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能与泰国的戏相比，据看过泰国戏的人说，他们接连看了两个月。中国人的戏法，技艺高超，且有趣，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总要向观众说一大堆空洞无聊的开场白，以致于外国观众还没看戏就已经后悔当初不该来。最可怕的是出席中国人的酒宴，其持续的时间之长几乎是没完没了。酒菜的数量之多、花样之繁，几乎难以置信。所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外国人都会感到恐怖和不知所措。而对中国人来说，这种招待所花费的时间还嫌太短。中国人有句最让人回味无穷的格言，这就是“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被诱人圈套出席这种酒宴的野蛮人却感到，这一原本可以为他们带来一线希望的格言，在这种场合总是难以实现的。
☆《圣经》传说中的长寿者，享年969岁。——译者注 ☆☆（1809一1892）英国桂冠诗人。——译者注
中国人从小就完全习惯于依照大洪水前的成规行事。上学的时候，他总是一天到晚读书，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停一下。除此之外，无论是学生或是先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读书方式。科举考试要进行几天几夜，每一关都不是好过的。尽管大多数考生对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感到厌烦，但他们仍然相信这种考试对于检验人的知识才能还是有道理的。
这种教育所产生的结果会使人联想到其形成的过程。中国人的语言基本上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掌握它需要梅修撒莱毕生的时间。与古罗马人一样，古代中国人意识到，若不自觉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就永远不会说或写！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混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除了中国人的记性之外，没有人会有这么大的“肚子”能装下它们。
中国人漠视时间还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中国人勤劳的内涵完全不像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劳动时所表现的那样。
曾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匠合作建房子的那些外国人，有多少希望再度合作呢？这些中国人来得迟，走得早，老是停下来喝茶。他们用布袋从很远的石灰坑里一袋一袋地运灰浆；若是用独轮车，一人可抵仨；但是谁也不这样干。如果遇到一点小雨，所有的工作还要停下来。这样，花费的时间不少，进度却很慢，往往很难看出这帮人每天到底干了多少活。我听说，有个外国人对他的木匠钉板条的缓慢进度很不满意，于是趁他们吃饭时自己动手干，结果完成了4个木匠半天的活。
对中国的工匠来说，修理他们自己的工具也是桩很花时间的大事。然而，如果工具是外国人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一件工具莫名其妙地坏了，但没人承认曾经动过。“没人动过”，这是一句很适合于他们的口头禅。在墙上插一些木条，用绳子捆绑一下，就算支起脚手架。整个工期，天天都有危险。不管干什么事，都没经验。沙子、石灰和当地的泥土原本以为都可以用，结果都不能用。外国人没办法了。他就像《格利佛游记》中所描写的被线牵制着，这些线凑在一起，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直会想起一位广东的承包人。他是个鸦片鬼，他的允诺正像他的钱一样统统消失在鸦片烟中。最后，忍无可忍，只得把一些实在过分的问题摆到他的面前，“告诉过你玻璃的尺寸，你也量过窗子好几遍，可是你统统搞错了，都不能用。你做的门一块都合不上，一点胶也没用过。地板不够长，数量也不够，还都是节疤孔，而且没有彻底干透。”听着这番指责，那位脾气温和的广东人似乎有些可怜，然后又用一种文雅的语调抗议说：“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这样说有失体面！”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有的这一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
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我们曾听说，一大包外国邮件在相距12英里的两个城市之间被耽搁了好几天，原因是邮差的驴病了，需要休息！中国邮电系统的管理还只是停留在应该怎样与能够怎样的模仿阶段。
最使外国人讨厌的是，中国人在社交访问过程中对浪费时间的不在乎。在西方国家，这样的访问是有某种时间限度的，他们不会超过时间。但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限度。只要主人不提出要为客人安排食宿，客人就是精疲力尽了，也还是要说下去。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时，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一个劲儿地说，不知在说些什么，也不说要走。一位高明的牧师有句格言：“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待过，无论时间有多长，他都会对他的这一格言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当他碰到上述的那种事之后，肯定会效仿另一位很忙的牧师，在他的书房醒目地挂上一条圣经中的格言：“主保佑你离开！”如果对一位正说到兴头上的中国人明确表示自己很忙，那往往会给他当头一棒。他会长时间地一言不发，默默地忍受着，其时间之长足以消磨掉10个欧洲人的耐心。终于他开始说话了，这正如谚语所言：“上山打虎易，让你开口难！”如果外国人都像已故的麦肯齐博士那样就好了。他觉得他的中国朋友不断前来做客，并且“只来不走”，浪费时间，影响到他的工作，于是习惯性地对他们说：“请坐，像自己家一样；我正忙，请原谅。”假如他能够模仿一位中国学生说得直截了当、简明扼要，那就更有意思了。那位中国学生学了一些短语后，想在老师身上尝试一下，于是下课时大声说道：“开门！出去！”结果，弄得老师差点晕过去。
第六章 漠视精确
