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管论文的这部分内容说明了他对信托法理根本不了解。中国也有信托法，因此完全可能对本案适用信托法理达成协议有所理解。信托行为是在委托者和受托者之间形成的，不可能伤害受益的第三者的权利和自由。第三者若否定是信托的对象，那么，信托概念就不能成立。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对日民间索赔史上的里程碑
关于花冈和解，在日本社会上和国际社会上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也存在不少疑问。尤其是因错误的资料和信息的流传，再加上对日本状况缺乏足够的了解与认识，导致一些人产生了错误评价。作为一个参与了从发表《公开信》到“和解”全过程的中国人，作为花冈受难者联谊会的代理人之一，回顾与受难的老人们一起走过来的坎坷道路，深感有责任谈谈自己对“和解”的见解。
在近现代的历史中，中日两国走过了不同的道路。这也产生了今天的两个民族不同的价值观。只用中国人的感情和尺度来评价在日本进行的民众斗争，是容易犯错误的。与此相反也是如此。从１９８９年开始的花冈斗争，提出了对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没有明确判罪的企业所应负的战争责任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国人向在过去的战争中扩大发展到现在，并在建设行业中数一数二的鹿岛建设株式会社进行挑战，并不仅仅是为受难者报仇雪耻，同时也是对日本的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的成立过程及其存在理由进行的责问。因此许多日本友人并不只是局限于对花冈的中国人受难者的同情，也把它作为自己的斗争，走到一起来了。在这里，中国人受难者的自立斗争与日本人的自立斗争汇聚了起来。他们之间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自然地形成了互相学习，互相尊敬的关系。
花冈斗争是超越国境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主要舞台是在反动色彩变得越来越强的日本社会。这样，这个“和解”也就具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同时也要考虑日本企业的两面性、日本民众运动自身的进步性和困难性、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局限性，包括日本司法在内的日本社会的局限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包括美国、德国在内的海外各国对于强掳、强制劳动进行战后补偿的现状和补偿水准等各种因素，都为此次“和解”增加了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对本次“和解”的评价也必须客观地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对于花冈和解误解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是和解之后，鹿岛单独发表的《声明》。虽然这并不是对和解本身的否定，但却带有否定作为企业的责任的色彩。一部分在美学者根据这一《声明》，认为鹿岛否定了“和解”，中国人受难者被鹿岛欺骗了，以此批判了“和解”。这是对斗争所处的状况缺乏深入的理解，对事实不作确认，根据不确实的信息所作出的主观臆测性的批评。
这里使人想起，１９７２年９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上的祝词。参加宴会的中方人士期待着田中首相根据刚刚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讲出一些表示诚实的反省和友好意向的话来。但是他违背了中方人士的期待，关于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罄竹难书的苦难的战争，田中首相竟说是“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会场一瞬间就骚动起来了——这简直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愚弄。写在那份联合声明中“日本方面对过去在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害，痛感其责任，并作深刻的反省”的精神，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中方人士感到震惊和愤慨。当天晚上，周总理访问田中首相，就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如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罄竹难书的灾难，做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是一段有名的小插曲。到后来才知道，那篇祝词是日本外务省在绝对不向中国谢罪的方针下精心炮制的。
但是，代表日本政府的田中首相无论如何想愚弄中国人，中国人并没有因此把《中日联合声明》作为“屈辱的联合声明”而加以否定。在联合声明中，日本没有对侵略战争的历史加以确认也没有向中国谢罪更没有对中国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款表示感谢，同时在台湾问题上，对于中国政府坚持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点，中国政府并没有取得坚持所谓“台湾归属（法定地位）未定论”的日本政府的完全同意。但是中国人把《中日联合声明》和以此为基础的中日恢复邦交作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英明决策而接受了。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围绕中日双方彼此的政治状况，付出了最大的努力，贯彻了所期待的政治原则，这也和中日两国人民长期斗争以及世界各方人士的声援（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中日恢复邦交，在中日两国人民为推进维护和平、反对战争而进行努力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中日联合声明》在进行两国民间交流、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的外交谈判中，成为有力的政治基础。
斗争的结果，必须要明确地区别主次。就像在拳击比赛里只承认在有裁判员进行的拳击台上的较量结果。败者在比赛之后，在台下不管怎样雄心勃勃地辩解自己是“没有输”，也是无济于事的。颠倒主次，看重次要的，或者把它同主要的相提并论，无疑是掉进了他们的陷阱，同自弃呕心沥血斗争的成果是一样的。
鹿岛的“声明”只不过是为鹿岛内部的即存主流势力——“和解反对派”和日本社会的右翼势力辩解而已。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和解的收获（1）
