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我很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只是一个非常好的武侠小说家，我当时就认为他当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根本不合适。整件事本身就是一场错位。自从他到了浙江大学后，就一直回避小说家的身份，强调自己是研究历史的，自己带的研究生是关于世界史、中西交通史的，但他在历史学研究领域至今没有写出什么学术研究论文，或在核心刊物发表过什么文章。他还说自己研究国际关系，现在他又要研究中国历史。你看看中国历史上，郭沫若、陈寅恪有哪一个可以说自己既能够研究中国历史，又可以精通世界历史的。一个人的研究精力是有限的，研究历史不是写小说，不可以天马行空。所以说是错位。我并不反对作家担任人文院长，最近王蒙先生受聘任青岛某大学文学院院长，我就很赞同，因为王蒙学识渊博，对于红学尤其有研究，他这个院长就没有受到质疑。而浙大聘请金庸当院长是一个错位，不过，金庸还算明智，自己提出了辞职，算是结束了这场错位！金庸小说的一大魅力就是对历史的戏说和演绎，可这正好和严谨、讲究实证的历史学研究是相矛盾的。当初选不选余秋雨的文章进高中课本，大家讨论得很激烈，因为他的文章里有些历史常识不准确，而中学课本讲究经典性和稳定性，金庸也是具有争议性的。金庸作品只适合大学生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去研究，在高中这种打基础的阶段，不应该收录这种社会流行读物。前些时候因为金庸不再任浙大教授的事，我说了一些话，惹来一些风波，当时香港著名的作家寒山碧特地给我来了封信，说香港教育界也是很不主张把金庸作品收入课本的。
孔庆东：谁说金庸不够资格当教授……梁漱溟到北大当教授那时，也没有什么高级文凭，现在大学有几个老师够格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个可笑的时代，也是所谓民主的时代，很多人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战士尸体上嗡嗡作响。那是苍蝇一贯的态度。我们学术界充满了无知和偏见，金庸的学问在“职业技巧”上可能不如董健老师和我这样的“科班出身”者，但金庸指导几个学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辞职不是因为水平太低而是太高了。他做什么是他的自由，随他去，我不了解内情，没有资格作具体的评论。有人认为他不能当历史教授，是因为他没有写出研究论文？金庸怎么没有，《袁崇焕评传》不就是吗？他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你不知道吗？这种学术血统论、出身论和过去说别人是地主的儿子，所以就不能入党，有什么区别？
中学教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高二第四册里有“世间百态”、“神奇武侠”、“荧屏天地”等若干单元。其中，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的部分章节和《卧虎藏龙》入选“神奇武侠”，阿城的《棋王》入选了“世间百态”。在“荧屏天地”中还有《牧马人》、《两个人的车站》等电影节选。作为老师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只是觉得武侠小说收得还太少了。我初中时就把金庸、梁羽生的作品全看完了，现代社会是一个英雄人物缺失的时代，这些小说可以让正值年少的孩子们产生一种热血沸腾、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冲动。而且现在荧屏上有那么多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影响很大，不如让孩子们直接阅读原文，这样1000个人读了，就会产生1000个小龙女……现在我们就是要让学生看到文化的多元性，让他们广泛接触各种类型的文学，比如课本里新近收入了美国荒诞派作品，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第五部分 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第62节 附录
金庸谈金庸
年轻时读些什么书
我小时候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我曾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祖父是大儿子，住在一座大宅子的东半部，我叔祖父住在大宅的西半部。这座大宅子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我祖先查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第三，他还有两个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个孙儿。这些堂兄、堂姐都比我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小说。我哥哥查良铿学习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在上海上大学，他花费不少钱买书，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到我父亲严厉责备。他买的书有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著作。我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是互相流通的，大家借来借去。所以我在小学期间，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我父亲、母亲见我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我到野外去放纸鸢、骑自行车，但我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读小说了。