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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么，你问我是否也（被）吊了起来？吊了，当然吊了。对，我也吃了两碗香喷喷的鸡蛋面条。之所以吃到第二碗，是因为我对审讯者交代，我日记里所写之事，皆是张占坤告诉我的。我并不想把他屙出来，因为诿过于人并非我之做派，可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后来也被关到了后沟。我在后沟时，半夜曾听见张占坤像疯狗似的，把我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一遍。起初，我还很生气，倘若我是一只狗，我定然扑将过去，咬他娘的一个稀巴烂。可我是个人，脖子上架的脑袋是用来思想的。我想，我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这么跟你说吧，起初我还有点后悔，觉得对不住张占坤，后来我就不后悔了。还是那个理由，我是一个人，不是狗，我会思想。我想，我这样做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么一想，心里就舒服多了，我捂着耳朵说，驴日的，骂吧，我就当耳孔塞了驴毛，甚么也听不见。
有甚说甚，在后沟，不等别人来做思想工作，我就把自己的思想工作给做了。我打心眼里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别的都放一放，就拿拾粪来说吧，当我说“毛驴还会再拉呀”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受党教育多年，早该学会站在毛驴的立场上思考问题：那些毛驴，口料已经一减再减，可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坚持拉磨、拉炭、犁地。它们的肚子本来已经够空了，但是为了响应拾粪运动，它们有条件要拉，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拉，不容易啊！可我呢，作为一名知书达礼的智（知）识分子，却一点也不体谅毛驴，竟然还要求它们一直拉下去，拉下去。这跟党八股错误，宗派主义错误，主观主义错误，一样严重呀。阶级感情都到哪里去了，喂狗了么？难道你的觉悟还不及一头毛驴？
前面不是说了，我被吊上房梁那天，赶车的老乡也在场。他很牛气，说吊人用的那根绳子还是他贡献出来的。那可不是一般的草绳，麻绳，而是祖上传下来的缰绳。因为贡献了那么好一根绳子，他和儿子都吃了一碗鸡蛋面条。他说，当时他最担心的是绳子断掉，因为除了毛驴，那就是他最贵重的家产了。他用它捆草，拴牲口，也用它拴人。他儿子的头脑不大好使，媳妇动辄就要逃回娘家。她的娘家在葭县（注：现名佳县）葭芦镇（注：现名佳芦镇），离圣地很远，去逮一次很麻烦，走一天一夜不说，还得给亲家说好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拴在炕头上。他十分诚恳地对我说：“毛驴茨基，咱有甚说甚，撞上这种鸡巴事，手边没绳，还真是不行。”
＆ 与田汗拉家常
李洱
田汗高寿，直到1991年6月5号才中风而死，时年虚龄90岁，堪称人瑞。他死去的前几年，有个叫朱旭东的人，一直守候在他旁边。朱旭东就是《田汗自传》一书名义上的特约编辑和事实上的作者。田汗死后，朱旭东又陆续整理发表了田汗和他的谈话。在一次谈话中，田汗首次透露，是他向组织上建议，将葛任派往前线的。就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提到了一个名叫川田的日本人：
当时，葛任正在翻译列宁。有人问他，老托（托洛茨基）这人到底是不是混蛋。你骑驴就磨台，说他是混蛋不就行了。可我的那位老哥们儿呢，哪壶不开提哪壶，说，托是列宁的朋友。他说的是真理，可在特定的历史场合，真理就是谬误。谁会相信，列宁会拿混蛋当朋友呢？就凭这一句，把他打成托派头目，都不冤枉他。唉，诗人脾气啊。按我的理解，诗人脾气就是驴脾气，犟！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呀。后来，我找了一些人，好说歹说，总算把这事给捂住了。实事求是地说，我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点私心。不然，我也会受到牵连的，因为我们是老乡，都来自青埂镇。在别人眼里，我们穿一条裤子。
