曲失形！他眼看着塔鲁渐渐被淹没在鼠疫的大海里，而对此却束手无策。他只能留在岸上，张开双手，心如刀割。他再一次感到自己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办法来对付这场灾难。”鼠疫不知从何而来，在夺去了成百上千的人的生命之后，又不知为什么慢慢退去了。这时里厄的妻子已经病逝，接到电报后他外表平静，心里却怅然若失。人们欢庆鼠疫的消失，广场上满是跳舞的人，汽车使街道水泄不通，钟声齐鸣，到处是“一张张仰天欢笑”的“红红的脸蛋”。入夜，“天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火树银花，犹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人们欢乐的始终存在，兴高采烈的人群视若惘然，他却一目了然。他相信，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皮箱、手帕、废纸堆里耐心地潜伏，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将重遭厄运”。《鼠疫》所写并非一个真实的故事，而是一个哲学寓言，它是非时间的存在，但却又以时间的形式诉诸于读者。
其三，空间观念
时间与空间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一致性。在小说中，时间观念上的同时性可以通过空间观念上的立体性显示出来。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