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甚惨。”以上所说均认为在攻克全州城前夕，冯云山已战死了，所以后
人多有以此为据，如民国《桂平县志》：“陷全州时，云山中炮死”。戴逸
《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亦有“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之说。这样的提
法在60 年代颇为通行。
另一种说法是冯云山在蓑衣渡战死。解放前出版的许多史书均采纳此
说。著名者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华冈《太平天国革
命战争史》等。此说最初见于郭嵩焘、左宗棠所撰的《江忠源行状》：“公
令所部于全州下游蓑衣渡伐木作堰，连营西岸力扼之；贼党来斗，以悍贼护
船，更番迭进，鏖战两昼夜，贼渠冯云山中炮死。”清人笔记野史和民初所
撰《清史列传》、《清史稿》亦从其说。1879 年（清光绪五年）日人曾根俊
虎《粤军志》即据此改写：全州“城遂陷，城中伏尸成冈，流血染地，逃走
者皆顺流而趋长沙；南王冯云山追之。时浙江知县江忠源督兵堵蓑衣渡，苦
战两昼夜，遂击杀云山等。”刘成禹《太平天国战史》即从此说。无可置疑，
蓑衣渡之战，使太平军造成重大损失，但江忠源本人实不知此情，他后来说，
“鏖战两昼夜，夺获贼船三百余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江忠烈公遗集·答
刘霞仙》）。所以《清文宗实录》、《咸丰东华实录》等官书亦未见有蓑衣
渡冯云山战死记载。民国《全县志》也没有把冯云山死事写进蓑衣渡战役。
此说在解放后多为“全州战死”论所代替。近年又有根据李秀成、洪仁�
称，认为冯云山系在全州占领后中炮牺牲。他们说冯云山不是在攻打全州时
中炮的，“南王牺牲于克城之后的战事，而且战场在全州境内，这只能在蓑
衣渡会战”，“可见，南王在蓑衣渡中炮殒命”（崔之清《太平军全州战役
新证》，载《南京大学学报》1985 年第2 期）。
冯云山究竟是否在蓑衣渡战死？1942 年，史学家简又文曾到全州城内外
及蓑衣渡采访，认为冯云山先在全州城外受伤：“然据吾人采访所得，则地
方人士交口传言，金谓当时致祸之由，实因城上守军先开炮轰中南王冯云山，
于是惹起大祸”，在全州攻占后，南王实已负伤，而后行至蓑衣渡，与清军
鏖战，“在危急中，南王亦被舁上岸，”“舁至东岸，竟一瞑不起，先作国
殇矣”（《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简又文称其说采自故老目睹，“故全
州几位深识掌故者（如新《全县志》主编王竹斋先生等）均相信南王先在全
州城外受炮伤而后在蓑衣渡去世。”并称当时所谓在蓑衣渡牺牲事，因全州
官员均“殉节，无一人留下报功”，“在当时戎马仓皇真相不明之际，也许
就连江忠源本人亦未知道南王先在全州城中炮受伤，而确信是在蓑衣渡被已
之伏军所轰毙。”简又文认为经过就地调查，致使90 年沉积的模糊史案，足
可真相大白了。罗尔纲亦表示赞同他的看法。
建国后，广西史学界对蓑衣渡战事作了调查，提出当时发生战争的地点，
不是在水波平静的蓑衣渡，而是在江狭地险的水塘湾，此地在蓑衣渡北面三
里许，江忠源团练就埋伏在附近狮子山一带。广西师院历史系的《金田起义》
说冯云山率后军，在全州城北“经过柳山尾时，盘踞在城内西北角凤凰山上
的清军，突然向太平军打炮，冯云山中弹负伤”。太平军在水塘湾中伏后，
“南王冯云山带伤协同天王指挥战斗，在蓑衣渡北边的泻母岭上架炮轰击敌
人”，“南王冯云山伤势恶化，不幸壮烈牺牲。”据调查，当地群众传述了
冯云山牺牲详情：“太平军破全州城后，向湖南进军是走水路的。当时水塘
湾西岸驻有清兵，清兵用大木桩栏河。太平军的东西多是用船来运，共有几
百只船，都是装得满满的。到蓑衣渡时，被官兵放炮把船打破了，走不过去，
便丢了船。南王上岸带队与清兵打仗，打了半天，在水塘湾受伤死了。”（《太
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近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中华
书局版），《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版）和田原的《洪秀全传》
均从此说。
冯云山死事，距今不过130 余年，却有各种说法，最后的定论，还有待
继续深入的考察和确证。
（盛巽昌）
《李秀成自述》的真相如何？
《李秀成自述》，是评价李秀成功过之关键，众所周知，弄虚作假，冒
功请赏，此乃清朝官吏的惯例。故1864 年《李秀成自述》曾国藩刻本问世以
来，人们就对其真实性提出种种怀疑：
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1852 年，在太平军占领雨京以
前，满清官方即已捏造了一篇他们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
