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蔡锷故意将手提的银元袋子（用十字线编织的露孔网袋，从外面可以看
见里面雪白的银元）放在茶桌上，接着摘下巴拿马草帽（当时最名贵的草帽，
每顶价值70 元）也放在茶桌上，并从容地脱下长衫，搭在靠背椅上，然后坐
下来和小凤仙对面吸烟、饮茶，神情悠然自如。这时跟踪而来的密探充作游
客，坐在距蔡锷不远的茶桌上，盯视着蔡锷。少顷，蔡锷起身对小凤仙说：
“我去解手即来，你不要离开！”密探见蔡锷身穿短衫，口衔香烟去厕所，
且留下衣物在桌椅上，便不在意。蔡锷绕过厕所，出了园门，直奔府右街石
板房20 号曾鲲化家里，随即迅速换上了曾龙珠之母刘灿华的蓝衫和黑裙，男
扮女装，由曾家的厨师（新化县人）和马车夫（北京人）两人用轿子抬，放
下轿帘，并故意将绣花鞋尖露在帘外，径直抬往崇文门火车站。当时只有崇
文门火车站未供外国人使用，不设检查机构。曾鲲化利用交通参事职务之便，
将蔡锷从崇文门火车站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直达天津的专车，终于逃出北京。
关于蔡锷逃出北京也有说同小凤仙没有关系的，哈汉章在《春耦笔录》
（见刘成禹《洪宪纪事诗三种》）叙述说，1915 年11 月10 日，哈为其祖母
80 寿辰，宴宾客于北京钱粮胡同聚寿堂，蔡锷应邀出席。是夜，蔡锷与牌友
玩牌至次日7 时方散。密探看到蔡锷一门心思打牌，早已星散。蔡锷趁机出
哈宅，直人新华门，因离上班时间太早，门卫异之，以为是袁世凯召他来的，
不敢多问。蔡锷抵总统办事处，侍者问他：“将军今日为何这么早来？”蔡
锷看了看故意拨快的表说：“我的表快两个小时！”随即打电话给小凤仙，
约她午后12 点半到某处同吃饭。片刻，蔡锷见已摆脱密探。便出西苑门，乘
三等车赴津，绕道日本返滇。
哈汉章说蔡锷出京同小凤仙没有直接关系，但蔡锷出走之后，“小凤仙
因有邀饭之举，侦探盘诘终日，不得要领。乃以小风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
掩藏松坡（蔡锷字）上闻。”哈汉章等人亦趁机“宣扬小凤仙之侠义，掩人
耳目，明日，小风仙挟走蔡将军之美谈，传播全城矣”。
（树扬）
黎元洪“床下都督”有否其事？
1911 年10 月10 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上7 时。
武昌新军起义了。当天晚上，武汉三镇城头就变换了旗帜，那面被洋人
讥讽的“病蛇旗”（黄龙戏珠旗）拉掉了。
革命终于使古老神州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国从此永远结束了帝制。谁想做皇帝谁就
倒霉，皇帝野心家成为过街老鼠，他在哪里出现，就在那里挨骂挨打，袁世
凯、溥仪复辟无不作如是观。
武昌起义，横扫千军。清朝镇守武昌的大官小官纷纷逃窜，这时有一个
新军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旅）的协统（旅长）叫黎元洪的。也从他所隶
属的第四十一标（团）第三营营房中逃跑。他深怕起义士兵追踪前来，拿他
问罪，不敢藏匿家宅，就换了一身便衣东躲西藏，想方设法混出城去。武昌
新军起义成功了。
那么由谁出面主持起义者建立的湖北军政府工作呢！因为起义来得仓
促，来不及和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可是政府要建立，起义的新军还
需要巩固和扩大战果。翌日下午，当起义士兵代表和地方立宪派商议，要推
出鄂军大都督时，立宪派的花言巧语，使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同意了让
黎元洪当大都督。
黎元洪下落不明。起义士兵只得分路寻找。经过转辗周折，这位面团团
的黎协统总算找到了，当得悉起义士兵用意是要推举他出任对抗大清王朝的
革命军大都督时，浑身紧张，汗流浃背，坚决表示不干此“叛逆事”。后来
经起义士兵强行逼迫，再加上大气候已开始逐渐走向有利于革命的一方，才
勉为其难。但这位黎都督所作所为，实在令人发噱：要他剪去辫子，他却痛
哭流涕，迟迟拒绝将盘在头顶心的猪尾巴割掉。就任都督时，他在公众场合
作献辞，却又是一副狼狈相，说了半句“元洪不德”就哑口无语了。其实也
