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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错一个字，罚1000块
在团队里，我总是这样以悲天悯人的好人形象出现。这要感谢我的制片人和主编们，斩尽杀绝的恶事都由他们出面，我只在编导们彷徨无助时递上一张纸巾，这让他们感觉我亲切无比。其实，我是真正的笑里藏刀。
在《梦想照进现实》一文中，我提到了每次《鲁豫有约》播出后，我总是第一时间致电我的主编，气急败坏地指出节目的问题，那份急切近乎孩子气。
有一阵，字幕里总能看到刺眼的错别字，一但发现我总是暴跳如雷，大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怎么根除？想来想去没有别的方法，只能——罚！天，我们真是挺狠的，错一个字，罚一千块人民币。写到这里，我有些含糊，总觉得自己记忆有误，1000块太多了吧，应该是500吧？我于是发短信问制片人曹志雄，不到两秒钟，小曹就回信了，手机上言简意赅两个字：一千。过了两秒钟又发来一条信息：编导和主编各罚一千。天，一字两千金啊！
我不知道把这个细节写下来，会不会有工会一类的组织找我们的麻烦，找也认了，反正我们想不出比重罚更有效的方法了。
重罚措施刚一宣布，就有人不幸撞到枪口上。
一天我看到有编导把身陷“囹圄”竟然打成了身陷“淋雨”，我的火噌一下窜得老高，二话不说立刻给制片人曹志雄打电话。等我放下电话火气渐消，这才开始于心不忍，这倒霉的编导会被扣掉两千块钱啊（主编也跑不掉，照样会被扣掉两千元）！辛辛苦苦做了半天，节目整体水平也不差，仅仅因为粗心大意错了两个字就被罚得这么惨，真是够背的。
心软归心软，罚起来还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反正我不出面，只是在背后扎针，得罪人的事由我可爱的制片人和主编负责。编导们大概想不到，十个错别字里总有七八个是我发现的。也神了，只要我看节目，就总有错别字。
大刀阔斧地狠罚了几次后，错别字渐渐地消失了。
还有件事情我想来总有些后悔。
《鲁豫有约》的录制时间总是定在下午两点。但最初的半年里，几乎从未准时开始过。不是观众被堵在了路上，就是编导被堵在了路上，反正以北京的交通状况，谁被堵在路上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我心里一直为此火冒三丈。
请想象我的状态吧，化妆师把我的唇彩补了一遍又一遍，我也在落地镜前仔仔细细把自己打量了好几回，整场节目的流程当然早就烂熟于心了，我就像是个拳击手，戴上了牙套，只等裁判一声令下，就猛虎扑食般杀向对手了。问题是裁判偏偏拖着你，那个“开始”怎么也不肯吹出来，你要是拳击手，你能不抓狂？
话说某一天，录制时间被推迟了近一个小时。我的化装间里安静极了，工作人员都躲得远远的，谁都怕被我问到为什么还不开始。我忍了又忍，终于忍不住了，穿着我的四寸高跟鞋冲到楼下演播室。观众早已入场等候了，我的现场导演毛毛为了安抚观众一个人在那讲笑话唱歌耍活宝已经折腾了快两个小时。
我怒不可遏了。
“什么原因？”我咬着牙沉着脸问犹犹豫豫不敢靠近我的制片主任。
“编导刚把片子编完，正往这赶呢。”我那老实厚道的制片主任颇不情愿地说出了实情，我也不说话，转身就往外走，一直走到外面的大铁门前。铁门敞开着，我就双手叉腰站在水泥台上，眼睛死死盯着台阶下的小路。所有来演播室的人和车都要经过这里。
九、我们的秘密武器
录制时间已被推迟了一个小时，编导依然不见踪影，我已经怒不可遏。本来在棚里等候的工作人员也三三两两的跟着我，站在了铁们附近。不一会儿，有人搬了把藤椅过来让我座。我想了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从此厉害的名声大概要传出去了，爱谁谁吧，我就把谱摆得大大的，怎么样？经过一番迅速的心理建设，我颇为戏剧化地坐在了宽大的藤椅上，样子因为生气有些狰狞，但仪态仍然万方。
又过了大约十分钟，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吱吱嘎嘎开了过来，就停在我的面前。我把双手抱在胸前，脸涨得红红的盯着车门。