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忠王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
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
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
此后，随着《李秀成自述》各种不同版本的出现，人们围绕其真伪问题，
提出不同的看法。1944 年，罗尔纲根据广西通志馆从湖南湘乡曾国藩后人家
中抄录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抄本及拍摄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一
部分照片，从笔迹、语汇、用词、语气、内容等方面作出鉴定，认定“曾国
藩后人家藏的《李秀成自述》确是李秀成亲笔”。1956 年，有同志以司法部
法医研究所研究笔迹的专家审定为依据，提出曾氏后人所存的《李秀成自述》
乃“曾国藩所伪造”。正当讨论深入之时，曾氏后人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
版《李秀成自述》原稿了。不久，戚本禹的奇文《评李秀成自述》，《怎样
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出笼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又降临，学术
界笼罩了“万马齐暗”的黑云。但它终究不能挡住太阳的光辉。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给学术界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围绕着《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
又展开了一场更为热烈的争鸣。
1979 和1984 年荣孟源两次撰文断定：“《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的
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其理由如下：
一、李秀成写了9 天，每天之间应有间隔，全文应有8 个间隔。今所见
《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文字相连，看不出每天的间隔，显然是曾国藩
派人把李秀成每天所写的真迹汇抄在一起的。二、写供人李秀成，删改人曾
国藩、赵烈文，三方面的材料都说明李秀成真迹应是5 万余字，而今留下的
《李秀成自述》只有36000 多字，这明显地说明是被曾国藩动过手脚的。三、
《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从第1 页到40 页，书口均写有页码，整整齐齐，
并无差错，这就说明并非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节后的抄件。四、《李
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中出现的“上帝”、“天王”多数并不抬头；凡
“清”字均不讳，而把不该讳的“青”字写成“青”。这些，显然是违
背了太平天国严格的书写规定和避讳制度。
针对荣孟源的看法，陈旭麓认为：“《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的亲笔。”
他说，我们不可能设想当时的李秀成好像后来的作家一样，有一个每天分节
写出的章节安排；字句的款讳问题，这是李秀成的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
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李秀成自述》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为什
么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他的第四代曾孙曾约农还要
把这个易招物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世呢？
此外，还有人断言：《李秀成自述》不但是李的真迹，而且是完整无缺
的。即曾国藩对他只有删改，并未撕毁；至于《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最
末一句话“实我不知知也，如知”，这说明李秀成已经“彻肠彻肚”，实在
无话再说了，对此断言，罗尔纲明确表示：不敢苟同。罗尔纲说：“一看‘如
知’两字，谁都知道连一个句子还没有写完，必有下文，断不能到此止步。”
“查现存原稿影印本最后一页是第74 页，全页写满，最末一行，最后一句说：
‘实我不知知也，如知’，纸已写尽，文章未完，所以面对这一客观存在的
