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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的伙计们被送进了三音堂医院。三音堂医院是外国人教会办的，是全县唯一一个拥有西方现代医疗手段的医院。老百姓们热情百倍耐心细致地把伤员们送进了医院。医生护士事先显然接到了通知，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的伤员一到，他们马上就展开了积极的救治。看到受伤的伙计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救治，我也放下心来，跟着李冬青去参加他们的庆功大会。
会场设在县中学的操场上，学生的课桌板凳搭成了一个高高的台子，台子下面挤满了老百姓。看到我们一行来到会场，掌声立刻如暴风雨般轰响起来，鞭炮也响成了一片，好像又发生了激战。我还没明白过来，一帮人扑将过来拧胳膊扯腿地把我高高举起，我腾云驾雾般被抬到了台子上面，待我双脚落地的时候，有些头昏脑涨腿也软软地几乎站立不稳，肚子也咕噜噜地响了起来，这时候我才想起来，从昨天到现在我已经滴水未进粒米未食了，让这帮热情洋溢的人抬着一摇一晃就有些虚脱的感觉。接下来李冬青、洪连长也都先后被人们高举着抬到了台子上。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待遇并不仅仅是给我的。虽然这个举动表现了老百姓对我们的极度感激和爱护，但是被人像大衣柜一样横抬着然后再竖放下来滋味并不好受，尤其是腹中空空又饥又渴的人更加有些受不了，我让他们搞得头晕目眩，恍恍惚惚。接下来就开始轮流讲话，回音壁是省参议员，虽然有职无权，级别却是最高的，便由他主持会议。他先来了一个开场白，感谢尕司令、八路军救民于水火之中，对李冬青带领保安团坚守县城英勇抵抗日寇表示敬佩等等。我这时候饿得虚火上升，腿软心慌，根本没耐心听他讲那些当不了饭吃的好听话。接下来回音壁又请李冬青讲话。李冬青说通过这次共同抗击日本鬼子，我们跟他们建立了铁打的战斗友谊，又说我们也加入了抗日同盟，今后我们就都是抗日这面大旗下的兄弟，同生死共患难，一定能够把日本人赶回东洋大海里。再接下来，又邀请洪连长讲话。洪连长不讲，说他讲的话都在枪口上，枪是对日本人发言的。回音壁再三请他讲几句，他坚决不讲，回音壁这才郑重其事地隆重推荐我：“下面，请我们县的大恩人，抗日大英雄……尕司令讲话。”他可能想向乡亲们隆重介绍我的姓名，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就只好仍然介绍我为尕司令。我这个时候满脑子就是馒头、面条、油泼辣子，哪里还有心思讲什么话，再说了，我在伙计们面前装模作样还可以，面对了这么多老百姓，让我在台上对了那么多从不认识的人讲话，比让我当众脱了裤子放屁还难为情。我连连推辞，李冬青说：“尕掌柜，这个时候你不讲几句话老百姓能通得过吗？一定要讲一讲。”回音壁再次发挥功能：“一定要讲一讲、讲一讲、讲一讲……”
洪连长也在一旁帮腔：“尕司令，讲几句给大家伙鼓鼓劲么。”
我心想你刚才咋不讲几句给大家鼓劲呢？我快饿死了，哪里还有精神讲话。想到饿，我倒真有话讲了，我鼓足勇气对了会场的百姓们喊：“乡亲们，我真饿得受不住了，谁现在给我一个热蒸馍谁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这话一讲，整个会场都愣住了，跟烧锅子一样沸腾的会场好像让谁突然浇了一大盆冰水。顿时一片死寂。李冬青跟回音壁愣愣地看着我，他们还以为我耍怪逗宝开玩笑呢。我夸张地做出虚弱的样子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从昨天到现在粒米未进，实在撑不住了。”
李冬青马上反应过来，对了会场说：“乡党们，今天这会就开到这里，尕司令为了拯救我们县城的百姓，从昨天到现在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咱们赶紧请尕掌柜吃饭、休息，今后我们都是自己人，要瞻仰尕司令的风采，聆听尕司令的教诲，随时到县政府来好不好？”
