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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中的舞弊造假之风，如今就像我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况：上面大喊反腐败，下面腐败之风却非但丝毫没有收敛，反而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顶风作案者层出不穷，这可能是当今中国的一大特色。1999年“国考”刚刚结束，震惊全国的一南一北的两大舞弊案即刻“浮出水面”：一是黑龙江望奎县二中高考十六份雷同卷牵出二十二个涉案人，主管副县长、教委主任、副主任、二中校长及考场教师，全套人马一起上阵作假舞弊，实属奇迹！南边的广东中考中发生考题泄密大案，几个校长为追求升学率，相互勾结，串通一气，造成两万六千多名考生重考的“国考”大案。这回广东清远的中考大舞弊，多多少少也使曾几度疯狂的该省某些地区高考顶替冒假的“小魁首们”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感觉，着实暗地里欢欣了一番。
为了考察“中国当代高考舞弊之怪现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室，又重新看了一遍1997年10月23日的《焦点访谈》。在这个以“偷梁换柱，法理难容”为题的节目里，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湖北省通城县原招生办副主任熊云鹤在任期间，利用修改考分考号、冒名顶替等卑劣手段，将其亲朋好友的子女送进学校，共作案十二起之多，涉及被冒名顶替的考生十五名。这一案件非常典型。熊云鹤利用职权，使一些本来拥有上大学机会的学子身怀终生遗恨。他的行为，大可叫人生出“千刀万剐方解此恨”之感。因为正是他的卑劣做法，使得那些本来满怀希冀的青年男女，从此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甚而走上一条完全相反的人生之路。当看到那位因人为“落榜”的女孩子不得不年少嫁人的凄凉情景，凡有些血性的人，都会愤怒诅咒熊云鹤这个喝考生血的无耻之徒。
据教育部门与检察部门介绍，像湖北通城的熊云鹤这样借招生办负责人职务之便，在中考、高考中“做手脚”的人，几乎每年都有，就像经济领域中那些顶风犯罪的腐败分子一样，他们极端的自私利己主义思想，严重玷污和搅混了中国神圣的中考、高考殿堂，能让老百姓不愤怒吗？
虽然这种企图借高考为个人私利大捞一把的败类们，早晚总会受到法律制裁，但是，法律虽然可以斩断那些伸向高考的“黑手”，但却难以抚平一颗颗受伤的心灵。
白天德，一位现在不知是否还在人世间的身患绝症的中年庄稼汉。十五年前的那“黑色7月”之后，他以非常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学院。他和全家人满怀喜悦地天天等候入学的喜报送达，可是没有，永远都没有……当上面我所说的那个《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后，勾起了这位庄稼汉“被秋雨浸泡了十几年的灰色记忆”，他从死亡的病榻上艰难地支持起已经被死神咀嚼得所剩无几的身子骨，用尽全部的力气，忿愤地写下了自己的那段亲身经历与日后的苦难：
……临近开学的日子，我还没有收到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而沉寂了几个月的天空终于蕴育了一场绵绵的秋雨。饱受暴晒的世界被清凉的秋雨洗涤得面目一新，连绵起伏的远山在靠微烟雨中愈显苍翠，空气中透着雨后特有的清爽。初秋的细雨给人以仲春时节的感觉，唤起人想要作诗的冲动。
可是这雨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天空终日灰蒙蒙的，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迷茫的雨雾中。我有些坐立不安了，开始觉得这绵绵不绝的伙雨让我感到纳闷。我想这点雨不会阻隔我的录取通知！但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原因呢？我的行李早已捆绑停当，静静地靠在冷清的墙角，无言地等待我出发的日子……
雨一刻不停地下着，坚硬的土质路面被浸泡得松软，一搁脚就会陷进去。已经过了9月1日法定开学的日子，我依旧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父亲看出我的焦虑，安慰说，这样的学校开学要晚些时候。
