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陈的功底不凡。于是，戴季陶提供了《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
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为陈望道借来了英译本。1920 年2 月下旬，陈望道开始翻
译，4 月下旬译完。陈望道请留日归来的李汉俊校，李校毕又请陈独秀校，
正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发行量达十几方份的《星期评论》遭当局注意，
被迫于1920 年6 月6 日停刊。正筹备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跟魏金斯基商
议，当即筹款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 号，建立了一家小型印刷
厂——“又新印刷厂”，印出了1000 册《共产党宣言》，初版的印行时间，
版权页上标明“1920 年8 月”。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翻译出版的时间，这就引出
了《宣言》最早全译本究竟初版在何时的问题。50 年代张静庐在辑注《中国
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一书中认为该书中文全译本1920 年4 月由上海社会
主义研究社出版。这一结论被学术界转相引用，据笔者所见，直至70 年代末
似乎未曾有专文提出过异议。三联书店1979 年新版的丁守和、殷叙彝《从五
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仍采用此说。即使陈望道本人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也未对此说表示过异议。此书写入了权威辞书《辞海》的陈望道条。
80 年代有若干学者提出了疑问。贺世友《〈共产党宣言〉在我党创建时
期的传播和影响》一文中认为该译本于1920 年5 月由陈望道译成，交上海共
产党发起组，8 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公开出版。8 月初版本印数不多，很
快售完，所以9 月再次印刷。80 年代后半期，山东省广饶县博物馆征集到的
一本1920 年8 月的版本，经一些专家鉴定认为是最早的版本之一。该书系
32 开白报纸本，58 页，浅赭色封面，正中印着马克思半身像。叶永烈称北京
图书馆也珍藏有这一初版本，今是该馆镇馆珍本之一。至此似乎已成了定论，
1990 年12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包括邓明以等参加的《陈望道文集》
第4 卷的附录《陈望道译文目录》，也把该书初版时间修正为1920 年8 月。
但令人困惑的是《鲁迅研究资料》第1 辑所载余延石《鲁迅和〈共产党
宣言〉》一文，指出1920 年6 月26 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同到大学出版部（有
《鲁迅日记》为证），收到陈望道22 日的来信，信的大意是说：他（陈望道）
自经杭州一师的那场风潮以后，经子渊校长离职，望道为了表示跟经校长同
进退，也自动离职，回到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去潜心研究新思潮，试译了
一本《共产党宣言》。因为看到《新潮》上鲁迅的意见，对于鲁迅主张“现
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依然不得安稳，我
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的意见表示赞同，所以特把这本翻译的《共产党宣
言》寄赠请求指正。”（有《周作人日记》的手稿本原件为证）据周作人回
忆，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
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
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把这本书翻译
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后来鲁迅写了复信，还把《域外小说集》寄
赠答谢。笔者所见到的所有鲁迅年谱都对这一材料加以引用，并把该书初版
时间列在1920 年4 月。即使自以为把陈望道如何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过
叙述得头头是道的叶永烈在《上海滩》所刊的文章中也对此表示“令人费解”。
以至于不少辞书，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推出的高放主编的《社会主义大
辞典》的“陈望道”一条与“共产党宣言”一条分别采用了两个不同的初版
时间。解开《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初版之谜，不仅仅对于正确的编写辞书，
即使在中国翻译史、出版史，特别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上，都具有
重大的意义。
（邹振环）
归属篇
《尚书》真伪之争何时休？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历史文献，它保存了许多殷周时代的原始
材料，具有根高的史料价值。但是，由于《尚书》的版本和内容经历过曲折
离奇的变化，所以围绕着《尚书》，产生了种种的疑问和争端。两千年来，
数以百计的学者，参加了《尚书》问题的辩论。
引起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汉代《尚书》的今古文版本问题。
《尚书》的成书是在先秦，最早的本子应该是用古文字写的。然而，这
种古文字本《尚书》，由于秦代的统一文字、焚烧诗书以及秦末的战火而亡
佚了。西汉初年，曾在秦始皇时担任过博士的伏生传出一个《尚书》残本，
先是流传于齐鲁民间，文帝时由晁错笔录，带回朝廷。这个本子是用当时通
行的隶书写的，故而被称为今文《尚书》。不久，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故宅中
又发现了另一个《尚书》残本，由孔安国加以整理，献给了朝廷。这个本子，
据说是用古文字写的，所以被称为古文《尚书》。今文《尚书》，古文《尚
书》，究竟哪一个本子是先秦的真本呢？复杂的争端就此开始了。
西汉时，相信今文《尚书》的人在学术界占绝对优势，官方的博士都是
今文派，古文《尚书》只在民间流传，没有立于学官。到西汉末，刘向、刘
歆父子因为看到了中秘书里的古文本子，遂竭力提倡，要求把古文《尚书》
也立于学官。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就是和当时的今文博士进行辩论
的名文。这场辩论，以刘歆的失败而告终。整个西汉一代，相信古文《尚书》
的人始终是少数。
东汉时，形势逐渐发生了逆转，虽然官方仍然只承认今文《尚书》，但
是在学术界，经过杜林、贾逵、马融、郑玄等经学大师的倡导，古文《尚书》
日趋风行，今文《尚书》却显得暗淡无光了，到汉末魏初，古文派郑玄的《尚