抗日英雄饿成了这副样子，善良热情的老乡们心疼得受不了了，纷纷朝前头拥，叫着喊着要让我到他们家里去吃热蒸馍。大家都朝前挤，临时搭盖起来的台子经受不住人潮的冲击，开始呻吟着摇摇欲坠。李冬青急忙朝人群大声呼喊：“别挤别挤，县政府已经备好了庆功宴，现在散会，散会。”洪连长拉扯了我一把：“快走，万一台子塌了就把人砸了。”
我们急忙跳下台子，李冬青的保安团推搡着热情的民众，保护着我们挤出人丛，逃跑似的来到了县城最大的酒楼“太原楼”。太原楼是山西商人开的，说是楼其实并不是楼，那个时候整个县城还没有一座楼，这个所谓的楼就是房子高一些，大一些，大堂里能摆十几张桌子。我们到的时候，桌上已经摆好了杯碟碗筷，靠北面的正墙上竖着一块大红匾，上面写着“抗倭英雄，人民救星”。老板出来迎接我们，抱了拳热情洋溢地感谢我们能到他的酒楼摆庆功宴。他那胖乎乎的圆脸蛋极易让人想起发面大馒头，看到他我就更加饥饿了。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陪客，大多数是长袍马褂，显然是当地的士绅，还有几个人西装革履，不工不商非农非兵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李冬青拣头面人物给我介绍了几个，什么县商会的会长、县中学的校董、县党部的书记等等，我一一点头招呼。这些人刚才都参加了庆功大会，也都知道我饿惨了，所以倒也不跟我啰嗦，打过招呼便就座入席。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酒席，再加上腹中空空，饿虫张牙舞爪，只盼赶紧把好吃的东西端上来。
先上来的不是我渴望的馍馍，而是凉菜，红油黄瓜条、凉拌西红柿、醋熘萝卜缨、卤煮猪下水、小葱拌豆腐、油炸花生豆、青笋黄豆芽、油激酸白菜，样数不少，足足七个。今天的人看了这个菜谱可能哑然失笑，怎么也是打败日本鬼子的庆功宴，来的又都是县里的头面人物，这些菜肴如今大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只能作为家常小菜吃吃而已。可是那个时候，正是抗战时期，民生经济非常困难，这样的酒席就已经丰盛得了不得了，起码对我来说已经是开天辟地最为丰盛的酒席了，所以我对那天的菜肴记忆深刻，至今念念不忘。那时候讲究的就是七碟子八碗。七碟子就是七样凉菜，八碗就是八样热菜。凉菜上来了，我暗想总算可以开吃了，便拿起筷子跃跃欲试。没想到李冬青又端起了酒杯，他是县长，在这种场合自然要以父母官、主人的身份发表一下祝酒辞，他啰啰嗦嗦又讲了许多已经说过了的话。面对丰盛的美味佳肴，我饥肠辘辘，却不能马上开吃，那个难受的滋味简直是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摧残。好不容易盼到李冬青说出了结束语：“预祝我们合作抗日取得最终胜利，下面请尕司令讲话。”
我趁机说：“我没啥说了，大家干了杯中酒就吃吧。”说罢我带头仰脖子干掉了杯里的酒，然后谁也不理，埋头苦吃。洪连长坐在我的身边，悄声对我说：“尕司令你可把我救了，我也是从昨天到现在粒米未进了。”我没想到他的遭遇跟我一样，非常佩服他的忍劲儿，不像我这么不经饿，一饿就吵吵。不过这也不奇怪，他是八路军，红军的底子，长征都能熬过来，饿上一天两天他自然能顶得住。我是土匪，过惯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忍饥挨饿的功夫自然比不过他。
酒足饭饱，残汤剩菜杯盘碗筷很快撤掉，酒楼的伙计们流水般地又沏上了茶水摆上了瓜子。李冬青摆出办正经事的样子，要跟我们签订联合抗日盟约，并且邀请所有宾客现场观礼。联合抗日我积极支持，而且已经这么干了，盟约的内容不外乎抛弃一切纠纷和恩怨，齐心合力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我们跟保安团还有八路军不管哪一家跟日本人发生了战斗，其他两方都必须出兵支援等等。对这些内容我都没意见，可是有一件事情就像鸡骨头一样梗在我的心里，那就是他骗我的麦子。