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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心甘情愿为很少的报酬长时间地干活，因为报酬再少总比没有要好得多。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勤劳刻苦并不一定就能有更多的机会，西方人则以为，机会是勤劳刻苦的自然结果。所谓“自然的”结果，是指相应的条件具备后，结果随之而来。显然，每平方英里500人的人口密度，这样的条件并不适合于证实所谓“勤劳与节俭是幸运儿的双手”这样的格言。中国人只是满足于干活有钱拿，而这种满足正体现出他们忍的美德。
谈到己故的格兰特将军，他在环球旅行回来时，有人问他，他所见到的事情中，最出乎意料的是什么，他立即回答说，他所看到的最奇怪的事是一个中国小商贩凭着自己强劲的竞争力战败了一个犹太人。这件事的确意义重大。犹太人的品格至今已为人熟知，他们卓有成就，令人惊叹，但犹太人毕竟只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而中国人则在世界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那个被中国人战败的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肯定没有本质的不同，而那个成功的中国人与其他数百万的中国人肯定也无本质的差别。因此，若是其他中国人有机会与犹太人竞争，除了竞争者的身份不同外，竞争的结果也许没什么两样。
中国人的韧性是世界一流的。如前所述，一位中国学生年复一年地埋头参加考试，直到90岁才如愿以偿，否则他死不瞑目。这样做并非为了报酬，而且也不可能有报酬，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超凡的韧性。这是中国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天性，就像是鹿的飞跑能力和鹰的敏锐视力。就算是商店门口最下贱的乞丐，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类似的品性。他不受欢迎，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他的耐性不衰，他的韧性不变，非要讨到一个铜钱不可。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阿拉伯人的头巾被陌生人偷走了，失者非但没有因丢失了这件重要物品而去抓小偷，反而立刻去部落的墓地，坐在入口处；有人因这种奇怪的行为问他，为什么不去抓小偷，他镇定且具东方特色地回答：“他肯定最后会来这里的！”这个将消极等待予以夸张的故事使我们经常想到，这种情况不仅也存在于中国人的个人行为里，而且还存在于政府行为里。康熙皇帝的统治从1662年直至1723年，其时间之长，成就之辉煌，使他成为亚洲最受赞美的君王。然而，正是在这最伟大的中国皇帝的统治时期，被称为“国姓爷”的一位中国爱国将领竟敢在广东、福建两省沿海地区进行大肆破坏，居然连政府的战船也根本对付不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想出一个权宜之计，命令沿海所有军民朝内地后退30里，约合9英里，在这个地方，旧王朝的维护者就无法再进犯了。这个稀奇古怪的圣旨下达后，居然大获成功。“国姓爷”后撤了，终止了继续搔扰的计划，转而进发台湾，把荷兰人赶了出去，他也因而被封为“靖海侯”＊，而被招安了。每个外国人读到这段难得的叙述时，都会赞同《古代王国》作者所作的评述：一个政府既然有足够的能力迫使这么多的沿海军民撤离城市与农村，不惜代价地退到内地，那么就应该有足够的能力装备一支舰队，去打败那些对留下的家园进行肆意破坏的敌人。
中国政府具有韧性的另一个例子也非常值得注意，它在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心目中至今仍记忆犹新。1873年，驻巴克尔和哈密的中国将军左宗棠受命平息回民起义。这次起义起初只是星星之火，后来像野火一样遍及整个中国西部，并波及中亚。所要面对的困难大得几乎无法克服。当时在华的外国报刊纷纷载文，嘲笑左宗棠的承诺与清政府通过贷款筹集资金支付大量军费所表现的昏庸无能。然而，左宗棠的军队前往平息暴动不足一年，就己进军到天山两侧，给起义军以沉重打击。他们每到一地，若遇粮草不足，就转而开垦土地，自己种粮，以作后备。正是这样一边打仗一边种地，左宗棠的“农垦军”彻底完成了任务，其功绩被看做是“现代国家中最卓著的”之一。＊原著有误，历史上被封为“靖海侯”的是施琅。——译者注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的忍主要表现为毫无怨言地等待和默默地忍受。据说，检验一个人的品性，真正的方法是研究他处于风雨交加，饥寒交迫之中所表现的行为。如果检验结果令人满意，就“温暖他，擦干他，让他吃饱，使他成为天使”。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经常有一种说法：遇到一个没饭吃的英国人就像遇到一头失去幼仔的母熊一样危险，这种情况无论是对所有盎格鲁——撤克逊人还是对不列颠岛的居民，都是适用的。可见，我们这些引以自豪的文明人仍然受到肚子的奴役。
笔者曾经看到大约150人，其中大多数人是走了几里路，去参加一次宴会，结果却碰到一桩倒霉事。宴会原订于10点钟开始，许多人都把宴会当做是早餐，但是宴会并未能按时开始。后来，又来了一些人，于是先来的人只好站在一边为后来的人充当侍者。后来者细嚼慢咽地吃着，那种小心谨慎的样子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比起我们来要高雅得多。先来的人没吃东西，长时间耐心地等待着，然而又出乎意料地来了一些人，看来又得等。那么，这150位遭受冷遇的人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不列颠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国家”的其他公民，那么，我们完全清楚他们会怎么做他们肯定会一直带着难看的脸色，直到下午3点坐下吃饭，并且还大骂一通，说自己运气不好。他们肯定会采取严厉的方法，“写一封带有5个‘先生们’的信给伦敦的《泰晤士报》”。但是，这150位中国人根本没有这样干、他们不仅没脾气，而且一直非常诚恳、礼貌地服从于主人，似乎他们的等待是无足轻重，早吃晚吃确实都是一样的。读者可曾知道，有哪一种西方文明能经得起如此意外而又严厉的考验呢？
