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文涛也是个无肉不欢的饕餮之徒，可谁让他一路贪睡，所以结果就是如此的活该。
“文涛，你吃我这个吧。”老板居然毫无原则地把自己的巨无霸给了文涛。
“老板，你这是奖懒罚勤阿！”我吸了一大口奶昔然后大声抗议。“你让文涛睡吧，他要不睡，反而添乱。”老板边说边英明果断地把自己碰也没碰的薯条、可乐一股脑塞给文涛，“吃吧，吃完了接着睡。”
我们大乐！
文涛呢，在吃完两个麦香鱼、一个巨无霸后又不负重望地一觉睡到了洛杉矶。
当LA市中心那些摩天大楼赫然耸立在眼前时，天，已完全亮了。我看看表，美国西岸时间早晨7点，老天，我们在黑暗和风雪中行车12个小时！
车，终于停在了酒店门口。
一个头发油亮，上唇边留一缕小黑胡子的拉美裔门童兴奋地把我们几个人的行李往推车上搬，早班大概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多箱子的小费都是他的了。经过我身边时，小胡子把头轻轻歪向一边，问我：“Who's that guy？”（那人是谁啊？）
我顺势望去，见老板从司机的座位上开门下车，正站在清晨的寒风中舒展筋骨呢。
“You were talking about him？”（你说的是他吗？）我伸手指指老板。
“Yes，the big guy”（对，那个大个子。）小胡子点点头。
“He's my boss Why do you want to know？”（他是我老板。你问这干嘛？）我狐疑地看着他。
“我就知道他是老板，我只是好奇怎么老板给你们开车呢？”小胡子真够八卦的。
“It's a long story”（说来话长。）我其实想说的是管得着吗？可人家小胡子也没恶意，于是我反问他：“你怎么能看出来他是老板？”
“Well，he has the aura”（他有那么股老板的劲儿呗！）小胡子一副洞彻人生的表情。
我冲他笑笑，再看看老板，突然想起李敖说的，“造型和做哪一行还是很重要的。”Nicole Kidman就是明星造型，正好做明星；而赖斯一脸的坚毅肃杀，正好当她的国务卿。如果妮妹妹搞政治，赖姐姐演电影，你不觉得别扭吗？当然美国政治已经很糟也不会再差到哪去，可电影肯定是没法看了。而，老板长乐高大威猛气宇轩昂一派举重若轻的大将风范，他的造型就正好做他的老板。
这是那天清晨LA时间7点10分，我站在四季酒店门口得出的感悟。
那次难忘的美国之行后不久，文涛千里迢迢从北京扛着一块木板回到了香港。他那块捆了很多泡沫塑料的板子在公司引起了一阵骚动，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那是一块匾！文涛给老板送了一块匾！
我在北京听说这事后大笑不已，立刻给文涛打电话：“拍马屁！”
“这叫缘分。”文涛忙不迭地解释，“我在潘家园古玩市场看到这块匾，上面写着长乐两个字，落款是河北窦起俊。民国时期的老东西，现在被我发现，不是缘分吗？”
十五、购物；竟然引起我对生命的思考
在香港只呆一天半，明天下午必须要飞回北京。这意味着，满打满算我只有区区一天的购物时间，这实在是香港经济的大不幸。
在北京时就给我的朋友杨丽打了电话，约她今天一起逛街。如果逛街也有世界杯世界锦标赛什么的，杨丽闭着眼都能拿个金牌回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急需有杨丽这样的专业人士在旁边指导鼓劲。
今天我计划把一整天的时间消磨在海港城里，杨丽说joyce和lane crawford百货公司都在打折，chloe的服装半价就能买下来，这让我几乎不能呼吸。
先逛joyce，再去一楼的on pedder，那的鞋包打折打得不像话了，非买不可。然后顺路把海港城一楼的marc Jacobs也扫荡一遍。Marc jacobs是我近来狂爱的一位设计师，去年我买了他的橘红色连衣裙，navy blue的cargo pants，和各色pumps（平底鞋），今年我对他的发烧稍稍有些降温，这总好过去年，哪怕把他的名字缝在麻袋片上，我都会当成晚装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虽说疯狂已过，但路过他的专卖店，岂有过门不入的道理？
再说路线图，一楼之后，我们将直扑二楼的zara，这是一家近年来风靡欧美和亚洲市场的服装连锁店，特点是酷似一线品牌的设计，卖得却是三流产品的价格，所以生意好得不得了。