难捱的日子在这渐渐沥沥雨中一天一天捱过。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灰白枯槁的脸，感到这沉闷的天空简直要把我压垮。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死寂的等待，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终于、父亲再也无心上他的课，向邻居借了一柄伞和一双雨鞋出发了，他要步行六十公里才能到达县城。望着父亲在雨中蹒跚的样子，全家人不由得替他担心。
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两天，第三天早晨，父亲带着满身的泥泞冒雨赶了回来，裤腿开了大口子。看到父亲的脸，我的心猛地一沉，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此刻的表情。父亲满面疲惫，说话时尽量避开不看我，但那偶尔一瞥，饱含着父亲对儿子独有的关切。
父亲从县城教育局一位熟人那里探知，我的档案根本未投，取代我的是教育局某副局长落榜的女儿。
当父亲找到教育局，嗫嚅着询问那位副局长时，得到的竟是这样的一句答复：“你们工厂子弟好招工。”
这就是理由！狼吃小羊的理由！仅仅是为了自己女儿的就业，便毫不客气地断送我的前程！
父亲当时还没有从“右派”的阴影中彻底解脱出来，虽然在家像只虎，但在把握自己命运的局长大人面前不得不做只小羊羔。
雨，依旧不停地下着，天气已经变得十分寒冷。
我并没有哭。只是一头扎进冰冷的雨中，任凭刺骨的秋雨把我浇透。
那场秋雨缠缠绵绵地下了四十多天。天放晴的时候，父亲决定让我复读。那时已是10月中旬了。此后他曾为这事去了一次省城，但回来后一句话也没讲，家里人也没有问。
也许是我恐惧于每次回家向父母要钱时的痛苦，在勉强坚持一段时间重新读书后，我平生第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自动退学了。父亲没有为我的退学责备我。不久，上面来招工，我便成了工厂的一名合同工。
然而我从此也落下了一毛病：每逢秋雨时，无论昼夜，我都无法呆在室内，总要独自徘徊在雨中，任秋雨把我淋湿。我的嘴里也总是哼着同样的一支曲子：茫茫的街头，错乱的脚步，走过的街头只有雨和露，寂寞的心情忍不住，何处是归路……这首本来是描写失意恋人的悲凉歌曲，却真正成了我此刻处境的真实写照。心灰意冷的我在寒风秋雨中孤独地咀嚼那种百般无助、万般无奈的滋味……
但我一直都没有哭。
只是当电视台的记者采访那位与我同命运的女同学，她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熊云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时，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感谢上帝使熊云鹤的卑鄙行径大白于天下，也感谢通城县有固炜门为那几位被冒名顶替的同学作了“适当安排工作和学习”的补偿。我祝愿这些弟弟妹妹们能奋起直追，把失去的尽可能地找回来。
可是对于我呢？我已是一个身患绝症、早已把遗书锁在抽屉里的垂危病人，就连这篇短文也是我耗费了许多精力才完成的。我无视目前沸沸扬扬的“下岗择业”，因为我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运用全部的精力来应付死神的侵袭。我最大的遗憾是自己今生没有从事梦寐以求的教师职业，“做一个比父亲强的优秀教师”，也真正成为我的理想之“梦”。
我无意也无力再去追究什么，只希望那位副局长的女儿没有辜负我十年寒窗的辛苦，一直坚守在“教师”这个我难以企及的岗位上，并且做出不菲的成绩。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但我已无力再出动接受它的洗礼。我突然记起，那年暑假的劳动并没有挣到一分钱，那场罕见的秋雨毁了所有的灰窑，杨树叶并未枯黄就落了，是秋雨后那场突降的霜冻促成的。
我想：那就是我。
我几次与山西省团委和《山西青年》联系，想打听白天德的近况，但一直没有消息。有人说他已经在一年多前去世了，有人说他还在作死亡前的最后挣扎。可我知道，不管什么情况，对一位身患绝症者来说，前景总是一个。人都有一死，白天德并不怕死，只是十五年前那位教育局副局长在招生时伸出的一只“黑手”，深深地害苦了白天德及他父亲和全家人。不知那位局长大人能否知道这一切，倘若知道的话，是否良心上该有所醒悟。因为你在给自己女儿留下光明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想到另一位青年将被你推向黑暗的深渊！