我上的小学，图书馆里书籍也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我记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给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先生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我年轻时代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还有一部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我印象也很深，是15个法国少年航海及在荒岛历险的故事。
文学的想象力是从哪里发芽的
我以为，文学的想象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子、儿女、外孙儿女讲述时，就比别人讲得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由于多读书及后天的努力。
十五岁出第一本畅销书
《献给投考初中者》那本书，内容平凡，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得到很大成功。我们在浙江南部的丽水出版，书籍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这本书的收益，支持我们合作的三人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进大学。这本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我高中一年级时，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开除，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因为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君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字中畅所欲言”，这也是后来所以得到成功的一个主要关键。
我怎样当上编辑
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自己撰写关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以后，“即学即用”便成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摘自《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后记后记
蒋泥
金庸先生是以小说家身份名世的，虽说他还是著名报人与政论家。他一手创办的“明报”，发展成为涵盖了报纸、周刊、月刊、出版社等众多媒体在内的庞大产业，我曾经认为香港就是这么一个能够创业的良好基地，只要是能人，想做事，还很难有不成功的。它不存在制度上的歧视与限制，此前已制订出完备的竞赛规则，它们相对于所有竞争者来说是一视同仁的。大学读书时代，我就很羡慕先生的在这一点上的得天独厚，并为他被《大公报》派往香港而备觉庆幸。
金庸先生的小说陆续都拍成了电视剧，有港台版，有大陆、港台混合版，有纯粹的大陆版，我是什么版本的都看过，但纯粹的大陆版是揪着心在看，生理上不时会有倒胃现象发生，最爱看的仍是港台版，人家的制作与表演水平，是和目前的大陆不在一个级别档次上的。于是我常常叹恨金庸先生的“堕落”，把自己的好东西卖给人糟蹋，连眼皮都不眨。后来又想通了，本质上毕竟他还是位精明的商人，想靠这些人打开大陆市场，一旦站住了，大概将来还会不断有人出来倒腾，慢慢不就可观了么？
从不怎么如意，到自然成熟，是要有摸索过程的。
诚然，金庸小说本身有结构、情节、人物性格诸方面的可挑剔处，太模式化、太脱离实际、太偶然性了等，一般的高品位文化人都当它们是不登大雅的，普通口味的读者却往往喜欢得要命。他的语言、他的叙述故事的方法、他的博学风雅、他从头至尾一环紧跟一环的扣人心弦的情节……其实都是值得我们研究与学习的。作为小说的首要功能——愉悦休闲，它们更是达到了的。
金庸小说艺术的最大特色应该说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一个个性格分明，无论怎样不可思议，也都能自圆其说，有时虽与事理欠合，却吻合于情理，让读者不觉生硬难接受。这同样是欧洲小说不同于我们的特征之一——中国小说重视故事大于塑造人物，在这方面金庸恰恰是融合了中外之长的。
我是从初中时开始就成为“金迷”的。记得我一位亲戚家有成系列的金庸、梁羽生、古龙小说，翻得已经不成样子了，掉去封皮，四角卷起，页面污糟，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每次去我都有新发现，并不在意书本身的破损不堪，所以每去串门就赛似过年，以至于延及校园，耽误学业，课上偷看，被拎着耳朵揪起来罚站，接受老师家访，遭到父亲的“棍棒虐待”，至今未对梁羽生、古龙入迷，只独爱金庸，大学时代就斥巨资购得三联版全套《金庸作品集》，没天没黑地挨着读，算是过足了瘾，不再有人管得住我了。不久发表文章为之鼓吹。现在又邀朋呼友以作解读，各说各话，力求全面、深入和周到。
具体行文中，庆东兄“决策”于帷幄，陈珺、吕少刚两位先生随后，解析精微，劳力最多，表现出最大的耐心和毅力，功力亦不凡，真不愧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出身之手笔。这是需要特别加以点示的。
“争议部分”承王彬彬兄以及吴思、陈墨二先生和严家炎老师等诸位方家高人见示，一并致谢。
全书最后之编排、加工等具体事务，由蒋泥完成，遗憾、纰漏难免，其责任亦当在我。
2005年5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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