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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耻”的文化，但保持“面子”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行为，因此，鹿岛公司难以率先承认其强掳劳工责任并实施有关赔偿。正如本尼·迪克特在她的那本名著《菊与刀》中，将日本文化看作是有别于欧美“罪恶感文化”的“耻辱感文化”，并强调指出“真正的耻辱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而不象真正的罪恶感文化那样靠内心的服罪来行善”。在日本整个社会氛围尚未达到在相应的道德及认识水准的状况下，鹿岛公司在和解过程所受到的来自其内部以及日本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其发表事后声明自有其难言苦衷。这既是日本、日本人、日本社会的实态，也是我们在与日本打交道时的困境。无论如何，尽量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及价值观念，将会有助于我们此后相关的对话或斗争。
第二部分：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花冈和解”后的几点建议（1）
外交学院教授 陆建元
我想说点个人意见，首先这次“花冈和解”的胜利是日本朋友、爱国华侨及花冈幸存者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在日本社会右翼思潮泛滥，日本政要否定历史事实，财界唯利是图一毛不拔的背景下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果，确实来之不易。“和解”不仅冲破了不能谈论民间索赔的“禁区”，也为解决民间索赔开了先例，其意义重大。记得１９９２年日本天皇、皇后两陛下访华前夕，北京大学学生会通过外交学院团委邀请我去北大讲演，主题之一就是要我讲讲中日索赔问题。我欣然答应了北大学生的邀请决定谈谈个人看法，但临讲前一天学校领导突然打电话来家里找我，不要我去北大讲演，以免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闹事。我考虑后决定放弃了这次讲演，实在对不起北大的师生。因此“和解”是个突破，是个了不起的突破呀！
下面我想提几点建议：
１． 乘胜追击。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花冈事件幸存者、死难者家属代表和鹿岛建设公司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明确声明“中国人在花冈矿山营业所现场所受苦难，是起因于根据内阁决议而进行的强掳、强制劳动的历史事实”。“花冈和解”只是鹿岛建设公司承认历史事实表示了“谢罪”和补偿，日本政府与财界勾结在一起干尽坏事，却旁若无事一般，日本政府的罪责难逃，必须乘胜追击。
２． 为了对受难者进行慰灵及追悼，决定建立“花冈纪念馆”，这是件好事。鉴于日本当局根本不进行也不想进行近现代史的教育，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对日本近现代侵华史可以说一无所知。因此花冈纪念馆不仅要展出花冈事件的史实，也应把日军侵华期间所犯的滔天罪行的典型事件进行展出，对广大日本国民及青少年进行教育，以加强中日世代友好。
３． 近年来中国民间索赔都在单独进行，这种散兵游勇的情况不利于对日民间索赔斗争。为了更好地进行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建议大家能相互沟通，协同作战。
４． 花冈和解实现后，听说内部产生了一些分歧和矛盾，这是令人痛心的。问题的严重性不是出现在花冈事件斗争的开始，而是出现在取得成果之后，这就更让人痛心。为了解决好内部矛盾，一面可以召集对“和解”有意见的人开会，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对“和解”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文字，提交鹿岛建设公司，继续要求日方做出进一步的解决。
总之，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好战后民间索赔问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花冈诉讼案“和解”述评
河北大学劳工问题研究室
主任、副教授 刘宝辰
我是河北大学的老师，是劳工问题研究室的主任。我是在中国较早关心花冈事件和协助花冈事件调查人之一，所以对花冈和解我感到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我想谈几点看法。
第一，林伯耀先生和日本友人对目前花冈事件的结果功不可没。第二，花冈事件的意义。第三，我们今后的工作及不足之处我们该怎么办。
第一，华侨和日本友人功不可没。我最早参与花冈事件，首先认识的就是林伯耀先生。我在１９８８年开始通过亲身经历花冈事件的一位老人，已经去世了的王敏先生，也就是王红的父亲，了解了花冈事件，他要我帮助写一个东西，后来林伯耀先生知道了，找到了我，这样我就一起参加了这个活动。但是在这之前，实际上是１９８５年就开始了。１９８５年是中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４０周年，在《参考消息》上耿谆先生发现了一个消息，说他们一个战友刘智渠还在日本，还活着。这样他们取得了联系，日本友好人士也就知道耿谆先生还活着，此后林伯耀先生到中国来，找到耿谆先生。耿谆又找到他们几个难兄难弟，随后王敏先生１９８７年知道了，他从贵州亲自到河南找耿谆，这样他们几个首先联系上，这是最早的花冈事件的发起。当时，我们国内对这个事情都不知道，不了解。所以１９８８年王敏先生冒着雨找到我家，因为过去我们认识，都是定县人，他问我能不能给写个东西，我一听这个事很重要，而且“花冈”在辞海里有这个词条。我是搞历史的，有这个偏爱，这个历史事实我上学时就知道，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应该关心，从那以后就开始关心这个事情了。最早由老人们自己找，找的范围小，找的人也少，力量有限。１９９０年林先生到保定对我讲，你能不能把你的学生集中起来调查一下花冈事件的幸存者。８月份我们又与校长商量，他表示同意，认为这是好事，但要注意安全。头一年学生一下子找到了一百多位幸存者，然后把名单给日本方面。当时大家很高兴。到１９９２年，先后一共找到了３２０位幸存者和遗属，当时我记得其中幸存者有４０多位。