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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松冈洋右从俄勒冈州法学院毕业，此后留在美国工作了3年，1903年，回到日本。1904年，松冈洋右参加外交官考试合格，进入外务省工作。不久，被派任日本驻中国上海领事馆领事助理，从此揭开了他外交官的生涯。
松冈洋右在上海工作期间，正值日俄战争之际。松冈洋右名为领事助理，实际则从事军事间谍活动，当时主要是搜集有关沙俄军队的情报。1905年5月，在日俄日本海大海战爆发前，松冈洋右侦悉到俄国舰队将从金兰湾北上的情报，立即电告了日军统帅部，为日本海军在这次大海战中击败俄国舰队立下“大功”一件。鉴于松冈洋右的出色表现，1906年，当日本在大连设立对我东北地区开展殖民活动的机构“关东都督府”时，松冈洋右被“论功行赏”地任命为“关东都督府”的外事科长。
获得提升的松冈洋右更忠心地推行对外侵略政策。1908年，当日本国内对是否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问题进行辩论时，松冈洋右就坚决主张出兵，他甚至越俎代庖，替当时的外务大臣起草了一份《意见书》，鼓吹出兵的理由。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出兵论者占了上风。
同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出兵西伯利亚，开始武装干涉苏俄革命运动。1921年，松冈洋右离开了外务省，被任命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理事。“满铁”实质是日本政府设在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机构，始建于1906年11月27日。日俄战争以日本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日本也因此从俄国手中夺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南部即“南满”的侵略权益——辽东半岛与关东州的租界权，以及中东铁路南段长春—旅顺线及附带港湾等事业经营权。日本政府设立的军政合一的“关东都督府”主要用于行使前一侵略权益，后来，该机构于1919年进行军政分离的改革，由此形成了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两个侵略机构。
为了有效行使后一事业经营权，展开经济侵略，则专门设立了“满铁”。实质上，“满铁”不仅专司经济侵略，而且以铁路会社名义，使用各种手段，搜罗情报，进行其他的侵略，“表面上经营铁路，背地里百般设施”。正如松冈洋右自己后来所吹嘘的“满铁作为推行我国国策的生命线或大动脉，经营着铁路、港湾、矿业、制油、地方、旅馆等各种事业，它把触角不仅伸向南北满，甚至伸向南北中国，在交通、经济、产业、文化各个领域中，运用其闻名全球的资本弹力和举世无与伦比的阵营，大肆活跃。”由此可见“满铁”侵略的规模是多么大，当然，其危害性也可想而知了。
松冈洋右是日本对外侵略国策的积极鼓吹者和执行者。在担任“满铁”理事后，他为了扩张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权益，巩固日本的侵略统治，在“满铁”设置了规模庞大的情报调查机构。早在1919年7月，经过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苏维埃政府的苏联政府就发表了《加拉罕宣言》，声明废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无偿归还沙俄在中国攫取的权益。《加拉罕宣言》在中国，尤其在东北，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人民兴起了“收回主权”的运动，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满铁”也被波及。
松冈洋右就任“满铁”理事后面对这样的情况，开始“苦心经营”起“满铁”。他于1923年4月，积极推动扩大“满铁”本社的调查课机构，同时将哈尔滨公所升级为理事所，并设置了调查课即“哈调”。这一做法的目的是，通过加强情报工作，以便对因中东铁路问题而日益吃紧的北满局势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哈调”刚刚建立不久，即1923年7月至8月，中国方面与苏联交涉收回中东铁路附属地问题，最终确定以中俄合资的方式管理中东铁路。而在这一过程中，“哈调”搜罗了详细情报，通报给松冈洋右。
北满陆军特务机关的报告，如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松井石根编写的《赤塔？乌苏里铁路现状》，驻满洲里特务机关桥本欣五郎编写的《采金业在远东》等情报也直接向松冈洋右汇报。可见，在松冈洋右的一手操持下，形成了庞大的“满铁”本社的调查课，这里不仅有从哈尔滨、奉天、吉林、郑家屯、洮南和齐齐哈尔等地公所送或转来的情报，而且除满洲以外，在北京、上海等地也早就设置了情报机构，在欧美则有驻纽约、柏林的事务所提供调查报告。
“满铁”就像一个“具有灵魂的有机体”，东京分社负责了解政府内部情况、政党动向等秘密情报，定期通报本社。“满铁”调查课的调查经费支出得到关东军支持，后来关东军资源调查班的全部工作都委托给“满铁”调查课。而“满铁”调查课遍及各地的情报网，积极为日本展开侵略搜罗各种讯息。
推动侵略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2）
松冈洋右除了支持调查课的建设、热衷于侵略情报的搜集外，对于干涉中国内政、侵吞中国领土也不遗余力地投身其中。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国内军阀林立、纷争不断。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军阀战争爆发。松冈洋右认为这是对中国分而治之、扩大侵略的好机会，因而，他全力支持关东军将领的立场，坚决主张实施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攻打直系军阀吴佩孚，企图扶植张作霖以控制中国东北。并且“用心良苦”地建议日本政府，表面上要始终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实际则“排除小型的干涉行动，确立进行大规模干涉的方针”。在松冈洋右等人的操纵下，张作霖成为日本政府准备扶植的傀儡。
次年12月，在郭松龄武装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事件中，松冈洋右立即致信当时外相，主张：“在满蒙维持秩序和一般的干涉内政，应明确加以区别。我认为必须把满蒙与中国的其他领土区别开来，尽我帝国之力维持满蒙的秩序。”这种所谓的“维持秩序”实际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的代名词，而意将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分割开来，则体现了其妄图侵占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野心。
除了进行情报活动和直接鼓吹侵略东北外，松冈洋右也很重视“满铁”的经济活动，利用“满铁”展开对华经济侵略，“满铁”的营业利润逐年增长。会社刚成立的1907年利润为200万日元，到1921年利润增至1000万日元，而到1929年最高利润竟达4500万日元。“满铁”的巨额收入，来源于霸占铁路运输以及对东北近10万名采煤华工的残酷压榨。
