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新考》认为十三行得名于明代琼州十三个州县在广州设立
的十三个琼货栈。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在这里设立洋行，开展对外贸易，使
十三行成了洋行的名称。在十三行存在的几百年间，洋行只不过是其中一个
短短的时期。
围绕十三行的由来，上述几家各抒已见，并能自圆其说，目前尚很难说
谁家之言更接近事实。谁能最终解开十三行何以得名这个谜呢？
（林华轩）
上海在什么时候设镇？
上海镇设于何时，历来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而也就成为人们所关心
的话题。由于史籍记载不同，诸多学者对史料理解各异，以致目前仍然有较
大的分歧，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1）宋时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主此说。该书卷二四上海县：“宋时，舶辐辏，乃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物，
为上海镇”，（2）宋末说。明《嘉靖上海县志》主此说。谓“上海为松江县
属。。迨宋末。。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乾隆续修
上海县志》等同此说。（3）熙宁七年说。褚华《沪城备考》主此说。谓“宋
神宗熙宁七年立镇”。清《嘉庆上海县志》、秦荣光《同治上海县志札记》、
《光绪青浦县志》等均持此说。（匈）绍兴中说。清《嘉庆重修一统志》主
此说。谓“宋绍兴中于此地置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曰上海镇”。（5）南宋
末期说，武堉干《唐宋时代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上之地位观》，认为上海设
镇于南宋末期或咸淳年间。以上诸说以熙宁、绍兴和宋末咸淳三说为主要争
论焦点。
黄苇据《弘治上海县志》卷四《庙貌》：“文昌庙，宋咸淳中邑士唐时
措立。”元人屠性《文昌祠记略》：“上海始为镇时，东有文昌庙。”等依
据，认为上海设镇在宋咸淳年间或咸淳以后，决不会在咸淳间以前。从而得
出上限不会越过咸淳元年（1265 年），下限不能越出咸淳三年（1267 年），
可能在元年或二年的结论（《上海得名、设镇、建县年代辨异》，《文汇报》
1962 年2 月18 日）。
洪铭声主同熙宁七年建镇说，认为此说比较可靠，而屠性的话是否真的
可靠，很可能是出于一种传闻而作出的推测，而《嘉庆上海县志》年代明确
（《关于上海建县年代问题熙宁七年建镇比较可靠》，《文汇报》1962 年5
月8 日）。此外，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说法，认为上海在宋代并未正式建镇，
因为历来学者从未否定上海宋代建镇，问题是宋一代三百多年何时建镇，可
以说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新的说法。其理由是唐承隋制，设置镇将，宋收镇
将之权归于县，旧镇多所废罢，以不建镇为原则。咸淳中南宋小朝廷正处于
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状态之中，更不可能违背祖宗的前规，忽而把上海设立
为镇（《宋时上海并未正式建镇》载《文汇报》1962 年5 月8 日）。
谭其骧在《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载《文汇报》1962 年6 月21
日，见《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一文中，认为熙宁、绍兴二说尽管确指
年号甚或某年，却不可信，其证据①成书于熙宁之后元丰间的《元丰九域志》，
县下例载属镇，而秀州华亭县下只载青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确未设镇。②
成书于绍兴之后绍熙年间的《云间志》，卷上专立镇戍一目，所载还只有青
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仍未设镇。洪铭声主熙宁七年说的有力论据是《宋会
要辑稿·酒曲杂录》中一条记载。但这条记载只提到熙宁十年以前秀州十七
酒务中有上海一务而已，并没有说其时上海已经建镇。宋制凡设有监当官掌
茶盐酒税的所在称所或务，凡人烟繁盛设有监官掌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的称
镇，设酒务跟建镇是两回事。至于《嘉庆上海县志》明确而肯定地说熙宁七
年建镇，虽不会无中生有，但误以上海设酒务与上海建镇混为一谈，倒是可
能的。文章指出《嘉庆上海县志》的不少谬误，绝不可轻而信之。
谭文又对丘祖铭上海宋代并未正式建镇说予以否定，认为与史实不符。
宋代的镇虽渊源于唐与五代，但性质迥不相同。唐与五代的镇长官是武职人
员的镇将、镇副，其任务是镇捍防守；宋代的镇长官是文职人员的监管，其
