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了，同志们才会说读书无用论。可那会儿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还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不读书不行啊。俺是从自己的名字学起的。俺当时还不是很懂事，说啥也不愿学。俺说，不会写俺叫阿庆，会写俺还叫阿庆，六个指头挠痒痒，多那一道干啥？可葛任说，你要是不学，晚上你就别吃饭了。俺说为啥？葛任说，你还要拉出来的，干脆省掉算了。俺说不吃会饿死的。葛任说，你现在死是死，将来死还是死，何不现在就死呢？看，他是多么深入浅出，一点也不党八股。你看，俺再不念书，就说不过去了。为了鼓励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还说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俺的身上。他真是这么说的，哄你是狗。除了教俺写字，他还教俺学英语。至于为啥教俺学英语，俺想那道理其实很简单：为了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十五年赶超英美。同志们，这可是件大事，不能马虎的。要是撵不上的话，咱们就会被开除球籍的。你说得对，咱们早就撵上了。鸡巴毛，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现在轮到他们给开除球籍了。这样说行吗？好，那俺就接着说。这样学了多天，连胡安都说俺有出息了。俺对他说，这可不是俺的功劳，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这得归功于葛任。再后来，连外国人都伸出大拇指，夸俺的英语说得好。他们是两个牧师，个子高的叫毕尔，个子低的叫埃利斯，两个人都留着山羊胡子，看上去就像老三篇里提到的白求恩。
和牧师一起来的还有个姑娘。那还用说，她一来就与冰莹成了朋友。她长得很白净，穿着素色的裙子，留着齐耳的短发。她比冰莹大几岁，常带着冰莹在后花园捉迷藏。私塾先生徐玉升给她们拍了好多相片。俺记得很清楚，有一张照片上，两个女孩都围着围巾，绕着一丛花跳舞。按说，女孩玩的把戏，俺不应该搀和，可为了团结女同志，俺还是搀和了。后花园栽着栀子花、扶桑和芦荟，有一回，冰莹让芦荟划破了脚，还化了脓。医生来给冰莹换药的时候，那个姑娘跪在门廊下，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辞。她在祈求洋菩萨保佑，洋菩萨就是上帝。对，马克思说过，宗教是精神鸦片。可她们年龄还小，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俺后来经常想起这个女人。俺记得，她想和那两个牧师在杭州办个育婴堂，可是后来没能办成。俺就是从她那里知道，外国的菩萨不叫菩萨，而叫上帝的，并且还是个男的。同志们，他其实跟咱们一样，都长着家伙。
＆ 初恋
李洱
葛任在杭州一共呆了两年。关于这段生活，我们先来看葛任的一段自述。1929年，葛任在上海与鲁迅交谈时，曾这样说道：
先前所见的杭州，是在一把折扇上。一位叫徐玉升的先生到青埂来，欲带我去杭州见父亲。那人有一把折扇，上面画的便是西湖。他说，西湖乃人间天堂，他便是要将我带到那天堂去。折扇上的西湖，像用烙铁烙出来的，呈环肥燕瘦之态，又若美女舞于瓦砾。
到了杭州，办完父亲的丧事，我留了下来，徐玉升先生常带我与冰莹到西湖边散心。可在西湖边呆得愈久，愈觉得它的亲近不得。西湖是迷人的，可有了诱惑，你便想逃离；西湖是悦目的，可它却不赏心。它便像那盛装的女人，可携手出入于盛宴，却断然不是可以一诉衷肠的情侣。怪哉，怪哉，我倒被它搞迷惑了。它还是夏天的飞雪，冬天的花卉，秋天的煦风，春天的落叶。它是一阕词，合辙却不押韵。船桨摇起，滴落的水珠如柔指在拨弄筝弦，然而听上去，那声音却是哀哀的。
冰莹枉为杭州人，对杭州生疏得很，还比不得我这青埂人。我与她常结伴游西湖，爬葛岭。她是那样娇小，令人顿生怜爱之心。有一回，她送我一只柳叶笛，徐玉升先生见了，脱口念了一首《静女》诗，“自牧而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冰莹不解其意，还以为徐先生自吟自唱，而我想必早已面红耳赤……