可是后来，又有一件事冒了出来。有一天，我们截获了一封信。信是从上海写（寄）来的。一看信皮上的字迹，我就知道那是冰莹的信。为了对葛任负责，我背着他把信拆了。这一拆就拆出了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我就像被蝎子给蜇了一下。上面说的是，她最近想去法国，问他想不想和她一起走。如果他不想走，也没有另找女人，她就来延安，和他团聚。里面还说，如果他还坚持不回信，她就不再写信了，肯定不写了。照她这么说，她以前没少给葛任写信。我的头皮都麻了。冰莹是个艺人，背景复杂，结交的人三教九流，据我所知，她和一个叫安东尼的美国（英国）人有过接触。这样的女人，就跟定时炸弹差不多，危险得很哪。她要是来延安，哎呀，这简直不可想像。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和葛任都要跟着倒霉，倒大霉，倒血霉。
纸哪能包住火呀。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找我谈话了，那人把我叫到延河边，问我，葛任是不是还和冰莹有联系。我还能怎么办，只能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吗？我问来人。我一脸真诚，由不得他不信。那人说，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会查个水落石出的。我干着急没办法，嘴上都起了大燎泡。总不能眼看着他往坑里栽吧，我就去马列学院找葛任，想问问情况。到了那里，我就看见一帮人在吵架，乱哄哄的。原来一盆菜刚端上来，王实味的筷子就瞄准了一块肥肉，塞进了嘴巴。当时肥肉比瘦肉金贵。王实味后来成了大托派，这你是知道的，当时王实味的问题已经快暴露了。一帮人喊着揍扁王实味，往他身上扑，葛任呢，忙着拉架。当时我就想，唉，这位老兄啊，问题不出是不出，要出可就是大问题。一想到这里，我就发愁啊。
过了几天，我们弄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冈村宁茨的爱将，时任冀渤特别区司令的坂本少将，将于近期带领日本代表团，前往一个叫宋庄的地方考察战事。还获悉，代表团里有个人名叫川田，川田是葛任在日本留学时的房东，此时他是个少佐翻译官。我们需要把这个情报送到滹沱河南边的八路军手中，让他们早做提防，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捉上一两个代表团成员。情报部门征求我的意见，派谁去合适。我就想，何不让葛任跑一趟呢。可靠吗？人家问我。我说可靠，人家又问，葛任乃一文弱书生，万一路上遇见敌军，那该如何是好。我告诉人家，葛任与代表团里的川田是旧交。若真的与日军遭遇，他也会设法逃脱，并劝说川田与他一起逃脱，这样，我们日后还可以撬开川田的嘴巴，弄到更重要的情报。我的想法很简单，借这个行动让葛任暂时出去躲躲风头。因为那时候，整风运动就要开始了。当然，最坏的结果我也考虑到了：葛任可能会死。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就是死到日本人手里，总比被自己人冤屈强。唉，当时我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已，没想到后来真的如此。邪了，也真是邪了。
就这样，葛任去了宋庄。对，现在的宋庄改叫朝阳坡了，是搞土改的时候改的。后来有一部戏叫《朝阳坡》，说的就是那个地方。葛任是那一年５月底离开延安的。问题是，他还没到朝阳坡（宋庄），就在二里岗碰上了日本人。鬼子狡猾狡猾的有，