不奇怪，须知他本是清军巡防营的一个高级军官，在武昌起义当天晚上，还
亲手杀害起义士兵派来联络的代表，要他一夜之后，转变立场，讲革命话做
革命事，岂非咄咄怪事。这种行为和心态，在时人看来，倒也滑稽有趣，于
是乎，关于他当都督前逃匿和寻找之事，被人们奔走相告，加之印刷出版事
业兴起，于是出现了不同之说。
最有传播力的是“床下都督”说。说是黎元洪在起义爆发时，就躲在幕
僚家，见到有士兵前来寻找，以为是逮捕他审讯，吓得躲到床下去。后来经
人们东哄西说，好不容易才从床下拉出来，就此获得了“床下都督”雅号。
此说见于当时参与者记，“先是二十日天明时，李君翊东取军械出，见黎元
洪与其执事官王安澜被兵士多人围于楚望台坡下，或曰：黎自其床下被挟至
此者。或谓自黎之某参谋家挟至此者。”（甘绩熙《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
夏鏖兵之经过情形实录》）此说颇见风行。笔者在建国初期见有叶蠖生等著
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采用这种说法。近年，此说仍有延袭，“据说，黎元
洪是藏在床底下，被马恭拖了出来的”（黎东方《细说民国》）。这当然有
些传奇色彩，盖以中华历史之久，幅员之广，却还未曾有过一个从床下捉将
出来的而又被捧为全军统帅的。因此，多书对此质疑。早在1950 年，彭明在
以“床下都督黎元洪”作题时，即有旁注说：“黎元洪从床下被拉出来当都
督，这是流行极广的说法”，“真相如何，尚待多方查考。为了避免以讹传
讹，特记于此”（《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故事》上册）。
据彭明说，当时黎元洪躲匿，起义士兵群起搜寻，“结果在一个缝衣厂
里拖了出来。当时他穿着借来的蓝呢袍、青马褂，又短又小，狼狈异常。起
义的人向他说明来意之后，他拔腿就跑，到处躲藏，起义的人跟着追，后来
终于又把他从一个楼梯下面放灯油的地方拉出来。”（同上）此处虽排除躲
匿床下说，但还是说他是被捉出来当都督的。
但是，通常史家所述，还是据章裕昆《文学社运动纪实》，在起义者成
立湖北军政府，要推举一个有名望的人当都督时，就推选了黎元洪，“拥黎
议决后，阙龙等即赴混成协司令部觅黎不见，复至混成协皮工厂，见黎在内
默坐，阙至，黎即起身出外，入左旗后营门，旋又出，疾行至黄土坡，复绕
道至楚望台。”作者系文学社成员，直接参与起义，且耳闻其事始末，因有
所记。对此胡祖舜也说，“工程营汤启发率支队巡中和门前后一带，见有人
负皮箱一口，自黎宅出，启发等疑为盗窃，叱止之，询所自采及其何往，始
知为黎协统之伙夫，再三盘诘，复知黎走避黄土坡其参谋黄文吉家，遂跟踪
前往，见黎与执事官王安澜等坐谈，启发遂请其往楚望台与吴兆鳞相见，王
安澜亦随之去”（《六十谈往》），此处黄文吉家，当作刘文吉家者，系误
植，与此雷同说，有《革命真史》，称，“马恭、程正瀛报告吴兆麟称，黎
元洪在城内，有黎之护兵可证，旋由护兵引程、马至黄土坡刘文吉家，挟黎
至楚望台，后由吴派马护送至咨议局”。
此种说法，黎元洪本人也有近似说，他不久写信给奉命讨伐的清军水师
提督、也就是他的老师萨镇冰，“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军队来营合围搜
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内，当执索获，责以大义，洪只得权为应允”。凡此
诸说，均无有“床下”捉拿事，且叙事平平。此中将黎元洪被寻获时的尴尬
相全抹去了。对此，胡祖舜所说较为翔实：黎之马弁忽肩负皮箱二口，由此
跟踪，知黎匿居其参谋黄土坡刘元吉家，但黎得悉要他“主持大计”，坚决
拒绝。最后，“众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来请，乃尊重统领也；如坚执
不去，则自取祸耳！黎踌躇有顷曰：“我去我去！”（《武昌开国实录》）
作者参与武昌起义，任黎元洪之鄂军都督府军事参谋官，此处虽有为尊者讳
处，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黎元洪的心态：被动、胆怯而又顽固、自愎。
黎元洪“床下都督”说，是传说、误称或是另有张本，因避讳而抹去此
中痕迹，诸说不一。信之者说有，不信者道无，看来都可为史家选用，它还
得保持下去。
（盛巽昌）
李纯是死于“妻妾暖昧情事”吗？
