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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着见到窦思忠。还好，当天晚上，我就见到了他。那时候天已快亮了，我正梦见儿子呢，吱扭一声，门被推开了。我看见南开站在门口，手里举着一盏马灯。他说：“白同志，快瞧瞧谁来了。”我一骨碌爬了起来。有个人影很快来到炕前，按住了我的手。他让我别客气，继续躺着。他的手比女人还柔软，就像剔除了骨头。对，他就是窦思忠。他还真像个做皮毛生意的，身上有一股牲口的膻味。南开将灯芯捻亮，屁股朝后退了出去。我当即想到，窦思忠定然没去迪化（乌鲁木齐），而是一直呆在隆裕店。我还想，让我去孟庄，应该是他的主意。
我把那封信掏了出来。在裤衩里放久了，它有一股子骚味。我把它放到唇边吹了吹，才交给他。这是我第二次把它放在唇边，第一次是套裤衩的时候，当时我还亲了它一下，就跟亲着自己的亲人似的。窦思忠伸手来接的时候，我发了誓，说我没有看过它，否则天打雷轰。他笑了，点了点头。尔后，他把那封信拆开瞄了一眼，说：“别介意，这不过是个规矩。是人总得守规矩嘛。你没看，说明你纪律性很强，是个好同志。你也看看吧，这上面说的都是你的好话。”说着，他抽出来一片纸递给我。我说我就不看了，可他坚持让我看。我看到上面只有一串拉丁字母，我很快将它的意思拼了出来：“白是我和○号的同乡，可信赖。”落款是“田”。随后，他擦了一根洋火，要把它烧掉了。因为洋火泛潮，擦了几次，都没有擦着。我又闻到了红磷的味道，心里不由得一惊。这时候，一片灰烬，一股轻烟，在我和窦思忠之间飘来飘去。没有比灰烬更轻的东西了，可是当那灰烬飘到我面前时，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躲了一下。
窦思忠盘腿坐到炕边，问首长都给我交代了甚么。我原封不动，将田汗的话转述给了他。他听后，也没甚么表示，好像此事无关紧要似的。尔后，他把话题转到我丈人身上，说他去迪化以前，已经向组织上建议，摘掉我丈人的地主帽子。他还问到了我的儿子。这一下我的腰杆可以挺起来了，我说：“报告首长，儿子已经当兵了，正在彭德怀将军手下打仗。”他握了握我的手，说：“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嘛。”有甚说甚，那虽然是一句客套话，可我还是差点落泪。
片刻之后，我急不可耐地向他打听葛任的近况。他说：“○号在大荒山白陂镇，你很快就会见到。”还说，和我一样，他对葛任也很关心，并且很尊重，“他到了延安，放弃高官不做，而愿意去搞翻译，为革命提供理论根据，这很了不得呀。”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葛任的照片，“这不，他的照片我都保存着。”他捏着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还让我看了一下。那是葛任的一张侧面像，是在窑洞前照的，设若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叫史诺（注：现译为斯诺）的美国记者照的。他还说，葛任有一首诗叫《谁曾经是我》，他在很多年前就拜读过，爱不释手。他问我是否晓得。我说当然晓得。因为担心言多必失，我就没敢多说甚么。接着他就朗诵了起来，他的嗓子哑了，间或有个亮音，就像铁锨在石面上铲过。而且，朗诵的时候，他会遽然做出挥手向前的动作，吓人一跳。我想，倘若葛任在场，也会被他搞迷糊的，定然不会承认那是自己的诗。我记得，说到“小溪”一词时，窦的语气活似日本人挂在嘴上的“哟西”。更多的时候，他将句子切成一小截一小截的，短促有力，就像射击。
＆ 谁曾经是我
李洱
窦思忠提到的那首诗，是葛任最有名的作品。它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完成于日本，题目叫《蚕豆花》。遗憾的是，它现在已经遗失。第二个版本，是葛任在狱中修改完成的，题目就是窦思忠所说的《谁曾经是我》。最后一个版本，题目又改成了《蚕豆花》——关于它，我在第三部分还要提到，此处暂且不论。
关于《谁曾经是我》，1920年7月，葛任的狱友孔繁泰先生，在接受一个名叫费朗（Jac