有论者认为，这段文字充分表明了他“思想的苦闷”，并认定这是他后来东渡日本的原因（见《葛任研究会刊》第二辑）。但我却倾向于认为，在杭州的两年，其实是葛任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幸福时光：还有什么比初恋更迷人呢？
将葛任带到杭州来的那位徐玉升，是浙江溪口人。他也是葛存道流亡日本时结识的朋友——正因为此，他才会亲赴青埂，将葛任接到杭州，要让他们父子见上最后一面。后来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湖心亭之雪》。其中提到了葛任、冰莹和阿庆。徐先生的文章半文半白，亦中亦洋，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比如，他称葛任为阿Ｒ，阿庆为阿Ｑ，冰莹为阿Ｙ：
雪霁之夜，圆月犹皎，与阿Ｒ、阿Ｑ、阿Ｙ同游西湖。三人皆为重来，然一同泛舟湖上，乃为初次。阿Ｒ未及弱冠，才智不凡。阿Ｑ乃垂髫小儿，是Ｙ家底（的）伙计。
更定之时，引一小舟，同往湖心亭看雪。小舟又名七板子，清隽可人。舱内窗格精雕细镂，且饰有花纹玻璃。舱前设有栏杆，支着弧形之顶，顶下悬有灯彩，如三秋雅丽之果实，又如披云挂雾之荷苞。立于舱前，可顾盼两岸景色。当是时也，天山相交，云水相接，长堤一痕，短亭一霾。阿Ｒ与阿Ｙ立于舱前观景，阿Ｑ在舱后嬉水。而吾独卧舱内，饮酒自乐。桨声悠然，如缓步之行云；醉意朦胧，如水面之微漪。
进堤桥圆洞，忽有歌声袅娜而来。桥砖如黑石，示人时世之长久；歌声若暖玉，诱我酬谢之情怀。有一画舫于桥洞之外，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是时，歌声忽戛然而止。船家告曰：此乃苏小小（注：六朝时著名歌妓）之转世。阿Ｒ遂脱口吟道：呜呼，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踏上画舫甲板，果有一女子双目含黛。把酒当歌，人生几何；明月高悬，心定神闲。吾邀阿Ｒ上画舫与女子同饮，阿Ｒ对曰：苏小小不为庸人之姬妾，而呈美色于街市，乃吾心中一圣符，吾闻其声便可念其形也。遂与阿Ｙ携手返回舱内。
遂与阿Ｒ、阿Ｑ、阿Ｙ留于七板子。至湖心亭，拥毳衣炉火，命阿Ｑ烧酒，酒醉而归。常熟玉升记于甲寅年（注：1914年）冬。
关于徐玉升先生，本书后面还要多次提到。他后来到了香港，编辑出版了一份名叫《逸经》的报纸——如前所述，1943年初，冰莹就是在这份报纸上看到了葛任的《蚕豆花》一诗，才从上海前往重庆的。徐玉升后来著有《钱塘梦录》一书。这篇《湖心亭之雪》就选自《钱塘梦录》。书前附有冰莹、葛任和阿庆的一张合影。我在上面还看到了我的姑祖母，即阿庆所说的随同毕尔、埃利斯牧师一起来到杭州的那个姑娘。照片上，阿庆蹲在前排，戴着一只瓜皮帽，面对镜头似乎有点羞涩。冰莹穿着一件灰白色雨衣，高统皮靴，花格子领巾的一角露在雨衣外面，显出她特有的妖娆气质。葛任挨着冰莹站着，他并没有看镜头，他似乎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顺着他的视线，我看到了一堆瓦砾。而我的姑祖母，就站在那堆瓦砾上面。她怀中抱着一个女婴——姑祖母告诉我，那是她在杭州街头捡来的一个弃婴，后来不幸夭折了。在她的身后，有一群白鹅正从疏朗的林子里出来。正如阿庆提到的，姑祖母当时穿着素色的裙子，留着齐耳的短发。
姑祖母是在看到葛存道被刺的有关报道以后，特意赶来杭州的。她来晚了，连葛存道的棺材都没能见到。她后来告诉我，她是在与两位牧师闲谈时，偶然得知葛任就是她的同胞兄弟的。在杭州，她呆了半年时间。那个时候，她已经感觉到，葛任和冰莹已经相爱了。她说，她能从葛任和冰莹彼此的眼神中，看到那少年的初恋。
关于他们的初恋，我们最好还是听听冰莹本人的说法。据安东尼？斯威特在《绝色》一书中所记，冰莹曾对他说，她能够感觉到自己爱上了葛任，是在葛任去日本前夕：
连冰莹也搞不清，葛任是什么时候爱上她的，她又是什么时候爱上葛任的。她说：“他要离开杭州到日本去了，我才知道自己已经离不开他，竟然忘记了少女的羞涩，紧抱住他不放。而在此之前，我们好像只是玩伴。”冰莹女士所述，使人想到这样一个惯常的说法：蓓蕾并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开放成花朵的。我曾对冰莹说，少年的恋爱就像枝条上的露珠。它由空气中最湿润的部分凝集而成，并依着时间的光线变幻出不同的色彩。我提到“露珠”一词的时候，冰莹自己也笑了。她显然认同这一说法。但是，我无法描述出他们的初恋，就像我无法描绘出露珠的神韵。对于它的神韵，技艺再高超的摄影师，所捕捉的有多少，所遗漏的也就有多少。
