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
在关于文学创作的总原则上，《艺概》提出了“一”和“不一”的辨证论说：“《国语》言：‘物一无文。’后人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在关于文学的继承与创新关系上，《艺概》提出了“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在关于艺术意境的审美特征上，《艺概》提出了“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著于一偏。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
在关于文学的美学风格上，《艺概》强调阳刚与阴柔的相互调剂，要求“骨”与“韵”并重“情韵婉”和“魄力雄”的对立统一。
2、梁启超的小说理论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沧江，别署饮冰室主人。一生著述宏富，有《饮冰室合集》。
大体来说，梁启超的一生可以1918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以政治家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以觉世、醒世的政治宣传、思想启蒙为己任，同时兼及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后期则主要以学者的身份从事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在追求其学术研究的传世价值的同时，兼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时事政治的评论。因而梁启超在近代思想界、学术界、文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文学方面，梁启超积极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与其社会政治改良思想相呼应。“诗界革命”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前期的诗论代表作品《夏威夷游记》（1891）、《饮冰室诗话》（1902—1907）中，主张将“新思想”、“新境界”、“新语句”与传统诗歌的“旧风格”相结合；“文界革命”的核心在于提倡大量引进“新名词”，以“俗语文体”表达“欧西文思”。 两者的最终落足点都在于通过文学改良来改良民族精神，改良国民和社会。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告小说家》（1915）等文章中。它们大都作于梁启超主要作为政治家、思想家从事社会改良、思想启蒙活动的前期，文章明显地视小说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重要工具，体现出带有时代特色的功利主义色彩，同时又是传统“文以载道”观念在近代新形势下的流变。其中发表于《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被视为近代改良主义小说理论的纲领、“小说界革命”的宣言。
从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历史来看，在通俗小说发展的初期，明代随着通俗小说创作的发展，一批文人曾集中发表过要求重新认识通俗小说、为通俗小说争取社会地位的言论，他们在立论方式上大多以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于正史乃至经史相比附，强调小说内容虽虚构幻化，不符信史传统，但贯穿其中的忠孝节义等思想观念却与经史相契，且具有经史不具备的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特点，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因此可嘉惠里耳，适俗导愚，教化人心，移风易俗。尽管他们对小说的艺术规律尚缺乏深入的认识，但他们从小说广泛的社会教育功用角度入手肯定通俗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却大大提高了本来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为小说创作的繁荣、小说理论的深化创造了条件。梁启超则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独特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下对小说的性质和功用作了又一次新的审视，认为小说具有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的巨大作用，在开导民智、变革社会方面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因而具有崇高的地位。在梁启超看来，正因小说与群治之间具有如此密切直接的联系，最后的结论必然是：“故今日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显然梁启超过分夸大了小说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使小说为政治改良、社会变革服务的功利性意图。但他的论述对于进一步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改变传统的小说观念，引发人们关注小说的革新发展，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变革时期总结和评价古典小说、认识和接受西方小说，进而建构新的中国小说创作和批评理论，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思想首先来自于从创作实践层面对传统小说的总结和评价。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指出传统小说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种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使中国积弱衰微的落后思想观念如“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等等皆来自于传统小说；而这与他在《变法通议》、《译印政治小说序》等文章中称旧小说内容无非“诲淫诲盗”的认识局限也是相一致的。最终梁启超提出革新小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梁启超推导出的结论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前提即对传统小说的否定和抹杀却是片面的，这不仅表现在颠倒混淆了小说创作与现实生活的辨证关系，而且表现在以偏概全地评价内容丰富、题材多样的传统小说。
其次，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思想也来自于从理论层面上对小说感化人心作用的分析和认识。在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上，梁启超发前人所未发，结合小说读者的阅读心理，深入分析了小说特有的移人性情、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熏、浸、刺、提。他对四者的论述虽与传统小说理论中认为小说可“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触性性通，导情情出”（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等论述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显然更为系统和深入；他对文学表情作用的充分认识尤其对叙事文学理论作出了必要的补充。
3、王国维的“境界”说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又字伯隅，号人间、观堂、永观。
王国维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起初致力于西方哲学、美学的研究，后重点从事文学尤其是词曲的研究，最后又转攻经史、小学、甲骨学、金石学，在各学科的研究皆成就卓著，嘉惠后人。
《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在文学研究方面最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其中《人间词话》的王国维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人间词话》最初于1908年分三期发表于上海《国粹学报》，共六十四则，由王国维亲自从手稿中辑选而出。1926年出版单行本。此后后人不断增补，先后有十余种版本印行，其中以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合刊本最为通行。《人间词话》注重将西方美学思想余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相结合，体现出中国近代文学思想转型时期中西结合的时代特色。
《人间词话》的批评范围很广。就文体而言，以词为主，兼及诗歌、戏曲、小说；就时间而言，上自先秦，下至晚清，皆有涉及。贯穿《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是“境界”说。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思想影响，认为文学是超越功利的纯粹艺术，文学的审美功能是其价值的根本体现，而“境界”正是从审美层面对诗词艺术提出的理想标准。《人间词话》开宗明义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所论的文学艺术的“境界”与“意境”的含义基本一致。以“境界”、“意境”评论诗词，并不始于王国维，唐代以来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都曾从不同角度论及意境问题，但惟有到了王国维，有关意境的理论才达到了最为完善、系统、深刻的水平。
关于“境界”的美学特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作了具体说明。
首先，他总结了古代文艺思想中有关意境的美学特征的论述，指出“境界”具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一如宋代严羽所说的“兴趣”、清代王士禛所说的“神韵”，皆体现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特色。王国维还举例指出五代、北宋词从整体上突出体现了“境界”的这一特色，因而成为他所称许的词史上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同时他又从反面以南宋词人姜夔为例，说明作品若无意境，即使词人格调高洁清绝，终不能成为一流词人。即：“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长期以来，浙西词派、常州词派在清代词坛上分庭抗礼，王国维则跳出两家之窠臼，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标举“境界”，开创了词坛新气象，产生了深入影响。浙派词人崇尚幽深窈渺之思、洁静精微之旨，因此极为推崇姜夔，但其末流则不免陷于幽冷颓唐、类乎寒蝉哀鸣之境地。此处王国维立意于“格调”，明确指出姜夔的局限，在客观上具有涤荡浙派词人流弊、为诗词的创作指出向上一路的积极作用。
其次，指出“境界”、“意境”具有真实自然之美，即：“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不仅要求作品内容方面的情景之真，而且要求艺术表现方面自然传神，造语平淡，尽弃人为造作之痕迹。惟有如此，作品方能具有“不隔”的自然真切之美。“不隔”的思想吸纳了西方重视艺术直觉作用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同时更是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如钟嵘的“直寻”、司空图的“直致”、严羽的“妙悟”、王夫之的“现量”、 王士禛的“神韵”等理论一脉相承。
另外，同是体现出自然真实之美的作品，王国维又从美学上根据作者主观介入程度的差异而区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我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引用西方美学思想中有关优美与壮美的区分，概括说明这两种境界的基本形态的美学特点：“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人间词话》对以意境为中心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同时又体现出西方美学思想渗透影响的明显痕迹，因而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