ques Ferrand）的法国记者的采访时，曾经提到过。熟悉五四运动的人，对孔繁泰或许不太陌生。他和葛任都是因为参加六月三号的大游行，而在次日被捕的。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一、他本人是一名记者；二、他是孔圣人的第七十四代孙。所以，他出狱之后，成了中外各大媒体争相采访的目标。他在与费朗谈话时，他不光提到了这首诗，而且透露了他与葛任的狱中生活。采访结束之后，费朗先生就把这首诗和采访记，一起送到了当时名噪一时的《新世纪》杂志。但杂志社以“篇幅有限”为由，没有录用采访记，只录用了这首诗：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天，
是山中潺潺流淌的小溪，
还是溪边浓荫下的蚕豆花？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春天，
是筑巢于树上的蜂儿，
还是树下正唱歌的恋人？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生，
是微风中的蓝色火苗，
还是黑暗中开放的野玫瑰？
谁于暗中叮嘱我，
谁从人群中走向我，
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
让一个我变成了无数个我？
那篇采访记，后来收到了费朗先生的文集《L'Entretieninfini》（无尽的谈话）之中（此书中译本已由近岸出版社出版）。下面是与葛任有关的部分：
费：孔先生，据说你被关在马厩里？还挨了揍？
孔：不，步军统领衙门的马厩（条件）太好了，我无缘享受。（笑）我关在紧挨着马厩的房子里，窗户上贴着马粪纸。里面一共三十二个人。翌日，就成了三十个。死掉了两个。半夜，能听到马儿咻咻的鼻息。至于挨不挨揍，那要看他们从哪头揍起了。从马厩这边揍起，皮肉之苦少不了。从军械库那边揍起，轮到我们时，他们已是少气无力。我们的运气不错，马厩这边太臭了，他们轻易不到这边来。
费：你是怎样挨过那段时日的？
孔：读诗，唱歌，静坐，打瞌睡，还有，还有挨揍。（笑）
费：读诗？唱歌？
孔：是呀。有一首好诗，是我的朋友在狱中写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你若想看，我可以抄给你。
费：我最崇拜的神就是缪斯。你能否将我引荐给那位诗人？
孔：你会见到他的。正如你已经知道的，他和我一样，他也是因为游行而被捕的。你当然可以见到他。不过，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法国。他的未婚妻就在法国。他可能也要到法国去。他想到法国疗伤。是的，他有肺病，在狱中多次吐血。若有可能，届时，我可以写信给他，让他接受你的采访。他乃羞怯之人，一般不接受采访的。你的咖啡太好了。这是我喝到的最好的咖啡。
费：谢谢。你说他很羞怯？
孔：是的，羞怯。
费：哦，羞怯可是一种秘密，是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是对自我的细心呵护。
孔：不，他并不自私。中国人并不都自私。事实上，我和他都是为了声援别人而被捕的。他是一所医学院（注：即北京医专）的教师，我是一名记者。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不需要靠游行来领取工资。
费：孔先生，我的意思是说，他是懂得维护个人尊严的人。
孔：葛任？你怎么知道他叫葛任？
费：我说的是“个人”。（笑）不过，尊敬的孔先生，你无意中透露了他的名字。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我还知道，他的未婚妻是冰莹女士，胡安的女儿。
顺便说明一点，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后来葛任并没有到法国去，而是去了苏联。倒是孔繁泰本人在费朗的帮助下去了法国。在那里，这位孔子的后裔成了卢梭的信徒。1943年春天，他还将回到中国，与冰莹以及本书第三部分的叙述人范继槐先生相遇。
＠ 鼻出血
李洱
他念诗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光线从窗格照进来，照着他的脸。他脸色发白，但耳朵却十分灰暗。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与耳朵都关。天虽然很冷，可他的鼻尖上却有一层细汗。我发现，他的嘴角时常遽然抖动一下，就像遭受了蚊虫的叮咬。就在此时，一个事件发生了，他左边的鼻孔流血了。