出租车靠右边的后门迟迟疑疑地打开了，编导抱着一摞带子低头下车，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站在车旁，六神无主地看着我。出租车司机一看就是个北京大哥，爱凑个热闹，一看这架势，也不忙拉活了，干脆点了根烟饶有兴致地把上身探出车窗看着我如何发作。
我也豁出去了，就算有娱乐记者扛着机器在我面前我一样会大声骂人！
“为什么迟到？”脸色难看，声音严厉，但我还算冷静，哪怕是砍头的罪也应该先给人辩解的机会。
“我在公司编呆会现场要放的片子，刚编完。”编导是个漂亮的女孩子，一双大眼睛害怕地看着我，忽闪忽闪地，我还没说什么重话呢，她的眼圈已经红开了。
“早干什么去了？这是你昨天晚上就该完成的工作！”我的嗓门不知不觉地扯得很高，脸上的表情想必凶狠极了，“你知道全场有300个观众在等着你吗？你知道嘉宾在等着你吗？你知道所有工种都在等着你吗？”回顾这段往事，我不由得钦佩自己的语言能力，都那么生气了，我居然使用的是极具修辞效果的层层递进的排比句。
编导不说话，只是一边哗哗地流眼泪一边拼命点头。
我呢，边说边发抖。我最痛恨被人逼到墙角，让一向言行得体的我失态失礼。一想到我在同事面前温婉端庄的淑女形象就此毁于一旦，我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又说了大约五分钟的排比句，我这才深吸一口气，从椅子上缓缓站起，看看身边静悄悄站了一排的同事说：“开工吧！”
晚上7点我收工坐车回家。
车子刚一开上五环，我的内心就涌起一阵深深的内疚。我总是这样，偶尔为之的意气用事之后，我常常会自责与反省。知道心里的挣扎一时半会儿过不去，我干脆拨通了下午被我劈头盖脸一顿狠骂的编导的手机。电话一通，那头就呜呜咽咽地掉开了眼泪。我诚诚恳恳地道了歉，这让我好受了许多。
好在像这样需要我张牙舞爪做恶人的机会并不多，这要感谢我的合作伙伴们：郭志成、樊庆元、曹志雄、雷蕾、李舰、肖矢……他们几乎承担了全部繁重琐碎艰难的日常事物，让我完全不必分神去操心主持以外的事情。
总有人问我，“这么大的节目量你怎么受得了？”言外之意很清楚，人们认为我是不知死活，居然把谈话节目做成日播的，简直是找死，要不然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总之是要死要活的问题。
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
看看Celine Dion（席琳迪翁）吧。她年纪比我大，还有个孩子，但她从2001年开始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恺撒皇宫驻唱，平均每周演四到五场。她那可是又蹦又跳的演唱会啊，一场下来绝对比我做一期谈话节目要消耗体力。但Celine自己乐此不疲，刚刚续了约，新合约签到了2007年底。
每每想到她，我就觉得自己的事不过是小菜一碟。
Celine做的是一个职业歌手该胜任的事，我做的是一个职业主持人该胜任的事。就这么简单。
而且，我还有我的团队。
如果实事求是外加谦虚谨慎地回答，我会说，我的团队就是我的制胜法宝。我如果只是实事求是而不考虑戒骄戒躁的问题，那我会微红着脸颊做羞涩状说：“我的团队和我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十、好养活难伺候
今天九点起床，洗漱，喝咖啡，吃十年一成不变的牛奶＋酸奶＋香蕉＋葡萄干＋麦片的早餐（I swear to God我发誓，这真是人间美味，我极力向大家推荐，做法简单，连我都会：晚饭后，拿一只美丽的不大不小的瓷碗，倒入牛奶——我的最爱是三元，酸奶——我目前的最爱是蒙牛的玉米酸奶，里面有整颗的玉米粒，吃起来很过瘾，就是数量太少，我试过把煮熟的甜玉米粒加进去，效果很好。牛奶酸奶的多少自己定，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最佳比例是牛三酸一，搅拌均匀，加入muesli什锦麦片，数量随意，我只加一勺，然后再放葡萄干十颗——我推荐绿色密封袋包装的加州产提子干，深色，油亮亮的，比绿色的葡萄干好吃。要是不嫌麻烦，就再加些苹果蜜瓜梨之类的时令水果。最后用保鲜膜把碗盖好，放入冰箱过夜，早上起床后享用。），然后上网收邮件。