民初的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1917 年坐镇江南，控制长江下游，与
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号称“长江三督”，与皖系争雄而风云
一时。可是到1920 年10 月12 日，却突然暴死于江苏督军公署。李纯是怎样
死的？是自杀，还是被人刺杀？是一个众说纷坛，饶有兴趣的谜。
近人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第一百二十回有首叹李纯的诗，其中两
句说：“无端拚死太无名，宁有男儿不乐生？”诗后批云：“李纯虽不能无
疵，要不得谓非军阀之翘楚，是何刺激，竟至暴死？就中必有特别情由。但
仍旧逃不出‘妻妾暧昧情事’这句话”。这里的“妻妾暧昧情事”，指的是
李妾与马弁私通，被李发觉，结果被马弁刺杀而死。这虽是演义、小说家言，
但决非于史无据。作者再三声明：“历史演义必须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
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要严格做到无一事无来历，要把‘临潼斗宝，
鞭伏展雄’之类虚构的故事逐出演义之林”。所以此说当不至于视为失实的
无稽之谈。关于李纯因妻妾暧昧情事致死之说，在其他一些稗官轶闻、野史
杂著中，也有同样记述。当年曾任李纯书记官和军需课长的苏雨眉，在解放
后所撰的有关李纯的史料中，也十分肯定地说，李纯是“死于同马弁私人间
的桃色纠纷”（《李纯一生的聚敛》）。由此可以推断，李纯死于“妻妾暧
昧情事”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与《民国通俗演义》几乎同时成书的台湾学
者丁中江所著《北洋军阀史话》，则是另一种说法。丁氏认为，李纯之死，
非死于李妾与马允情通之事，而是死于李与马弁的妻子有染，被马弁发现，
一怒之下，把他杀了的（《北洋军阀史话》中册）。丁氏所述李纯的死因与
蔡氏所述不同，这很可能是当年同时流行的两种说法。也可能李既有妻妾暧
昧情事，也有李与马弁妻子私通的事。这类事出现在当时并不奇怪，它反映
了民国年间军阀的腐败本质和官场生活的极度糜烂。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他自杀身亡。40 年代，由竞智图书馆主编吴虞公口述
的《李纯全史》中有一篇《李纯之自戕》，首段说：“李抱病两月余，已渐
痊可，力与图谋控制长江者，互争雌雄，忽于十月十二日晨四时逝世。省长
以下各官，均至督署探问，街警加岗，军官往来如织”。又说：“据可靠消
息，李于十一日晚问，尚在后花园散步，精力尚健，午间接命令，加英威上
将军。李阅后，长吁一声。晚六时，向副官索连日上海报看，副官恐李见报
激愤，假言报尚未到。至晚十二时又问，左右仍以未到答之。李深为诧异，
谓何以数日报都未到。汝等骗我，遂大骂。并勒令承启官张某取来，众不敢
违命，遂呈上。李阅后大哭，亦不言语，病遂加重，急电请西医须藤诊视，
未开方即去。李就案写信多封，一时就寝。至三时，值日副官陈廷谟，在签
押房，闻内有叹息声，未敢即入。旋陈呼内差，无人答应。陈入室，见室内
无一人，李拥被而卧，一无声息，乃有弹自左胁入腹。又于床下得勃郎林手
枪一枝，李遗书五封，方知李之死，实系自戕”。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
时期史话》，金兆梓的《近世中国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
孙思白主编的《民国人物传》都采纳了这种说法。
六七十年代之交，对李纯之死，在台、港学术界也展开过广泛的讨论，
较通行的说法也认为是自杀。有的说他因长期吸烟成痢，即吸芙蓉膏成瘾，
“一时不吸即欲下便”，为病魔所困，对生活失去兴趣，而起了轻生之念。
也有的说他原是冯国璋的部属，又与冯是直隶同乡，1918 年冯代理总统期满
下台，他因失去依靠，表示悲观绝望，“遂以手枪结束自己生命”（开国煊
《李纯传》）。但对自杀之说，也有人表示怀疑。有人说：“以手枪自杀之
人，宁有在床上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