这对鹿岛组的打击是很大的，这为我们交涉提供了依据。说功不可没的第一点，就是中国人的民间索赔的观念，在８０年代以前几乎没有，或者很淡薄，总认为政府已经宣布不要索赔了，我们老百姓还要吗？这不是违法吗？这不是反政府的吗？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９０年代。后来在我开展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有这个观念，说刘宝辰你在搞什么？在抗拒政府啊？有些地方我去采访，地方的外办部门还限制，问：你和政府唱对台戏啊，敲打我或友好地提醒我，说你不要犯错误。所以我认为还是通过日本友人告诉中国人应该有这个索赔观念。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２日，林先生把耿谆、王敏等４位请到北京饭店，向鹿岛发公开信，这是向鹿岛索赔的开始。当时提了３个要求：第一谢罪，第二建纪念馆，第三就是赔款。１９９０年我们找到了好多人，开始交涉。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５年的一段属于交涉阶段，但交涉没能成功，林先生他们决定让我们起诉。从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８日送交起诉书，一直到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第一审判决我们败诉，这个过程，使整个观念发生了变化。由于花冈事件的发生又带动了其他将近４万人劳工的索赔，一直到现在，好多劳工都发动起来了。第二点是我们中国的劳工，包括调查、拍电影、拍电视剧以及搞展览，以及每年我们劳工到日本去进行交涉，包括日本友人到中国来开会，这都是林先生和日本友人从人力上、经济上提供的条件，当然我们中国确实没有这个条件，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现在，确实如此，说老实话，让我负担，我负担不起。第三点，起诉问题。日本的律师主动免费为中国人说话，告诉他们到哪里起诉，这才有了后来的结果。我认为林先生他们功不可没应该是这３点：一个是转变人们的观念；一个是调查宣传；一个是正式起诉。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第二部分：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花冈和解”后的几点建议（2）
第二，我想谈谈意义问题。花冈事件和解我是从报纸上，从电台上知道的。２００１年２月我就写了一个东西，谈了我自己的看法。第一点，这是政治上的胜利。因为１９９０年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就是１９９１年耿谆他们去同鹿岛组交涉，交涉的时候鹿岛组已经认错，并且承认了这个事实，认为有责任，表示“深切的谢罪”，这一点，是我们和解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政策的胜利，恢复了我们中国人的尊严，也为今后其他劳工索赔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当然，尽管他们承认了第１条以后，又说不承认在法律上有责任。我们这一方加了这么一句话：对此表示“了解”。对此，我们一开始有不同的想法，后来跟我们做了解释，对方说不承认，那是在法律上，但是在道义上他们还是承认的。后来日本友人说：他这样说是为了跟他的董事会的其他人有个交待。这是日本人的两面性。我们说：我们了解并不等于说我们同意，允许你这么说，但并不等于我们承认你这个认识，只能表明日方出尔反尔，或者说不诚恳，没诚意。第二点，我认为赔偿金虽然不多，但是对花冈受难幸存的老人是一点慰藉。因为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花冈受难者开始发公开信，一直到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历时１１年，我们找到的幸存者当中，有的没见到结果，就含恨去世了。这些老人在世时，他们都有一个心愿，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这个结果，这也是一个安慰。但是，并不是给一点钱的问题，应该怎么办？怎么解决？给多少钱？这实际上是被告的一个认罪的表示，光说我口头上认罪了不行，实际上还得有行动。按照日本的法律，谁起诉，判决就判给谁。可是花冈事件起诉的１１人他们代表９８６个人，那怎么办？和解，就是要让步，不能只赔１１个人，要赔９８６个人。那么这个款数就降低了，既然我赔９８６个人，就不能说你要５００万，我就给你５００万。原告由１１个人变成了９８６个人。那么我方呢，也应该从款数上有所降低，这是和解，双方都让步，所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这个问题。钱少了一点，但是在限度上也不是太少，不是像有人说的，那给你一块钱，或者给你一块糖，像哄小孩子一样。不是那个意义。这种观念是对历史不了解，对国际的赔偿状况不了解造成的。德国的赔偿不是２０万到７５万吗？所以我们这个５０万日元还是说得过去的，可以接受。第三点，我认为有助于推动解决全部中国劳工索赔的进程。据日本的资料记载，一共是３８，３９５人，涉及到３５个资本家，１３５所劳工所，所以花冈和解是一个突破，是一个样板。今后其他的怎么办？现在我也协助他们，比如还有一个诉讼案安野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诉讼案，今年７月９日就要判决了，已经开庭１７次。判决也许是我们败诉，也许是我们胜诉，怎么办？所以前不久我们在青岛召开了一个研究会，如果我们败诉了怎么办？当时我提出来了，根据日本的情况，像鹿岛组这样表示认罪的资本家头一份，那么西松组会不会认罪呢？估计不会。那么这官司还打不打？所以我们就商量，商量了两天，最后就拿出一个意见来，如果不认罪的话，起码要让它承认，曾经奴役过我们这个事实。后来我又讲了如果这个它不承认，怎么办？最后就设想：根据目前日本这个状况，非常困难。所以花冈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结果是相当不错的，其他的怎么办？有没有像花冈这样的好结果呢？难度很大。我们完全可以以花冈为样板，给法院施加压力。日本友人采取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在国内签名，２０００年３月７日我到日本的法院去，我带去了３，０００多份签名支援我们的劳工，但是日本友人带去６万多份的签名，我是这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