冰莹的说法，在阿庆接下来的谈话中，得到了印证。
＠ 葛任赴日
李洱
那会儿，俺还以为和葛任从此永不分离了，可没想到他很快就走了，去日本了。按说，俺该拦住他，叫他继续教俺学文化，可俺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没有阻拦。他为啥去日本？那还用问，当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你说啥，他是要学医？这不矛盾呀，学医不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吗，是不是？
去日本的盘缠是胡安拿的。俺和胡安、冰莹，到上海送他。冰莹本来也要去的，可胡安
不答应。冰莹就闹。冰莹说，毛主席说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为啥不让俺去？闹到最后，胡安终于投降了，说，去可以去，但要到一年以后。他说，等葛任在日本开辟了根据地，站稳了脚跟，就放她去。到了上海，冰莹又闹了起来，抱着葛任不撒手，还说她是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葛任同志脸皮薄啊，受不了这个，脸红得就跟关公似的。
＆ 大贞丸号
李洱
我的姑祖母曾说过，她与两位牧师离开杭州不久，就听说葛任差一点死于非命。后来，我在黄炎的《百年梦回》一书中，看到了有关记载。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最早报道二里岗战斗的黄炎，曾与葛任以及范继槐共赴日本。当时，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名叫“大贞丸号”的邮轮。《百年梦回》第三章的标题，就叫“大贞丸号”。文中除了记录葛任赴日途中的一些生活片断，其中，他还引用葛任的话说明，葛任当初之所以去日本留学，部分原因是为了避难：
一雨成秋，日轮“大贞丸”号驶离南京时，天虽已放晴，但江风仍然不住地送来凉意。到上海时，大贞丸号只是稍作逗留，就匆匆离开了。此时的中国大地，正是军阀混战。去国的忧愤是有的，更多的却是疲倦。枕着涛声，我很快睡着了。在睡梦中，我又梦见了父亲的死。我登船赴日时，恰是父亲周年的第三天。父亲是在混战中于去年9月1日战死的，地点就在南京。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梦中全是死人，杀头像是砍瓜切菜。后来，我便在梦中呻吟了起来。我醒来时，看见一个洁净的少年站在我面前，很文弱的样子，还带着些许的娟秀和羞怯。我后来知道他名叫葛任，同我一样，也是去日本留学的。“你是否身体不适？”他伏下身来，悄悄问道。于我，那自然是一种难得的慰藉，虽然我的痛苦是任何人也安慰不了的。现在想来，我当时有点出言不逊。我告诉他，我做了个梦，梦见这船沉入了海底，全船的人都死光了。他站在我身边，不停地搓着手，脸色通红。
那是我青年时代最远的一次航行。我似乎早就希望有这样的航行，借空间的阻隔来忘却不幸。但是，三等舱甲板上的点点水花映照出的晨曦和夕阳，仍然使我不住地想起父亲殷红的血。我告诉葛任，甚至甲板上的一块糖纸和瓶塞，都能使我想起与砍头有关的事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可蛇不会将人咬死，井绳却能将人吊死。我就见过被吊在南京城垛上的人头，伤口是陈旧的，可眼睛还睁着，眼皮有点上翻，似乎要看那绳子是用什么兽皮做成的，能拴得那么牢靠。一天中午，葛任把那些糖纸和瓶塞全扔进了大海。他来到我身边，从怀里掏出了一瓶名叫女儿红的黄酒。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在他的羞怯中，其实有一种忧郁。但他是豪爽的，这从他拔掉瓶塞的动作上，从他喝酒的姿势上皆可看出，尽管其中不乏那个年龄的人惯有的夸张。他告诉我，他是在上海上的船。“你是从南京上来的吧，我上船时，就看见你在船边站着，念念有辞，像是从教堂的唱诗班逃出来的。”他的说法让我感到纳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