我赶紧扶他躺下。我刚扶住他，南开就进来了。窦思忠似乎还沉浸于他的朗诵之中，不
停地抖动。随着那抖动，右边的鼻孔也开始流血。南开说：“首长千好万好，就是一点不好，不晓得休息！”我连忙说道，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不要放在心上。逮些蜗牛烧熟，研成粉末吹入鼻孔，血就止住了。南开搔着头皮，说这么冷的天，去哪里逮蜗牛呢？我想了想，告诉他还有一种办法可以一试。他问是甚么办法，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去找些驴粪。”我说。南开一下子变了脸色。我赶紧说，在延安时，我用驴粪烧成的灰，给人治疗过鼻出血。窦思忠说：“白医生说甚么，就是甚么。”我听了很感动。我想，毛驴虽说回了延安，可它总留有粪便吧。
很快，我们就在院子里找到了驴粪。我用炭将它烘干了，尔后用洋火点了。南开跪在一边，小心地看护着驴粪的火苗。烧成灰时，南开四爪着地，趴在那里狠狠吸了一口。他的举动使我想起了田汗的卫士。我曾给田汗看过便秘，我每次开的药方，田汗的卫士都要亲口尝尝，不过，我当时开的不是驴粪，而是牵牛花和桃花。这会儿，南开也捏了一撮灰，放到嘴里品了一会儿。我问他是否有些腥？他点点头。腥中是否有点甜？他点点头。甜中是否有点苦？他又点了点头。“这就对了。”我说。他盯着我看了片刻，才允许我动手。我让窦思忠仰脸躺下，尔后我把驴粪的灰烬吹进了窦思忠的鼻孔。鼻血很快就止住了。还没等窦思忠开口，南开就抢先说道，他代表首长感谢我。我对南开说，要谢就谢那头毛驴吧，那可是革命的毛驴。
有甚说甚，止住了鼻血，窦思忠对我的态度就有了变化，不光是同志，好像还是战友了。他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火烧，羊头，此外还有羊腰子。半生不熟的羊腰子，最合他的胃口。吃腰子时，他说，他想不通葛任为何要跑到那么一个鬼地方，想听听我的看法。虽说对葛任的任何理解，都可能是曲解，但我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三句话不离本行嘛，我就说，○号可能是躲在那里养病，因为他有肺病，需要南方的湿润和阳光。“还有呢，说说看。”窦思忠说。我只好继续说下去，说○号骨子里是个文人，或许是为了安静地写书，才跑到大荒山。出乎我的意料，窦思忠竟然附和了我。他说，他也是这么想的。尔后他就说道，到了大荒山，要把葛任写的东西弄到手，不能让它落到外人手里，一张纸片也不能落下，因为那都是革命的财富。他板起脸，说，这并非他本人的意思，而是首长的命令。
＆ 粪便学
李洱
坦率地说，最初看白医生的自述，我很纳闷：这人动辄提起粪便，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起码算是低级趣味吧？后来，我才知道误解了他。他是位粪便学专家，这么说，其实是出于职业习惯。
如前所述，白圣韬在北京医专读书时，日本人川田是他的老师。而川田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专家。现为上海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的于成泽先生，当年与白圣韬同班。据他回忆，白
圣韬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深受川田的喜爱。于博导为《医学百家》杂志写过专栏文章，在1993年第5期的《名人趣谈》栏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段文字：
白圣韬比我们都要大上几岁，入校也比我们晚。他入校的时候，川田刚好来给我们低年级学生上课。川田先前在仙台医专读过书，与鲁迅先生同门，都是藤野先生的弟子。但他与鲁迅的性格完全两样，常给人一种我们现在所说的嬉皮士似的感觉。川田经常向我们提起粪便。他从婴儿的粪便讲起，说婴儿的粪便多么好多么好。他站在讲台上，手捧着一泡婴儿的粪便，揉来揉去，揉成一个团，然后再一分为二。因为婴儿的粪便是米黄色的，所以它们看上去活像两只微型的梨。他边讲边把它们抛起来，再接住，循环往复，就像魔术师在表演节目。有一次，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被他叫到跟前。他让我们拍拍它，闻闻它。出人意料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