任务是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或兼征税榷酤。宋初为了把旧时代军政性质的
镇改变成为民政、财政性质的镇，因而采取收镇将之权归于县、诸镇多所罢
废的措施，这怎么能说宋以不建镇为原则、为祖规呢？事实上有宋一代随着
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处增置的镇很多，单是见于《宋会要辑稿》的《方域》、
《市镇》篇中不完全的记载，即数以百计。
谭文认为宋末说虽嫌笼统，倒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弘治上海县志》卷
五《儒学》下，提到咸淳中已有“监镇”董楷，已称作“诸生肄习所”的古
修堂为“镇学”，卷七《惠政》下称董楷以咸淳中“分司上海镇”，可见宋
末咸淳年间上海确己建镇。黄苇的咸淳说近是，但认为黄说上海设镇于成淳
元年或二年的结论，是误解了《文昌祠记略》的文义。《纪略》的原义是说
上海在从前作为镇时，镇署的东面有个文昌祠，待镇既升县，就把文昌祠改
为县的学宫，并没有明确交代先建镇还是先有文昌祠，就不能以推断建镇不
可能在咸淳之前。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只能笼统地说上海建镇于宋末，
上限是《云间志》书成之年即绍熙四年（1193 年），下限是董楷任监镇之年
即咸淳三年（1267 年）。
上述诸说中，熙宁七年说年代较确切，但力据不足。宋末说虽理据充足，
年代不明确，过于笼统，上下限达74 年，与当时建镇精确时间相距甚远，亦
非真正谜底。可是近几年来，有些出版物索性把上海的正式建镇定于咸淳三
年（见《上海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全书》，学林出版社），但
不具论据，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王天良）
古地今寻篇
黄帝的葬地桥山在哪里？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究竟在什么地方？
陕西省黄陵县城北一华里的桥山之颠有黄帝陵墓。1961 年国务院公布的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陵为古墓葬第一号。但是根据《魏土记》
的记载：“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字
被于浦上。”与此相同的还有《水经注》的记载：灅水（今桑干河）经过下
洛城（今涿鹿）南之后，“温泉水注之，水上承温泉于桥山下”。涿鹿桥山
在今河北省涿鹿城东南四十里的温泉屯乡温泉屯村南，小矾山乡好地洼和赵
庄村北，它以山顶上天然形成的一座拱形石桥而得名，海拔九百一十八米。
晴天时，从桥孔望过去，是一片蓝色的天空。在桥山附近的一道山梁上，还
有一个巨大的四方石桌，传说是祭祀黄帝时在此摆设祭品的。石桌右侧有一
峭壁，壁面平整，像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布满与象形文字一样的图案，传
说这是古人刻石记事而留下的遗迹。历史上，不仅桥山上建黄帝庙，桥山下
的温泉上建有华丽的祭堂，在今温泉屯村西建有一座宜乡城，（《水绎注》
卷三《水篇》）城中筑有“温泉行宫”，专供历代帝王到桥山祭祀黄帝庙
时居住。我国古代有许多帝王到桥山举行祭祀活动：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三年（公元400 年）五月，“幸涿鹿，遣使者
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魏书》卷二、《北史》卷一）同一年，远在
建康（今南京）的东晋皇帝司马德宗，也为此而到涿鹿。神瑞二年（公元415
年）六月，拓跋嗣“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
（《魏书》卷三）同一年，同一月司马德宗又一次幸涿鹿登桥山。拓跋嗣又
于泰常七年（公元422 年）九月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同
上）拓跋嗣死后，其长子拓跋焘即位，于神鹿元年（公元428 年）八月，又
到涿鹿登桥山祭祀黄帝庙。（《魏书》卷四）至于后来的北魏文成帝拓跋珪
到涿鹿登桥山的次数就更多了。
涿鹿与桥山有什么联系？现今的涿鹿是否史书所称的涿鹿？据《史记·五
帝本纪》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西汉贾谊《新书·制不定》载：
“黄帝行道，神农不德，故战于涿鹿之野”；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水
经注· 水篇》载“ 水又东过涿鹿县北”，“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
泉”，“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泉水东