十一点整，司机来接我去《鲁豫有约》的录制现场。从我在北京的住处到位于香山附近的演播室，开车走五环大概要四十分钟，我在车上总是戴着墨镜看窗外、发呆、偶尔也小睡一会，车上的音响这一阵总是调到905兆赫的一个音乐台。我很享受这一段宁静的路程。
我的车在十一点四十分开进录制现场的小院子，年轻的保安看到我的车总是从传达室里跑出来，挪开竖在地上的塑料障碍物。我一定在这一刻从沉思或发呆或睡梦中醒来，然后拎着我的手袋快步走上二楼。我的化装间在黑黑的走廊的尽头，我穿着高跟鞋小心翼翼地要走上三十步。化装间的锁已经打开，空调嗡嗡地响着，雪亮的日光灯即便大白天也要开着。我进门的一刻总会微微地皱皱眉头，屋里永远有一种浑浊的味道，而彩色大花的窗帘老是那么脏兮兮的挂在那里。我的化装间很大，大约有二十多平米。靠墙一排白色的化妆台，墙上钉着镜子和一个个又大又烫的灯泡。两扇玻璃窗的中间有一个洗手池，旁边是一个古老笨重的立式空调，一套深色条纹的沙发整整占了一面墙。沙发我很少坐，只把带来的服装鞋包什么的放在上面。
今天走进化装间，那股熟悉沉闷的气味又让我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空调开得太足了，冷风呼啸而出，吹得我无法靠前，于是只能侧身低头躲开出风口，伸手关掉轰鸣的机器，心里知道，五分钟后屋里又会闷热难挡，我还得起身打开空调，然后再关再开，对我而言倒也不失为一种锻炼。然后，我坐在化妆台前，打开电脑，看我今天的录制文案和流程。
十二点整，我可爱的制片主任准时提着一大包饭盒给我送饭。我是个奇怪的人，不管多么难吃的饭菜，只要装进那些环保不环保的纸盒里作成盒饭的造型，我就爱吃。我爸说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毛病，自己家无论做什么山珍海味也比不过邻居送来的一小碗红烧鱼。今天我仍是满怀期待地打开那一个个油腻腻的纸盒，其实只是闻闻味我就猜到了，今天吃青椒肉丝、豆豉鲮鱼油麦菜和鸡蛋炒饭。吃起东西来，我是个极其挑剔的人，我爸总结他一生抚养我的血泪史，说我是个好养活难伺候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吃起工作餐来我就很随和，剧组买来什么我就吃什么，碰到好吃的多吃两口，不爱吃的我也不说，大不了少吃或不吃，还能保持纤瘦的体型呢。
十二点一刻，我已经结束了午餐。沙发前的茶几上摊了一堆纸盒子。炒饭没有动，油麦菜少了一根，可装了整整两大盒的青椒肉丝里此时一丁点绿色都没了——我就有这样的能耐和耐心，居然能不厌其烦地把埋在肉丝里的青椒一根根都找出来。
十一、摔伤的手臂，看上去有青花瓷的味道
今天我差一点摔死。这决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写作手法。
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也模模糊糊的。好像是我换好服装，穿上三寸高的黑色丝绒鞋——说来也是活该，鞋有些大，试的时候就知道，可只露脚趾的款式那一阵我疯狂地喜欢，就自欺欺人地买了下来。平常不敢穿，因为踢踢拉拉地不跟脚，只是做节目时配合服装偶尔秀一下，也算没有压箱底。当然每次都是小心翼翼地，生怕出丑，可这次还是出事了。
怪就怪今天身体不适，起得又早，人就有点晕晕忽忽的，走路好像踩着棉花飘飘悠悠鬼魅一般。今天的嘉宾是香港歌手容祖儿，工作人员说她已经戴好耳迈在后台准备了，我于是也整装下楼。就在我迈腿下台阶时，我的一个主编从导播间冲出来跟我商量一个节目的方案，我边回答他边脚下拌蒜地继续往下走。从二楼到一楼演播厅一共三十级楼梯，先下十五级，拐个弯再下十五级。我就在第二个十五级处脚下踩空了，上身往前扑下去，左手本能地伸出来想撑住自己，可人还是撞到了冰凉的台阶上。我本来就不清醒，这下更被吓晕了，恍惚间只觉得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