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粗浅的了解，在所有宗教里面，“专注”与“等候”都是修持者必行的日常仪式与功课——无论基督教的祷告、唱诗、诵经，佛教的功课仪礼，修习禅定时的念佛、持咒、观想、观照乃至闭关，还是伊斯兰教里的坐静、“近主修炼”等，虽说形式手段不同，境界层次各异，但方向、目的却是相近的。事实上，一门宗教如果没有对内（心我、肉体）外（宇宙）世界的探究了悟，没有对生命、宇宙来龙去脉（成住坏空）真相的认识，而仅止于宣示种种戒律、限定及作玄虚的空谈和思辨，那么，它除了予信徒以些许浅薄的心理安慰与虚妄的精神幻象外，对生命并无真正助益。佛教的“修定”系以戒律为基础（消除恶业），在对不同定境的修证追求中发动智慧，最终彻悟和证道（了生脱死）。如何循序渐进达致这些境界，中途可能遭遇的各种疑难，佛经（尤其是密宗经典）里都列有细微具体的解答叙说，而非含糊支吾了事。由此看，薇依“专注”论一方面确是真实的身心体验，但也不难判别这体验还是非常粗浅、简单、个人化的——基督教的经文、功课、仪礼并未给出更多更细微更带普遍性的修行经验。
而当今的现状是，缘于时空背景转换，所有传统宗教都面临严峻的现代挑战。对此，二十世纪西方神学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对上帝乃至基督教作“现代化”改造，这种改造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是：宗教向某种意义上的“无神论”或“后有神论”靠拢。希图在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寻求中间或超越之径，固然是身处困境的基督教为回应现代挑战所作的一种无奈之举，但其在化解危机举措下埋藏的后患仍是致命的：那就是，无神的宗教还是不是宗教？或者说，有无神的宗教吗？如果有，试问它同一般信仰的区别在哪里？它又凭藉何种特别的魅力去吸引广大信徒？上述矛盾的症结在于：在这个被理性、科学宰治的祛魅的世界里，人的灵魂、精神是否还有安妥的位置？现代人类文明（科技手段及世界观）是否真正廓清了（或有可能廓清）笼罩在神秘、神圣、神（以及相对应的生命、生死）之上的迷云？世界、宇宙是否只是一件冰冷的纯物质器皿？面对某些自以为是者的乐观、轻率之论，我只能表示深深的疑虑。
尽管身后受到盛赞，然而无疑的，在现代，在西方，薇依仍只是一个异数。看看“美国最智慧的女人”苏珊·桑塔格有保留的肯定：“有些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样的，有些人不；在堪作榜样的人之中，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待他们，并且包含某种厌恶、怜悯和尊敬。”“任何热爱生命的人，都不希望模仿她那种殉教精神。”的确，精明、实际的现代人怎么可能去“殉”什么呢﹖真是天方夜谭不过说薇依“殉教”恐怕也不确——她压根儿就不愿成为一个教徒，殉什么“教”？！实际上，“苦行”也罢，“怜悯”也罢，不过是聪明人隔岸观火的幻觉而已！在为数稀少的真正修行者、思想者眼里，谁苦谁乐，谁怜悯谁，那实在是如鸭饮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至于视薇依为“疏离时代的局外人”——跟她自身真正的所是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且不说对社会、政治身体力行的参与实践，即以其对生命、宗教、信仰的殚精竭虑的探询、体验、追思、质疑（出身富裕之家，受过良好教育，智力出类拔萃，却为信仰抛弃一切，甘愿过一种利他、受苦、自食其力的生活），在二十世纪世界性的人性堕落、物质主义独大、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也不无急迫而现实的意义。
西蒙娜·薇依：1909年2月3日生于巴黎，中学期间师从于勒·赛纳与阿兰，并被认为有哲学天才。巴黎高师毕业后，她独自义务对铁路局、矿区、农场的劳工进行教育，并将大部薪资捐助给最贫困的人。1933年告假去罗昂的雷诺厂体验生活——尽管体弱并患有头痛病，却不允许自己的物质条件跟普通劳工有任何不同。
1937年皈依基督教；1941年结识贝兰神父及基督教作家G。梯蓬，二人在思想上予其以深邃影响。次年法国沦陷，薇依偕家人流亡美国，同年11月应法国临时政府之邀前往伦敦工作。此间，她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一直拒绝特别规定的食品供应，最终病逝于阿斯福特疗养院，年仅三十四岁。