于是我对他说：“李县长，尽释前嫌是应该的，联合抗日也是应该的，可是该算的账还是要算。过去我们伙里打死了你爸，你后来又打死了我二娘，就像你说的，打死人的事情都不是你跟我直接办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冤仇宜解不宜结，这一页子揭过就揭过去了。可是，你骗走了我一千石麦子，卖了五万块大洋，一分钱没给我，反而还差点把我拉到城西毙了。要是我让你毙了，今天也就说不成这个话了，既然没毙成，我还活着就得跟你算算这笔账。那一千石麦子可是我们伙计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水跌八瓣，一锄一锄刨出来的。这事今天当着这些乡党的面你给我个交代，不然我回去对伙计们也没办法交代，今后联手打日本人的时候，一想到你骗过我们，心里的疙瘩难消化。”
李冬青没想到我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要跟他算账，等于当众揭了他的老底，尴尬透了，这段日子晒黑了的脸让血一涌，颜色就跟我们刚刚吃过的猪下水一样。不过李冬青到底是李冬青，尴尬只是瞬间，接着哈哈一笑说：“尕掌柜真有意思，本来这些事情我是想一笔撂过的，你说得也对，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那么我也就跟尕掌柜细细算一下账。你从我们家里头……我不说抢，就说借吧，一下子就借走了三万六千块大洋，按当时当地的价格算，三万六千块大洋能买两千石麦子绰绰有余吧？再算算我从你那里拉走的一千石麦子，说五万块大洋那是河南发了水灾以后麦子的浮价，我们动身晚，赶到的时候麦子价格已经跌下来了，只卖了不到三万块大洋。再后来我把大洋变成药材、布匹千里迢迢拉回西安城里，才多卖了两万多块大洋，这样算下来总共五万块不假，扣除你欠我的三万六千块，再扣除吃喝运输费用五千来块，还剩下九千块。原本讲好了你我三七分成，你应得六千三百块，我应得两千七百块，再扣除你借我给佃户赔鸡鸭猪狗的一百块，还有给李敏敏挂红的两百块，你应得六千块，我应得两千九百块。结果你又把我们家的房子烧了个一干二净，我们家那个堡子虽然值不了几个钱，可是一万大洋总值了吧？你要不信到时候我专门请个估价的，估清楚了之后，咱们多退少补，该我给你多少就多少，该你给我多少也是多少。今天当着各位乡党跟八路军的面，你说我的账有没有出入？”
他这账算得实在复杂透顶，最让我难以辩解的是，抢他的三万六千块大洋变成了“借”，我又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那三万六千块不是借的，是抢的，转眼间他就成了我的债权人，我成了欠他三万六千块大洋的债务人。他又把我烧了李家堡子的事端了出来，还吹嘘他那个堡子至少值一万大洋。其实那个时代，盖他家那样一座地主土围子花上五六千大洋足够了。俗话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事实再一次证明，兵要是遇上不讲理的秀才，有理更说不清。让他这么一算，我的一千石麦子他就白拿了，而且拿得理直气壮，反过来我还倒欠他五六千块大洋。我感觉他这种算法不对头，却找不到可以对他进行反驳的理由，明明知道他的算法大有破绽，却不知道这个破绽在什么地方。他算的这笔账困扰了我许多年，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心里明明觉得他不对，嘴上却说不出道理来反驳他。直到解放后我进了改造土匪培训班，经过洪连长，那时候他已经是我们县的军管会主任了，帮我详细分析批判了好几天，才明白李冬青跟我算的是生意账，其实他跟我之间是阶级账。我由于不懂得算阶级账，没有把我跟他的关系放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比如说我从他们家里“抢”的三万六千块大洋，既不是“抢”，更不是“借”，而是替劳苦大众向吃人贼和李冬青讨的剥削账，我的错误就是没有把讨来的阶级账分给穷苦百姓，而是留到伙里自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