％％％回到日本后，“武力解决满洲问题”成为松冈洋右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是他所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基础。炮制伪“满洲国”、退出国联后，松冈洋右成了“国民英雄”
1929年8月，松冈洋右从“满铁”退职回到日本。此时的他没有闲下来，而是投身到鼓吹“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阵营中，大力支持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军部为了侵占我国东北，在国内大造舆论鼓吹发动战争，松冈洋右就是其中最狂热的鼓吹者之一。1929年12月14日，在日本京都召开了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议，松冈洋右在会上专门就“满洲问题”作了题为《驳中国的满洲论》的发言，字里行间赤裸裸地体现了他“侵略满洲有理”的无耻观点。他说：正如以前所指出的那样，李鸿章是想借助俄国力量打倒日本。现在我不是就此事本身论其是非，只是指出事实。历史往往是会重现的。中华民国诸公，能向日本做出保证，将来绝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李鸿章吗？……其次，以我的历史观来看，世界历史，大多是由国民或人种的所谓盲目冲动的错综复杂关系及其反应所形成，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明智力量的作用却不多。从这一历史观来看，斯拉夫民族的重建或复兴如任其发展，将会出现比沙皇统治时期更完善、强大的俄国，那时将会以比过去更为强大的力量向远东蜂拥而来。毫无疑问，它将再度面向海洋而席卷满洲。我相信，这种事实必然会出现，而对斯拉夫人的卷土重来，对其凶猛的袭击，请问中国诸公能向日本保证，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北部，使日本的存在与国家的安全绝不陷入危机或受到威胁吗？……总之，对于日本过去在日俄战争中所付出的鲜血和财力的牺牲，中华民国诸公将准备给予何种具体而满意的补偿呢？再者，我现在所申明的两点，即立即与我国国防发生重大关系的两个问题，诸公是否准备给予保障呢？我恳切地劝告各位，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只要不能给予满意的回答，我相信要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的一切尝试，就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
除此之外，他还强调：“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向满洲投入了20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10年之间，本利就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日本在满洲还损失了10万宝贵的生命，这是用金钱换不来的。”其无耻的强盗侵略逻辑在此暴露无遗。松冈洋右还在各种场合甚至著书立说来鼓吹自己的侵略扩张思想。他宣扬“满蒙是日本国防上不可缺少的”的无耻论调，而“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句话更是他的“杰作”。
1930年，松冈洋右当选为日本参议院议员。不久就出版了自己的“倾心”之作——《兴亚之大业》一书，公开兜售自己的侵略理论。“兴亚之大业”，指“振兴”亚洲是日本最大的奋斗目标，这种“振兴”之本质，在书中有明确的定义——松冈洋右在书中声称：“何谓兴亚之大业？一句话，就是使神武天皇的八肱一宇的诏敕得以实现……即通过对大陆的大规模经营，实现神武天皇这种崇高、宏伟的创业精神。进而由亚洲走向全世界，传播此种仁爱之皇道。”面对这样的大业，大和民族的使命就是“挽救”人类，日本就是“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如果其他国家介入属于日本势力范围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事务，日本将断然予以阻止。
1931年，在另一本宣传侵略扩张思想的书——《动乱之满蒙》中，松冈洋右更是提出：“满蒙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们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名断”即出自此处。而实际上，关东军也是打着“保护日本生命线”的旗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在侵占我东三省的阴谋活动中，松冈洋右不仅积极进行理论鼓吹和宣传，而且在具体行动中还成为了“国民英雄”。
推动侵略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3）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因而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1931年11月21日，国联通过了成立调查团的决议。翌年1月，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活动之后，调查团终于在10月公布了《国际联盟调查报告书》。报告肯定了“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但又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之后竟提出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所谓“解决”方案。这实质上不过是列强以“国际合作”为名，利益均沾，共同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
1932年10月11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的成员国大会，日本政府派松冈洋右率团前往参加。实际上，9月15日，日本政府已经正式承认了“满洲国”，因而，松冈洋右此次赴会，必然坚决否定李顿调查团的报告结论。在松冈洋右前往日内瓦后，1933年1月15日，日本国内掀起“举国一致”、各派联合地讨论“满洲国”问题的联络员大会。会议专门致电松冈洋右，支持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2月7日，在日本比谷公会堂又召开了“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东京中央广播电台对这次大会进行了实况转播。就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帝国应立即退出国际联盟”的决议。日本政府于2月21日决定召回出席国联的日本代表团。与此同时，国民奋起大会的“群众大集会”上通过决议：
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当日，在国联的松冈洋右就收到了此决议全文。
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企图颠倒黑白，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罪名。他在发言中，辩称因为“满洲人民要求建立独立国家，日军只是这一意志的普通实现者”。他还利用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