恶的平庸
恶 的 平 庸
？ 孙传钊
早几年读到普林茨的《汉娜·阿伦特传——爱这个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那时，还未读过阿伦特其他的原著，有种囫囵吞枣的感觉。后来读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后，对阿伦特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几乎花了整整两年时间陆续读了她的主要著作（《人类的条件》、《极权主义的起源》、《精神生活》、《论革命》、《过去与未来之间》等）。与她其他的著作相比，《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内容多为历史叙述，不很艰涩，容易读懂，但其中也能体味到她政治伦理思想的脉络。
一
1960年5月11日黄昏，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贫民区，三个男子瞬间挟持了一位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五十多岁的男子——阿道夫·艾希曼。绑架者们未用过分的暴力，也未使用武器威胁，但被绑架的这位德国党卫军中校马上意识到自己已落入老练的以色列特工的手中。十天后，艾希曼被偷运出境抵达以色列。阿根廷政府向以色列政府提出了“侵犯阿根廷主权、法律”的外交抗议，以色列政府则以艾希曼犯有“史无前例的屠杀了欧洲六百万犹太人”重大罪行为理由，强调劫持行为和以色列法庭审判艾希曼的正当性。
二战中，德国党卫军公安部与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等各种警察机关合并，成立了国家公安部（RSHA），国家公安部的第六局第四科为犹太人问题科，因所负使命“重大”，直接听命于希姆莱和海特利希的指挥。当时处理犹太人的各种行动大都是艾希曼直接负责。因为由以色列法庭而不是国际法庭审判逃亡在海外的纳粹罪犯属于史无前例之举，所以，耶路撒冷的这次审判举世瞩目。1961年4月开庭审判，同年年底一审法院下达了死刑判决，1962年3月二审开始，5月底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5月31日对艾希曼执行绞刑。
艾希曼被捕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世界，受冲击最大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伦特严肃指出，因为“至少这种对直接杀人犯的认真、努力的审判，还是第一次”，“至今德国人对当年屠杀犹太人的结果不甚关心，杀人者即使自由地昂首阔步地走在公共场所，也没有人给予特别的注意”。战后西德一万一千五百名司法官员中约有五千人在纳粹执政时期担任同类职务。不仅司法界，联邦及各州政府部门、警察机关、大学、公共团体中身居高位的旧纳粹政权要员也不少。如党卫军高级干部马丁·菲伦茨还是自由党中坚干部，艾希曼被捕后，他在德国锒铛入狱，被检察院起诉，结果法院只判四年徒刑。1958年西德虽然设立了追查纳粹罪犯总部，但因为缺乏检举的“人证”、“物证”，实际上不过是敷衍社会、世界舆论的一种举措。尽管许多纳粹罪犯及其犯罪证据都曾在媒体上公布过，他们也未曾隐姓埋名潜入地下，而且也未超过法律所规定的二十年内追溯的时效，但1958年至1963年间，在一百二十名战时犯有杀人、协助杀人罪行的被告（内不少是党卫军高级军官）中，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仅二十九人。地方法院对许多犯有滔天大罪的纳粹党徒都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轻微判刑，如参与夺取四万犹太人生命的奥托·勃拉特菲歇博士仅判十年徒刑；曾任艾希曼法律顾问的奥托·法拉齐在战争结束前强制移送了一千二百名犹太人，并“解决”了其中的六百余人，仅判五年徒刑，而且不剥夺公民权。战后不少在欧洲其他国家被判处死刑的纳粹罪犯，如在西德法庭受审的话，不仅生命无虞，还处以极轻的刑罚。在西德，很多杀人多达三位数不足四位数的罪犯都被判处“无罪”。