１． 花冈和解贯彻了受难者的政治原则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２日，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寄给鹿岛的公开信提出了３项要求（谢罪、建立纪念馆、赔偿），其政治目标集中体现在以下３点：（１）企业承认对中国人的强掳、强制劳动的历史事实；（２）承认其作为企业的责任；（３）基于以上事实向中国受难者谢罪。围绕着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的基于与鹿岛举行的第一次谈判而发表的《共同声明》的文案，双方之间进行了很激烈的斗争。我们坚持认为，如果不将这３项原则作为前提的话，即使建立花冈纪念馆并获得赔偿金，也是没有重大意义的。结果，鹿岛也许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在加上“基于内阁的决议”一句的前提下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参加第一次谈判的在日本的幸存者刘智渠（已故）当时从北海道寄来了热情的信。信中说，“鹿岛承认这是事实并谢罪，这是比给钱更高兴的事”。这一政治原则是中国人受难者斗争的出发点。
当东京高等法院审理此案的法官想了解原告是否有和解的意向时，原告律师团马上于１９９９年８月专程飞到北京，通报有关情况并征求意见。
在８月１３日的会议上，原告和联谊会的代表认为，如果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和解的方式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些基本条件是：第一、必须取得由双方对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的《共同声明》的再次确认。第二、不仅仅是解决原告团１１人的起诉，而是９８６名受害者的全体解决。
由此可见，中国受难者强调了应该获得的政治目标，并重视和解的精神。原告们的精神是高尚的。
对于受到低于奴隶的非人待遇的中国受难者来说，如果加害者既不承认事实，也不谢罪的话，他们的自尊心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恢复的，心灵的创伤也无法治愈。他们认为赔偿金只是象征性的东西。当然不正当的金额也是会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的。
因此，谈到金额上的让步时，参加会议的代表们最后并没有限死一定要多少钱，只是向律师团提出了一个大致的原则，即希望争取到一个和国际水准相当，对其他中国人也是可以交代、可以说明的和解金额。
就这样，尽管鹿岛进行了顽固的抵抗，将鹿岛的认罪和谢罪记录下来的《共同声明》最后在和解条款中还是得到了确认，受难者的政治原则得到了贯彻。
本来，因为鹿岛害怕波及到花冈以外的四处营业所里也曾经有过的强掳、强制劳动的问题，提出了要求“双方同意”鹿岛不负法律责任。中国方面当然不能同意。中方的立场是：鹿岛的强掳、强制劳动既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当时中国的法律，而且也违反了现行的日本民法。如果不明确这一点，那么１９９５年中国人的起诉本身就变成错误的事了。这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结果，条款的行文就变成了鹿岛单方面的主张，中国人对“鹿岛是那样主张的”采取了“了解”的态度。“了解”用政治的说法来说就是暗示了“不同意或者不能说同意，但是给你面子”的意思。
和解，是政治交涉中妥协的产物。重要的是在和解中，当事人如何贯彻原则，如何不脱离原则。
在和解过程中鹿岛提出的内容是，“为了表示对在花冈现场的中国人罹难者的慰劳和抚恤，提供基金”。按照这种说法，鹿岛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而且还好像是为了慰劳和抚恤偶然遇难的中国受难者，出于同情和怜悯而提供基金的。在花冈现场大多数中国人的受难是由于鹿岛的恶劣条件和强制劳动所引起的，我们代理人当然强烈抗议、拒绝鹿岛的这种说法。经过长期的斗争，将这一说法改为“为了解决《共同声明》的第２项记载的问题”。这样就等于规定了这笔基金是赔偿金的性质，同时也接受了鹿岛的悼念，与前者的表现并行，加进了“为了向受难者表示悼念等之意”一句。企业违背资本的原理，出于同情和怜悯中国人而提供５亿日元，是不可能的。鹿岛在《声明》中无论怎样否定基金作为赔偿金的性质，均是无意义的，因为从基金的成立经过和性质来看，显然就是赔偿金。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和解的收获（2）
２． “和解”解决了全体受害者的问题
自１９９０年７月与鹿岛举行第一次谈判以来，中国受难者们的目标一直是，以鹿岛的认罪、谢罪为前提，解决全体受难者的问题。这是中国人从谈判以来一贯的要求。在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代表诉讼制度的日本，１１名原告的法律地位就仅仅代表１１名个人。从纯粹的法律诉讼的角度来讲，鹿岛也只需应对１１名上诉人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对９８６名受难者负任何义务。但是，迫于十多年来的中日民众的斗争和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和解”的劝告，使鹿岛不得不接受解决全体受难者的方案。从１１名上诉人的起诉到解决９８６名受难者的问题，赔偿金额也从６，０５０万日元提高到５亿日元。没有“和解”，这些条件是难以实现的。即使东京高等法院判定中国人百分之百胜诉，鹿岛也肯定会上诉，这样还得花去两三年时间。如果确定胜诉，也只能赢得１１名的赔偿金，即６，０５０万日元而已。全体人员的同时解决，是日本战后补偿史上第一次，这尽管是政治上的妥协，但其收获是很大的。
部分中国人，把《和解条款》中第５项的规定解释为，其他花冈受难者在今后对鹿岛行使个别诉讼、要求赔偿权时，１１名上诉人就负有阻止他们的义务，因此就批判“和解”是束缚其他花冈受难者的诉讼权，侵害了他们的人权，认为１１名上诉人就成了保护鹿岛的挡箭牌了。这完全是由对法律的无知和不理解所引起的。只要是“全体解决”，那么１１名受难者对个别行使要求赔偿权的受难者就负有说明的义务，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表现。实际上以鹿岛和中国上诉人之间的约定，来阻止和拘束第三者的赔偿权，是在任何法律之下也无法执行的。
关于金额，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就战后在对战争责任问题上姿态比较积极的德国而言，对纳粹时代的强制劳动，一部分企业所支付的赔偿金，虽然企业间有所差异，但基本上是每个人５万～１０万日元。２０００年７月６日，根据德国联邦议会所决议的《补偿基金设立法》，由政府、企业共同投资而设立的“记忆·责任·未来财团”所规定的对强制劳动的赔偿金额是在２５万～７５万日元之间（政府和企业的出资比例是各占５０％，合计１００亿马克，受益对象大约１２０万人）。而且赔偿对象也仅限于到１９９９年２月６日为止的幸存者及其合法继承人。“花冈基金”则没有这些限制。当然，对中国人受难者来说，无论是５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