书注》，不仅立于学官，而且风靡一时，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则由于
失势而流传日少，到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就彻底失传了。
不久，社会上又出现了一部标榜为孔安国真本的伪古文《尚书》。这部
伪书，不仅在短期内取得了和郑注《尚书》并行的地位，而且越来越得势，
排挤了郑注《尚书》。渐渐地东汉以来的古文《尚书》也失传了。
尽管今、古文《尚书》本子相继失传，但争论却并未结束。宋、元、明、
清的学者，如吴棫、朱熹、吴澄、梅赜、阎若璩、孙星衍等，在辨析伪古文
《尚书》的时候，都力求把《尚书》的版本还原成马融、郑玄等人所注的本
子，即东汉流传的古文《尚书》，他们相信那就是孔安国所传的《尚书》真
本。但是从清中叶起，又出现了另一种意见，不少学者对汉代的古文《尚书》
表示了怀疑。例如，龚自珍在《总论汉代古文今文名实》一文中提出，无论
是孔安国的《尚书》，还是伏生的《尚书》，未读之前都是古文，已读之后
都是今文，这就好像翻译外国书，原本是一个，只是译主不同。因此，他认
为汉代不存在什么古文《尚书》的问题。魏源在《书古微》一书中，则否认
东汉古文《尚书》的可靠性，认为这个本子并非西汉孔安国所献的那一种。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干脆连孔安国献古文《尚书》的事也加以否定，认
为这是刘歆编造的谎言，而所谓古文《尚书》，乃是刘歆一手伪造出来的，
只有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才是唯一可靠的《尚书》真本。
西汉究竟有没有孔安国献古文《尚书》的事？如果有，那么孔安国所献
的古文《尚书》和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哪一种是先秦的真本？东汉流
传的古文《尚书》，是否就是孔安国献的那个本子？这一系列的问题，由于
汉代今古文《尚书》的失传，都成了千古不解之谜。
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传世的《尚书》本子的看法。
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是南朝梁代以后流行的一部伪书，据说，它
是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出来的。它出现之后，很快就获得了学术界的
信任，当时的学者如蔡大宝、巢А⒎旬＇等，都曾替它作过疏。陈朝陆德明
的《经典释文》，以它为注音对象，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也以它为
标准注本。因此，从唐初到北宋末500 多年间，它一直被公认为先秦的《尚
书》真本，无人怀疑。
然而，从南宋起，它的马脚暴露了。最先发难的是吴棫和朱熹。此后数
百年间，几十位学者对它进行辨伪、考订和质疑，日益深入地把书中的伪作
一一抉剔出来。尽管有些卫道者曾大呼小叫，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也
曾为其鸣冤叫屈，但它是一部伪书，在学术界算是铁案如山了。
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这部伪书的制造者是谁呢？开始人们相信是献书
的梅赜，后来梅赜在《尚书考异序》中，认为是皇甫谧，丁晏在《尚书余论》
中，认为是王肃、程廷祚的《晚书订疑》，则彻底否定了梅赜献书之说，他
认为即使真有梅赜献书之事，所献也并非此书，此书的出现不在东晋初，而
在刘宋元嘉年间。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也没能够解决。
总之，今天所见的《尚书》是一部伪书，学术界虽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但其中哪些是先秦的原始文献，哪些是后人伪作，见解仍有分歧，而该书的
作伪者是谁，更是众说纷坛。此外，围绕着《尚书》还有许多疑团，例如书
序问题、孔传问题、泰誓问题等等。尚书可以说是一部充满疑窦、长年聚讼
的奇书。
（长弘）
《山海经》是怎样一部书？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山海经》以“怪”出名。其中的怪事、怪
物吸引和激发了无数学者的兴趣和想象。然而，这部怪书是怎样一部书，各
家的观点却很不一致。
《山海经》的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但司马迁认为它荒诞
不经、不登大雅之堂，“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因此对它没有什
么说明。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山海经》，将它公之于世，以为是大禹、伯
益治理洪水时所记。班固依刘歆《七略》作《汉书·艺文志》，把《山海经》
列在“数术略”中探究地域、人、物等形状以判其吉凶贵贱的“形法类”之
首，这是对《山海经》性质的最早说明。东汉王景治水，明帝赐以《山海经》、
《河渠书》、《禹贡图》，《山海经》被视为实用的地理书。到《隋书·经
籍志》，《山海经》被冠于“地理类”之首，以后《旧唐书·经籍志》、《新
唐书·艺文志》等都把它归属地理书。很长一段时间，《山海经》是地理书
似乎成了定论。
但到了明代，胡应麟提出了异议。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山
海经》，古今语怪之祖。”他的见解自有高明处，然而还没说出此书的确切
性质。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山海经》定为“小说”，认为它是“小
说之最古者”。这里所指的“小说”，是中国古代广义的小说，非今日所讲
的小说。
除了把《山海经》归入形法、地理、语怪、小说之类，道教徒又把《山
海经》看作黄老之言，收入《道藏》。
本世纪初以来，学者们开始用新眼光考察《山海经》。鲁迅在《中国小
说史略》的《神话与传说》篇中提出：“《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
茅盾则从神话学角度指出《山海经》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神话总集”。鲁迅
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许多学者所接受。目前，学术界对《山海经》性
质的看法主要有二：其一认为它是一部巫觋、方士之书，是古人行施巫术的
参考书。持这一见解的人认为，虽然它记述了山川、异域，但多系传闻之辞，
很难考实，而且它并非以讲述地理为目的，不可视为实用的地理书。它虽对
后世志怪小说影响很大，但本身毕竟不能算是小说作品。其二是坚持《山海
经》是地理书这一传统观点。有的人还断言，《山海经》是“第一部有科学
价值的地理书”。持这派看法的大多是历史地理学家。而既是历史地理学家
又精通古代宗教和神话的顾颉刚，则指出“这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试
图在巫书和地理书之间得到一种兼顾。
《山海经》的作者虽然西汉刘秀（歆）题为尧、舜之际禹、益所记，东
汉王充也这样认为，但实在离事实太远。书中分明记载了禹、益以后的很多
事，又称“禹父”，引“禹言”，提及秦汉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