中国人的神经紧张程度与我们的大相径庭，已经表明“神经麻木的说都兰语的人”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都是甘愿忍受痛苦而不抱怨的人。中国人忍受痛苦不仅靠毅力，而且靠耐心，而后者往往要困难得多。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问外国医生，他的视力能否恢复，并且还干脆地说，如果不能恢复，他就不再为治眼操心了。当医生告诉他无能为力时，这个人回答说：“这下可心安了。”这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无可奈何，更不是绝望，而只是一种能使我们“忍受痛苦”的品格。我们把焦虑看做是现代生活的祸根，侵蚀刀刃的铁锈。而中国人却具有不着急的天性，这对于完全有理由着急的整个民族来说，的确是桩好事。地大物博的国家遭受着周期性的干旱、水灾，以及由此引起的饥荒，诸如打官司这样的社会麻烦事以及因某种不确定因素而造成的更令人担忧的灾难，困扰着成千上万的人，但结果却完全可能出乎观察者的意料之外。我们曾多次问一位被夺走了土地，房屋和妻子的中国人，以后会怎样，他总是回答：“再没有太平的日子嗲！”“那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呢？”“谁知道？”“也许早，也许迟，但肯定麻烦不少。”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除了无限止地忍耐，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给外国人印象最深的也许是，那种不幸的灾难接踵而来时，中国人所表现的忍。外国人所最熟悉的那些中国省份，很少能幸免于水灾、旱灾和饥荒所造成的灾难，1877至1878年的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饥荒，有几百万数不清的人遭难，这些往事今目击者久久无法忘怀。当时，由于黄河水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的地区造成了无法估量、难以想像的灾难。几个省份最好的地区都被破坏，肥沃的土地被冲毁，变成了一片黄沙地。几千座村庄消失了，死里逃生的灾民无家可归，四处流浪，陷于绝望。大批的人并非因自己的过错而突然家破人亡、陷于绝望，这对任何政府来说，都不是好对付的。自我保存是自然界的首要法则，那些无缘无故被迫陷入饥饿的人联合起来迫使有粮食的人拿出粮食分给饥饿的人们，难道还有比这更合情合理的吗？
在一些大城市，贫穷的受难者最为集中，确实有按某种方式发放救济，但是，救济相当有限，时限又短，并且不向灾民，即使是重灾民，提供任何药品，这也是事实。对于遭灾严重的那些人的以后生活，政府就没考虑那么多了。至于土地的开垦、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环境下的重新生活，政府一概不管。百姓要求减免赋税，经常是得不到应允，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表明根本就没东西可以用来抵交赋税。对于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来说，“面包、面包，否则就流血”的革命口号是很熟悉的，但很难理解，为什么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难民宁可在被洪水和饥荒摧毁的地区流浪，而不愿意团结一致向当地官员要求救助。这些地方官确实无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总能迫使他做一些事，而这也算是开个头，以便能迫使他做更多的事。如果他不能“安抚”百姓，他就应该下台，就让其他官员取代他的位子。但是，我们反复恳切地询问大饥荒时的中国人，为什么不采取那样的举动呢？回答肯定就是一个词：“不敢”。如果还要花费口舌，硬要说，一个人与其饿死，还不如起来造反被杀死，就算是非正义的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么回答仍然是“不敢，不敢”。
中国人之所以不采取这种做法大概有两个原因。他们是最讲实际的民族，凭着本能感觉到这样做是徒劳的，因此他们不可能进一步联合起来。但我们必须相信，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人可以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一种最压抑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明明可以轻易地夺得多得装不下的粮食，但却偏偏要让自己，默默地饿死。中国人对此怪事已是习以为常，以致于无动于衷，就像身经百战的老兵无视战争的恐怖一样。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们已经注定要一辈子面对苦难，挣扎在死亡线上。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承受，像是不可避免、不可战胜的一样。如果他们有能力用独轮车推着家人到能够讨到饭的地方去，他们是会这样做的。如果一家人走散了无法在一起，他们会尽可能地各自寻找生路，直到灾害过后再团聚。如果得不到救济，灾民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冒着严寒，沿路乞讨，行走千里，穿过好几个省，希望找到粮食收成较好、较需要苦力、较能生存的地方，如果洪水退去，外出乞讨的农民回到自己的家乡，当泥土还非常烂，耕畜无法耕犁的时候，在泥土中挖开长长的裂口，然后在这小小的缝隙中熟练地播下一些麦种；于是又重新上路，乞讨为生，直到收割时才回来。如果天公作美，他又会重新以种地为生，不再乞讨，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倾家荡产和挨饿仍然可能发生。
灵魂不灭的一个有力证据是，人的灵魂中最高级的才能在现世中根本没有合适的机会得以施展。如果这个论据确凿，那么，中国人这种无法匹敌的忍肯定有其更崇高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使他们去忍受生活的苦难和被活活饿死。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给予的忠告，那么，一个具有忍这种天赋的民族，加上强大的生命力，肯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在忍受任何困难方面具有令人惊叹不己、不可思议的能力。这种能力或许可称为一种心理悖论。明明是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他们却没有表现出一种失望；更确切地说，他们似乎是在作无望的抗争，并且往往不是为了希望。19世纪末叶，大多数民族都有一种烦躁焦虑的特性，而据我们所观察，中国人并没有这样的特性。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