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第15部分

　　事实上，韩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看法在外国人看来甚至有自大的嫌疑。当一个中国人和韩国人谈论起历史时，韩国人马上会滔滔不绝地讲起韩民族发明了铜活字，发明了最伟大的文字韩文，发明了抗击倭寇的龟船，讲起他们伟大的民族英雄李舜臣、安重根，讲起他们的东方孔孟李退溪、李栗谷。几乎每个韩国人都认为韩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美，最有创造力的文化，韩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也许韩国人的自信有点过了头，你却不能不承认韩国在利用历史文化传统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成功。

　　到过韩国的中国人，从他们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看，很少看到居民住宅有防盗门和防护栏，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就能判断他们道德建设与教育是相当成功的。今日韩国，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礼仪之邦”。

　　儒教传统在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明显。随着“汉江奇迹”的出现，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了儒家社会伦理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正面作用。韩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传统的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团结，有助于调动全体人民的力量，共创国家复兴大业。到现在，“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全世界韩国研究者的一个共识。

　　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成功步入现代化的韩国应该是成功地与过去挥手告别的国家。他们应该会以韩国人那种激烈果断的方式彻底地铲除“封建文化”，脱胎换骨，改头换面，以全新的姿态与欧美“接轨”。

　　然而，谁知道，韩国竟然保留了那么多我们抛弃的“封建”和“落后”的传统。

　　韩国人对中秋节的热情让许多去过韩国的中国人感到非常惊讶。中秋节在中国不是法定节日，过节的气氛越来越淡。而在韩国，要放假三天，举国欢庆。全韩国出现像中国春运一样的交通紧张，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韩国人对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远比圣诞之类的外国节日重视。在他们心目中，传统节日才是“节”，外国节日不过就是“找乐”罢了。

　　韩国人十分重视长幼尊卑，家长在家里仍然是绝对的权威。一些韩国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按照从中国传过去的传统方式，到文庙祭祀孔子。人们头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服，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中国封建时代的县学和书院，现在都已荡然无存，而韩国至今还保存着２８１所乡校和８４所书院，他们在这里设立“忠孝教育馆”，开展有关儒学的学术活动。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元代时，中国的《朱子家礼》传入朝鲜，现在仍然是韩国人家庭伦理的规范基础。

　　谁能想到，几千年的儒教血脉在中国断裂后，居然在韩国部分地保存了下来。现在，一些中国学者需要到韩国去感受儒教的遗风流韵。

　　也许有些中国读者读到这些，会和西方的读者一样感到陌生和新奇。要知道，在一百年以前，我们的先祖就是这样生活的。西方有些学者把韩国称为“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在中国，发黄的典籍上记载的内容，在韩国仍然部分地存活着。

　　韩国人向我们证明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传统文化更主要的不是一个民族前进的阻碍，而是这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韩国人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须有自己的深厚底气，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祖先。

　　韩国人向我们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进步，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丰富和满足。　
　


　
快与慢
　
　　当然，韩国人也不是先知先觉。他们保留了部分中国文化，部分原因是由于阴差阳错。

　　一是地处偏僻，守旧势力比中国强大。历史上朝鲜长期落后于中国，在中国已经进行了洋务运动，编练新兵，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朝鲜人还处于闭关锁国之中，坚持古老传统不退一步。中国历史上从鸦片战争起由知识精英们发起一次次翻天覆地断裂传统的社会运动，把人们意识里的传统因素扫荡得所剩不多。相比之下，朝鲜虽然经受了亡国之痛，社会制度发生了剧变，却没有有意识地系统冲刷自己的传统意识。

　　其实，在中国，也有许多穷乡僻壤或者昔日的繁荣地带由于交通格局变化而沦为死角的地方，民风依然淳朴，传统文化气质大量保留，比如广东福建交界地区的客家人聚居区，其文化遗留状况和韩国相似。

　　二是由于韩国被日本吞并期间，日本人试图强迫韩国人改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全部日化。这反而激起了韩国人维护自己民族传统的强烈自觉。韩国独立后，民族主义成了重振民族精神的重要旗帜，民族自尊成了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民族的传统和特点成为韩国人民族自豪的重要来源。

　　中国和韩国，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进行了不同的选择和试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韩国的知识分子也曾经对传统文化进行过深刻反思和激烈批判，也曾经有不少著名学者和政府官员呼吁韩国人全面抛弃传统，认为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只不过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由于大批留学外国的韩国人主持国政，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与优劣，才避免了对传统文化的全盘毁弃。

　　韩国人也一样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走过弯路。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经济的起飞，韩国也像中国一样，出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枯萎失传现象。由于部分先觉人士的大声疾呼，韩国社会迅速行动起来，十多年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

　　目前，中国人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人一样，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走了弯路。从民间到政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悟，也开始做出不同的努力。

　　然而，和韩国人的雷厉风行相比，中国人的动作显得慢腾腾。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合理利用文化遗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许多地区单纯地理解了文物古迹的商业价值。许多地方在放任古建筑由白蚁侵蚀的同时却大上仿古的影视城。在许多地方对名人故居和文物古迹的“修复利用”中，随便破坏文物格局，整旧如新，把古色古香的东西改造得不伦不类。

　　越来越多的媒体和社会知名人士大声呼吁保护地下文物。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却往往行动迟缓，措施不力。２００１年，中国最有影响的周报《南方周末》就报道了新疆塔克拉玛干盗墓现象严重的情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两年后的２００３年，人们发现，当地的盗掘活动越来越猖獗，新疆考古所副所长张玉忠用四个字描述情况的严重：“都盗完了。”

　　越来越多的地方对有形文化遗迹已经逐步开始重视，但是对于民俗文物，则还没有列入思考的范围，几十所大学欲将中文系的民间文学课取消。相对于日本文部省规定小学生在学期间必须观看能剧一次和挪威政府要求每个挪威人１５岁以前必须要掌握一门传统文化技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处于基本依靠民间的自发状态，力量十分微弱。

　　一方面是十万火急的现状，一方面是几千年“一贯制”的不慌不忙，慢慢腾腾。也许等我们按这个速度觉醒起来，觉醒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中国人，快一点觉醒过来，早一天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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