代表团出来考察之前，坂本先派了一个精锐的小分队布防、扫雷。葛任他们碰上的就是那支小分队。日本人搞三光政策，遇到中国人就杀啊烧啊抢啊。反正我们的人都死了，葛任也死了。那一天是礼拜一，6月1号。这个日期很好记，儿童节嘛。当然，血债要用血来还，同志们的血不能白流。那年的6月20号，敌人撤退的时候，我们在朝阳坡（宋庄）设下埋伏，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敌人跑都跑不及，鬼哭狼嚎，只恨爹妈给他少生了两条腿。打扫战场时，我们俘虏了一个日本少佐。好啊，竟是川田！他叽叽喳喳，胡说什么他来中国是搞大东亚文化共荣研究的，还说他是藤野先生的弟子，跟鲁迅是师兄弟。怎么？拿鲁迅做挡箭牌就能饶了你？我掴了他一耳光。后来，他趁我们不留意，吞药自杀了。不，他没给自己开膛，因为他没刀！
我后来常想，葛任死得早，也就死得巧。你知道，没过多久，他在马列学院的同事王实味就被打成了托派，后来还被砍杀在一眼枯井里。而葛任呢，因为我的巧妙安排，漂亮地躲过了这一灾难。我可以拍着胸口告诉你，如果他不死，他不光会被打成托派，还会被打成特务，遗臭万年。小朱同志，你说说，这不是死得巧，又是什么？所以，听说他的死讯以后，我就为有这样的同乡而自豪。没错，我是流了泪。但是！泪跟泪不同。这么说吧，我的左眼流的是痛苦的泪，右眼流的是自豪的泪。
此次谈话是在1990年春天。朱旭东先生后来告诉我，田汗同志曾反复交代他：“我们是拉家常，家常话都是大实话，上不了桌面的，没必要讲去，没必要写进书中。”所以，在正式出版的《田汗自传》一书中，你看不到这段文字。它是另外单独发表的，题目就叫《与田汗拉家常》。顺便说一下，对于田汗提到的朝阳坡和川田之死，本书还将多次涉及。
＠ 早产儿
李洱
坐着毛驴车，我想，田汗真是心明眼亮。我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来我和田汗、葛任都是老乡，二来我是个医生。如此重要、艰巨的任务，交给别人，还真不能让人放心。打虎还要亲兄弟呀，我和葛任虽说不是一家人，却是亲如兄弟。他还没有出生，我就见过他了，当然见的是他母亲的大肚子。葛任的母亲会填词，会作画，葛任后来喜欢写写画画，大概是受她的影响。想起来了，冰莹和葛任的母亲有几分相似，额头像，眼睛像，尤其是嘴角的笑纹，遽然一看，简直就像是一个人。有甚说甚，冰莹和葛任有那么多恩怨，扯不断，理还乱
，实在是缘分。
好，不谈这个，还说葛任。我记得他是游行时生的，那是在己亥年（注：1899年）。他是个早产儿，我的五婶就是他的接生婆。游甚么行呢？戊戌六君子的人头，已经落地一周年了，理当庆祝一番。当时传闻，葛任的父亲与六君子有过来往。为堵别人的口，他们一家人都上了街。队伍游到镇上的麒麟桥时，他的母亲遽然歪到了栏杆上。众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家，她就生了，生的是一对双生（即孪生子）。他是第一个出来的，第二个是女婴，生下来脐带就缠在脖子上，很快就死去了。后来在苏联，葛任有一次对我说，自他生下来那一刻起，死神就是他的伴侣。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五婶说，葛任生下来时胎衣很薄。照青埂镇人的说法，那叫“蓑衣胞”，长大后会有出息。不过，医学上对蓑衣胞另有说法。胎衣薄，是因为他是个早产儿。我想，他后来患上肺病，大概就因为他是早产儿。医书上讲，早产儿的肺组织分化不够完善，肺泡少，血管多，易于出血。将军，你知道葛任的乳名叫甚么？对，叫阿双。看来，你对他确实很了解，他的头顶确实有两个旋。但葛任后来说，母亲给他起那样一个名字，一定是想起了他的妹妹，即那个死去的女婴。但是我想，母亲叫他阿双可能还有别的意思。他的母亲太孤单了，别人都是夫妻恩爱，成双成对，惟有她是孤零零一个人。所以，她给他起名阿双，其实含有思念男人之意，盼着葛任的父亲早点回来，夫妻团圆。
葛任的父亲当时还逃在日本。葛任每次放学回来，都想替母亲干一点家务。可母亲只让他干一件事，就是上街买洋火（火柴）。在吸烟的人家，甚么东西都能缺，惟有洋火缺不得。吸烟的是葛任的祖父。他是个大烟鬼。我小时候见过他的烟枪，烟嘴是翡翠做成的，枪杆子上包着一层镂刻的银花。他躺着抽烟的时候，因为床榻不够深，他的脚底下还垫着一个矮凳。葛任的母亲用签子从瓷钵里挑取烟膏，就着烟灯为他烧烟。那烟灯一闪一闪的，就像地狱里的硫磺之火。俗话说，一家吸烟三家香，每当那股奇异的香味飘过墙头，吸过大烟的人都会把活儿停下来，像狗那样使劲嗅着鼻子。葛任的母亲劝他少吸，他就给她讲一通歪理，说他们的老祖宗葛洪之所以炼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