艾希曼被押到以色列受审时，西德媒体也承认德国社会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如果艾希曼引渡到西德会导致重大的政治危机，他会因无杀人意图而被释放。”本来艾希曼被用绑架的方式押到以色列审判在国际上是有争议的，他仍拥有西德国国籍，作为保护本国海外公民权利的西德政府有理由提出引渡要求。但是，司法界只有一位高级法官在新闻媒体提出了引渡的观点，因为他是犹太人。他的引渡提案在司法界、新闻界无一人响应，湮没无闻。现实与当时西德总理阿登纳所说的纳粹党员占德国人口比例很低的论点相反，政界许多人“自己身子不干净”，感觉麻木，对清算纳粹分子罪行不感兴趣。
阿伦特在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对德国社会提出尖锐的批评。她说，从种种证据看来，只能下这样的结论：能说成良心的那种良心正在德国消失，德国国民连良心的存在都忘记了。但是，阿伦特在书中也记叙了德国国民闪光的历史记录。犹太人考乌纳尔在审判艾希曼法庭上作证：1941年春德军安东·歇米特上士担任波兰战场的收容伤兵任务时，通过犹太人组织负责人考乌纳尔为犹太人逃亡提供伪证件和军用卡车，特别重要的他不是为了钱。半年后歇米特被捕、处死。当考乌纳尔讲完歇米特上士的事迹时，全场鸦雀无声，法庭的听众自发地为歇米特这个名字默哀两分钟，“这像是漆黑一片中闪出的两分钟的光芒”。
以色列政府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如果追究残酷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罪行的话，那么，当年德国各级政府、国防军、参谋本部乃至司法界的官员都对“最终解决”犹太人应负相当的责任，但这是个高度敏感的问题，超出一定范围将涉及德国全体国民共同犯罪的问题。所以，以色列检察当局取“慎重态度”。这次审判表面上是纯粹的不受政治影响的司法审判，实际上在中东陷于孤立的以色列受到西德经济援助，为了保持这种以德关系，审判也不是无条件的。
二
艾希曼和阿伦特是同时代的人，两人都生于1906年。艾希曼是查林根地方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长子。可是，他出生后家道很快衰落，职业中学也未能毕业，被迫辍学。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曾分析道，衰败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者最容易受到极权主义的诱惑，堕入寻找新的出人头地的捷径。在犹太人看来是屠夫的艾希曼不承认自己是憎恨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者。他的后母的表哥因和犹太富商女儿结婚成为奥地利财界头面人物，因这家亲戚的提携，1929年经济大萧条年代，不学无术的艾希曼谋到一份难得的工作。以后他又曾对这户亲戚的犹太女孩充满恋情。1932年他参加了纳粹党，不久又加入了党卫军。但他从来没有读过《我的奋斗》，连对党的纲领也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阿伦特说：“是时代的狂飙，把这个平庸的、无存在意义的人刮到他所理解的历史中去了”，“降临到纳粹运动中去了”。在他自己看来，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都是失败者，必须从头开始，出人头地。艾希曼自称是读了海尔茨的《犹太人的国家》一书后成为犹太人问题“专家”的。法庭上他毫无悔罪之意，相反还自我辩解：“不论犹太人、非犹太人，我一个也没有杀过。”以色列检察当局追究“最终解决犹太人”计划时，他反复表示自己也是无奈，只是对希特勒的计划协助而已，只不过“服从命令”同时也是“服从法律”。多名医生在审判前对艾希曼作过精神鉴定，结论是正常。他既不是精神病患者又不是被强制洗脑者，是一个正常的、有判断善恶和是非能力的人。阿伦特这么评价艾希曼：“他并不愚蠢，而是完全没有思想，这也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犯罪集团一员的要因。”“无思想就是平庸（banality），其特征是站在别人立场上的思考能力不充分。”他只能重复一些固定的词语，所以，与他思想上沟通、交流很困难。不仅因为他常说谎，而且因为他的“语言”能力及他对他人的存在的想象力完全丧失了，用这种像盔甲一样的防卫机能来保护自己。她认为艾希曼这种病态不是个别现象，是整个德国社会特征的综合。八千万人口的德国社会中，纳粹犯罪者都是用自我欺骗、谎言来对现实和事实进行自我防卫的。战争时期，对德国国民最有用的谎言是“为日耳曼民族而奋斗”。又如，“消灭”一词要用“最终解决”来代替，喜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