别忙，杨丽还在沉稳地给我布置任务，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zara我们只停留半小时啊，然后要走五分钟，过两条马路，去半岛酒店看看那的chanal和dior店，你找的那款淡粉色的手表你确定是这两个品牌中的一个吗？”我两眼炯炯，气息微弱，双手却紧紧抓住杨丽的肩膀，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
终于，我一头冲进了joyce。店堂里暗而凉爽，黑色着装的女服务生都微笑垂手站立。我心不在焉地向一个看来有些面熟的导购点了点头算做招呼，就直奔左手边第一排衣架，那里通常挂着chloe， john paul gautier和其他欧洲品牌的晚装小礼服裙。
欧西特（这是我在说不雅的话了），这款白色西服长裤套装我看stella（保罗麦卡特尼的女儿，chloe前设计师，现拥有自己名字的品牌。）穿过，她在外套里不穿衬衫，而是配一件白色马甲，胸口的弧线十分可观。我没有那么大胆，可只要把马甲的纽扣往上钉一两粒，就不至于让人流鼻血了。我一直在找这衣服啊，如果大小合适不管多贵我都要把它买下来。欧西特和买高（我又骂又叫天了），只剩40号了，而且是最后一件。
“我要试试看。”我转身往试衣间走，那个叫emily的售货员捧住衣服裤子跟在我的身后提醒我：“陈小姐，衣服会很大哦！”
五分钟后，我在试衣间里一言不发地盯住镜子里的自己，然后笑得蹲到了地上。想象卓别林电影里的孤儿造型，我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没办法，我只能忍痛割爱把衣服交还给emily，然后又开始埋头苦干。
买衣服可不能像谈恋爱似的一味认死理，看上一个人就跟他（她）死磕。我的购物理念完全和我的恋爱观背道而驰。比如眼下，很快我就移情别恋爱上了john galliano的一件丝质shirtdress。发旧的老报纸的颜色，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图画组成的图案。我仔细一看，就是一份完整的报纸的内容。我兴奋得把杨丽叫来：“我把它买下来吧。这样被记者拍下来的话，他们一定会好奇地找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不得体的英文内容。这么多字，还不得把他们累晕？”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省省吧。
于是，第二件看上的衣服又没买成。
写到这里，我不禁停下来感慨一番，生活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条裙子一根皮带给我的快乐满足不亚于功成名就。买高，谁说购物无聊？它竟然引起我对生命的思考啊！
十六、记者“生涯”
在安曼Arwad饭店的大堂，我见到了陪同我们的约旦导游。
和他简单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我想采访你们的阿卜杜拉国王，你能安排吗？”
导游的嘴一下张得老大，半天说不出话来。也难怪他，如果，有个外国电视摄制组来北京，一见北京导游张口就说：“我想采访你们的胡锦涛总书记，你帮着联系联系。”导游一定认为这人有病。这次，我成了约旦导游眼中的“病人”。
有一分的希望也要做一万分的努力，我们决定到杰拉什去碰碰运气。
我们到达杰拉什时，市政大厅外的街道上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但约旦人似乎并不怕警察，仍然站在路边，等待一睹国王的风采。
导游不知和哪个部门打了招呼，我们摄制组被允许进入会场拍摄。他一再强调，我们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被批准拍摄国王开会的外国电视媒体，言外之意，他功不可没。
当国王的车队一进入人们的视线，一向平和有礼的约旦老百姓变得疯狂了。男男女女都尖叫着扑向阿卜杜拉的车子，站在国王御驾外面的皇家保镖一手扒住车门，一手拼命推挡企图爬上车子的民众，场面完全失控。