中国人给外国人的第一印象是千人一面。他们的相貌似乎出自同一个模子；穿的总是蓝色；眼里无神，好像发直了一样；辫子像是同一个豆荚中的两粒豆仁，一模一样。但是，无论把中国人说成是怎么样，即使是最不善于观察的旅行者，只要略加体验就会发现，所谓中国人是千人一面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两个地区，无论多么靠近，口音上都存在着有趣的、莫名其妙的差异。而且地区间相隔越远。差异就越大，以致于形成不同的“方言”。经常有人告诉我们，中国人的语言写起来都一样，说起来却大不相同。我们常常想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有同样的差异，按照中国人流行的说法，十里之外不同俗，这种事例，随处可见。然而，最常见的是计量标准上的差异，而在西方国家，绝对不变的计量标准才能保证生活的舒适。
任何双重标准，对西方人来说都是令人烦恼的，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乐此不疲。两种货币单位、两种重量单位、两种度量单位，这些对他们来说似乎很自然、很平常，不必予以反对。向一位卖肉馅汤团的人打听每天做多少这样的汤团，他回答说，大概“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能做成多少汤团，这个问题只能留待询问者自己去猜想。同样，向一位农民打听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如果他给出的数太低，相差太大，他会解释说，这个数不包括骨头！问一位职员身高是多少，如果他给出的数与他的实际身高相差的太离奇，经过查问，他会承认他给出的数没把头部算在内！原来，他曾当过兵，在部队分配挑担时，人的锁骨的高度比较重要，因此，说自己的身高时一直就没有把头部算在内，这次他是疏忽了。一位乡下人的计量方式就不同了，他硬说他的家“离城90里”，但经过盘问，他承认没那么多，他说的是往返的路程。实际距离只有“45里”！
在中国，计量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事例是计量铜钱的方法。铜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货币，各地都采用十进制，这也是最简易的计量方式。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一串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所预想的一百个铜钱，除非他特地算一下。他不必走遍18个省份的绝大多数地区，就会发现一串钱的铜钱数目各不相同，而且无法解释。按道理，“一串”就是1oo个铜钱，但事实上从100至99、98、96、83（如陕西省会）、直到直隶东部的33，各种数目都有，或许有些地方可能更低。银子买卖中的称重也是这样，甚至更为严重。各地的“两”都不一样，除非是巧合。这种情况把外来人搞得稀里糊涂，除了那些专门买卖银子的人外，谁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特别是会给那些老实人带来无尽的烦恼。这种货币混乱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眼下关心的只是存在的事实。
所有各种计量都有同样的混乱。一个地方的斗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斗。如果在粮食征税中总是采用这种斗，那么，就很容易在那些不像中国人那样会忍气吞声的民族中引发政治动乱。至今为止，“全世界都是一品脱是一品脱，一磅是一磅”；而在中国却是一斗不是一斗，一斤不是一斤。这种混乱居然还有道理可言。而且，到处还可看到（例如在盐业专卖中）纯属随意武断的标准，比如把十二两叫一斤。购买者买的是十六两的一斤，得到的却只有十二两；而且还是公开这么做的，同行的商人也都这样；据说这不是欺诈，只不过是盐业买卖中的“老习惯”，百姓们完全清楚。土地的丈量中也普遍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在某个地区，一“亩”土地只相当于其他地区的一半，如果有人碰巧住在边界线上，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准备两种丈量土地的工具，以分别用于不同的田亩制。
要知道每斤粮棉的价格，仅凭现有的报告（正像到中国的旅行者经常做的那样）是很不可靠的，还必须首先弄清楚这里的“斤”是指哪一种斤。同样，要知道每亩的粮食产量，不能仅凭现有的统计数字，还必须弄清楚这里的“亩”是哪一种亩。在计量路程的距离方面，也普遍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每位到中国的旅行者都会有这种体验。在陆地旅行中，如果路程是以“里”计量，那么就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里”是不是指“大”的里！我们并不否认这样计量路程有某种根据，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计量既不精确也不统一。据我们所知，人们普遍感觉到，一离开宽阔的国道，“里”就变“长”了。如果在国道上每天能走120里路，那么在乡村的小道上满打满算也只能是每天走100里，而在山区，就只能是每天走80里。此外，测算路程的长短往往不是根据实际的绝对距离，而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甚至中国人也不否定这一点。因此，若是说到山顶有“90里”，实际的里数还不到一半；而中国人还强词夺理硬要坚持，理由是走这段路程的困难程度相当于在平地上走“90里”。还有一件与测算长度有关的稀奇事，即从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到A！
在中国，欧几里得的假定“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已不起作用了，需要插入一个否定词加以修改。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有一段路根据里程碑所示从北到南长183里，而从南到北却是190 里。真是太奇怪了，无论你走几趟，也无论多么仔细地看里程碑，事实就是这样。“★
★在写这段之前，我们已经在巴伯先生的《中国西部之行》一书中看到过类似的事例：“比如，我们说两地间的距离是根据两地一来一往的人们所估算的而定；这样，各人给出的数字当然不会相同，从A到B的人都说是1里，而从B到A的人却都说是3里。当地一位有知识的人解释说：运费是按里计算的；显然，上山时，苦力应得到更高的报酬；若是按照路的坡度来计付报酬那是很麻烦的，为了方便起见，就把难走或陡峭的路说得更长一些。原来如此。眼下，这些约定俗成的里程数就是旅行者一直想弄明白的。”但是“，我反驳说，”按照这种说法，雨天也肯定要加长里程数。晚上的里程数肯定要比白天的更长“。”很对，是要多付一些钱才行。“这种做法对当地人来说可能是方便的，但旅行者却会不断遇到麻烦。像这样估算路程的事还有：平地上，1法定哩被说成2里；不是很陡峭的一般山路，1哩说成5里；很陡峭的山路，1哩说成15里。一位云南的山里人，他老是少算了平地上的路程，但在他所住的山里就没这样。以后的旅行者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