事实，大家都认为必有撕毁。”罗尔纲又指出：今天所见的曾家影印出版的
《李秀成自述》并不是完整无缺的；其74 页以后，肯定是被曾国藩撕毁了，
并不是冒牌货，而是真的李秀成亲笔写的。
《李秀成自述》真伪之争，不仅国内争论热烈，在国际上也引起不少人
的关注。1978 年4 月8 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坦率地对《李秀成自述》的真
实性提出了看法。他说：“如果像曾国藩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卖国贼官吏竟
然会不去充分利用被俘的李秀成来进一步达到满清的目的，这是绝对不可思
议的。他可以先鼓励李写下他本人的历史，然后再通过他的专家在同样的纸
张，以同样的文风，添加上有害于太平天国事业的东西。之后，在显示他本
人宽宏大量的同时，对全部东西加以编辑剪裁。”又说：“由于自首书是经
过篡改的，所以，曾国藩对它的完全显得异常的神经过敏。他曾命令其家属
不得给他人看这份自首书。我曾亲自在上海听见过他的孙子说过这件事。”
而台湾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的英译本译者、伦敦大学柯文南则
说：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能细查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他亲手写的，而看不
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性的遗漏。
《李秀成自述》真伪之争己近半个世纪，至今仍是真伪难辨。若能对下
列的一些问题作出一个圆满的答案，那对《李秀成自述》真伪之谜的揭晓，
肯定是大有益的。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史学家陈寅恪、孟森曾以委婉的言词希望曾家后人
及时发表李秀成亲笔的《李秀成自述》，为什么当时曾家后人并不理会？
1944 年，曾家后人只是勉强答应广西通志馆可派人前往抄录李秀成亲笔
的《李秀成自述》，为什么到了1962 年，曾家后人才“落落大方”地让它在
台湾影印出版？
（张道贵）
东西捻军于何时间地分军？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捻军是纵横于中原的一支劲旅。1864 年，天京沦陷，
太平军部与捻军结为一体，在豫南地区进行整顿与改编，组成了以赖文光、
张宗禹、任化邦等为首的一支新捻军。
由于太平天国失败，全国农民起义力量失去了中心，西北、西南等少数
民族起义虽然此起彼伏，但彼此隔绝、孤立无援。满、汉地主阶级沆瀣一气，
加紧围剿新捻军，新捻军的活动愈益艰难。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865 年
至1866 年，由赖文光和张宗禹分别率领，新捻军曾两次分军又两次会合。
1866 年秋，新捻军从山东返回河南。赖文光“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
（《太平天国》丛刊第2 册），决定派张宗禹、张禹爵等率领一部分新捻军
往陕西、甘肃联合当地抗清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新捻军由此分军两
部：由张宗禹、张禹爵率领向西北进军的一部称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
邦率领转战于中原的一部称为东捻军。
新捻军分为东、西两军是捻军史上的一件大事。东、西捻军于何时何地
分军？据现在见到的资料，大约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1866 年10 月21 日）在河南中牟分军。
《淮军平捻记》说：“贼首张总愚、任柱、赖汶洸分道各窜，遂为东西
二股，世号东捻、西捻”，“张总愚率股自中牟窜许、陕，经灵、阌入秦是
为西捻；而任柱、赖汶洸一股复由豫回窜东境，是为东捻，二股自此遂分”。
时河南巡抚李鹤年向清政府奏报，也称在中牟分军：“逆捻自中牟南窜，
旋分两股：东股任、赖等逆由陈留、兰仪、考城窜向东北，扰及金乡以南；
西股张逆南窜许州”（《剿平捻匪方略》）。李鹤年是同捻军交战的豫军头
目，他的奏报应较为可信。直录总督刘长佑在《捻匪东西分窜片》奏报中与
李鹤年所奏相同。此外，又有《豫军纪略》等记载可作旁征。
一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五日（1866 年10 月23 日）在河南许州（今
许昌）分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当时负责镇压捻军的清朝钦差大臣曾国藩的
信函。
曾国藩《复刘子恕太守》记：“不料贼至许州等处，分为两股：张逆则
由禹州西窜汝、洛，任、赖则由鄢陵东窜曹、考。”在另一通《复李幼泉副
郎》函中，曾国藩据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