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有的史书把“涿鹿”写成“浊鹿”。如南宋罗泌《路
史·蚩尤传》载：“蚩尤好兵而喜乱，逐帝而居于浊鹿。”此处将“涿”写
作“浊”，并非一时笔误，而是涿字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先秦典籍《逸
周书》及后人对此书的批注中，就有“浊鹿”二字多次出现。如“蚩尤徒居
于浊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清直隶宣化府保安州知州杨桂森在《矾山
考记》中指出：“浊鹿即涿鹿。”当代研究古代神话的著名学者袁珂也肯定
地指出：“浊鹿即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特别是陈稚常编写、顾颉刚校
订的《中国上古史演义》对此也作了有力的回答，该书第二回“千古文明开
涿鹿”一篇中记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把蚩尤追杀在阪泉（在今涿
鹿县城东）”之后，黄帝“又召集各国，大会于釜山（今涿鹿县城西南）”。
1983 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侯仁之教授为组长的一行十名学者赴涿鹿考
查，确认涿鹿县的矾山镇一带正是司马迁、郦道元等人记载的“黄帝与蚩尤
战于涿鹿之野”的所在地。1984 年六月黄陵县考古学者高坤安等同志从河
南、山东考查以后又专程到涿鹿县，证实史书上说的“涿鹿之野”就是此地。
综上所述，涿鹿是约定俗成的专用地名，正是“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
野”的涿鹿。史书所称的“邑于涿鹿之阿”就是今涿鹿县矾山镇西侧古城又
名黄帝城，此城遗址尚存。传说是轩辕黄帝所都，正是《山海经》记载的轩
辕之丘。由此可见埋葬轩辕黄帝的陵墓，应是今河北省涿鹿县的桥山，而不
是在陕西黄陵县城北。因为黄帝战斗在涿鹿，居住在涿鹿，死后，完全没有
理由要将尸体运往千里之外的陕西安葬。至于陕西黄陵到底缘何而得名，它
是黄帝的衣冠陵，还是其他形式的陵墓，这就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了。
（李怀全）
姜太公故里今何在？
西周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姜尚，《竹书纪年·帝系名号归一图》又称
他：师尚父、太公望、齐太公、吕尚、臧丈人、吕牙、吕望、吕消、子牙。
他协助武王伐纣，出色地指挥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牧野大战，毛泽东同
志肯定这场战争为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见《别了，司徒雷登》）。他
的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连孙武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孙子兵法·用
间》说：“昔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意思是说周的兴盛强大，正是吕牙辅
佐的结果。
关于姜尚的身世、遭遇、武功，先秦的许多古籍记载很多，但多是扑朔
迷离，使人难辨是非。屈原在《天问》里就提出“师望在肆昌何识”的疑问。
比如，他究竟是哪里人呢？《史记·齐太公世家》说他是“东海上人”；《吕
氏春秋》说他是“东夷之士”；《战国策》说他是“齐之逐夫”，真是越说
越糊涂。1983 年9 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同志陪同日本东京一个杂志社的
外宾，专程到河南汲县访问太公的故里。因为己故日本作家幸田露伴写了一
本书，说“汲县是太公的故乡”。
关于姜太公是“汲县人”的说法，最先提出来的是汉代会稽太守杜宣和
河内郡汲县令崔瑗。《水经注》载：“汲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云，
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其次，《汲
冢书》载有太公为“魏之汲邑人”之说。战国时，汲县属魏国汲邑。根据《晋
书·束晰传》记载，西晋太康二年（或言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读音否
彪）在城西南15 里汲城村盗发魏襄王墓（或言魏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
皆漆书蝌蚪字。所记始黄帝终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 年）史事，是襄王
未卒之时，魏国史臣纂录古志及其国书，以供襄王检阅而传世的，故而称为
魏国的《史记》。这些竹简书，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