当国王的车子终于驶进大铁门时，一个中年妇女飞身扑了进来，重重地摔倒在院内的泥地上。她的双手还直直地向外平伸着，嘴里高声喊叫着什么。铁门被匆匆地关上，阿卜杜拉由一群侍卫簇拥着快步走进大厅。而那个约旦妇人已经被警察押走了。
我一直站在院内，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很是兴奋。
我当然不会忘了今天的大事，隔一会儿就问问身边的导游：“会完了，能采访国王吗？”
导游只顾着和同胞一起激动地高呼万岁，根本没工夫搭理我。我开始坐不住了：“这么一大帮人，该不会白跑一趟吧？”
我弯腰从地上拿了块摄像机的备用电池，站起来，整了整身上的粉色披肩，对一旁的警察说：“我们的电池快用完了，我能拿一块新的过去吗？”
警察看了看我，一挥手，同意了。
袁白看到我有些吃惊，我赶紧低声说：“假装换电池，越磨蹭越好。”
也没时间解释更多了，但袁白很明戏，就一直低头鼓捣摄像机，让人觉得换电池真是件麻烦事。
我站在袁白身边，离阿卜杜拉很近。在一片白衣阿拉伯男子中间，有一个身披鲜艳的粉色围巾的中国女性，阿卜杜拉想不看都不行。我又故意围着袁白转了好几圈，好像是在帮忙，但眼睛一直盯着阿卜杜拉。我真恨自己，没有一手过硬的眉目传情的技术，要不然，眼睛里飕飕地放出勾人的小箭，让国王陛下巴不得立刻跟我唠唠家常。
真主啊，原谅我，我一生还没干过这么招摇的事呢！
阿卜杜拉始终没有看我，但我知道，他好奇坏了，这些中国人怎么会在这儿？
导游此时只会呆呆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肩膀，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帮我写个条子，递给首相，就说我们是凤凰卫视，从中国来的，想采访国王陛下。”
10分钟后，导游兴冲冲地跑回来对我说：“首相同意了，但只给你5分钟。”
“没问题！”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暗喜：“到了我手里，就由不得你们了。”
会议结束后，当阿卜杜拉看到我，他微笑着说了一句：“Wele to Jordan”（欢迎你到约旦来。）
为了节约时间，我希望站着做访问，但怕怠慢了国王，于是征求他的意见。阿卜杜拉很随和，他耸了耸肩：“无所谓，既然我们已经站着了，那就站着吧，省事。”
十七、生色俱厉地用英语吵架
伊拉克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巴格达通往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他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烦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
不久，我们已越过约旦边境，进入了伊拉克。
伊拉克的边防检查站就是荒郊野外几排孤零零的平房，我把车窗摇下来，将整个上身探出去。
“怎么样？”我问丽丽。
“他们封了咱们的电脑、手机、照相机，一上午把我支来支去的盖了无数个章。现在，还得等他们的主管，听说一会儿就到。”
正午的太阳晒得我眼发花。我靠着墙坐在了地上，抬头看着丽丽：“他们这么拖着我们，该不是想要钱吧。”
丽丽叹了口气：“该给的钱早给了，不该给的也给了。”
我立刻不说话了。
这时我们已经在这荒郊野外等了9个小时。
我的忍耐到了极限。
“我得去看看。”我边说边开车门跳下了吉普车。
十几个同伴正围着三个看不出是农民还是边防官的伊拉克人，大家都铁青着脸。
“怎么了？”我挤进人群，用英语问眼前一个肚子圆滚滚还留着油亮八字胡的伊拉克人。他旁边还站着两个瘦子，我看都不看。这种场合，得看人下菜碟。那胖子绝对是这儿的头，别人，不必搭理他们。
我的声音又大又急促，胖子有些愕然，他愣了一下，用手摸了摸八字胡，慢条斯理地说：“We have to check all the luggage”（我们得检查全部行李。）
我的火一下子窜了上来。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开始扯着嗓子，声色俱厉地用英语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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