白天德本来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而且从他的文笔来看，他还可能成为一名不错的作家，然而现在他什么都不可能是了，连宝贵的生命都将无情地被剥夺了。像他这样因高考而遭受飞来之祸的人并不少，但愿那些置别人于死地而为自己营私的人能良心发现，免得哪一日遭遇报应！
06
六问天：穷人还能上大学？
本来这部分内容并不打算写，因为我的那部《落泪是金》已经把有关贫苦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事写得够让人落泪的了。但是，就在我准备放弃这部分内容时，一日，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勾起了我落泪的回忆：一位叫杨修平的湖北籍孩子，1999年高考后被湖北师范学院录取，但由于他家穷在原中学上学时欠下不少钱，中学就把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扣住了，一直扣到电视新闻播出的12月2日还在校方手里。
现在的社会存在穷人与富人的客观事实是不容掩饰的。富人为了上大学愁的不是钱，愁的是孩子不争气考不出好成绩。穷人的家长除了富人愁的孩子考不出好成绩外，更有一愁的是，没有钱供孩子上大学。
我原本以为写完《落泪是金》后，我可以放下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了，可想不到的是自作品发表之后的一年多来，我就从来没有停止这一项本来跟我毫无关系却始终让我不得安宁的事——当一个穷人看到有人出来帮助他们后，成千上万的穷人都向我走来——《落泪是金》发表于1998年10月下旬，从那时起，找过我的贫困生不下数百名，经我之手给牵线搭桥解决贫困的学生有三百余人次。我知道团中央、全国学联济困助学办公室获得的社会资助达几千人次，仅北大、清华、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首都十几所高校获得的社会资助就多达几百万元……作为一名作家，我以为自己的一部作品能引发那么多社会资助并引起全国各界都来关注贫困大学生的热潮，这就已经足够了。可是不行，实际情况远远出乎我的想像和意料。还是一句话：中国的穷人太多，怎么就越来越多地从各个地方冒出来了？
先是北京的某某大学来电话，是学生会的。一位小女孩有一天突然跑到我的单位，她自我介绍是团委派她来请我去作一场《落泪是金》专题报告。“我们学校不少人看了您写的作品，都哭了。真遗憾，如果何老师您当初也到我们学校采访一下，我们不可以获得很多社会赞助吗？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林业大学不都获得了几十万元的资助？他们比起我们学校来算什么？我们的贫困生的比例远远超过他们……”
原来是这样。从这个女孩子口中我才了解到我写《落泪是金》时没有采写到的这所学校，其实比我自认为或者在教委、团中央那儿挂上名的农大、林大、民大等这些“贫困学校”还要贫困呢！这个女孩子的学校是所专业很偏的大学，在北京这样著名学府云集的地方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女孩子声明说最好别在文章中说出她的学校的名字和自己的专业来，我当场答应了，因为贫困学校和贫困生都不太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他们有几怕：怕别人知道后学校以后招生就难上加难，生源不足对学校来说意味着穷上加穷，或者可能会走到关门的境地——某省有一所大学就是这样，他们总共只有两千多名学生，结果由于贫困生大多，学校背不起几百万元的沉重负债，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已被这所学校的叫苦搞怕了，说干脆你们别办了。那学校的校长刚把这一不成文的信息向教职员工透了一丝风，学校立马有近百名教授副教授和其他老师集体跑到政府那儿去请愿，说谁要关我们的学校，我们就上谁家去吃饭。哪个政府不怕学校闹事？于是这个省的负责同志把“散布谣言”的人狠狠地批了一通，并立下规矩：要是谁再说那个学校穷谁就下岗。另外，团中央让我写《落泪是金》和因受作品的宣传而获得过二十多个人赞助的书中主人公之一的某学生也还不是跟我打了近一年的官司吗？
这个女孩子讲到她学校和她同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