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地偃旗息鼓。而在亚细亚起步创建的两年间，电影放映已在上海普遍发展，观影人群日益扩大，甚至引起了当时清政府的注意。1911年夏天，上海的“自治公所”公布了“取缔影戏场条例”，规定了电影放映与观看的相关规则，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最早雏形。
像很多外来淘金者一样，布拉斯基只是一个希望能利用新鲜事物在中国冒险的西方人，却在不经意间成为改变中国电影进程的某个关键人物。事实上，亚细亚在经营上并算不上特别成功，布拉斯基也没能像那些开办影院的外国老板们一样聚沙成塔，积累下一笔可观的财富。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布拉斯基与亚细亚的拍摄活动也确实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启蒙之师。比如拍摄纪录片《中国》，布拉斯基就成了第一个被允许拍摄紫禁城的白人；在香港投资的短片《偷烧鸭》被视为香港电影的开山之作；与黎民伟合作出品了第一部香港故事片《庄子试妻》，催生了香港电影的诞生；后来回国时带走《庄子试妻》等片，更完成了中国电影的首次出口……
1912年，清王朝覆灭，各地的形势并不明朗，布拉斯基感受到社会动荡的冲击，便将整个亚细亚公司转让给了另两个洋商人，依什尔和萨弗。一年之后，中国政局基本趋于稳定，依什尔让歇业一年的亚细亚恢复运转，并将拍摄制作的工作交给张石川与郑正秋组建的新民公司处理，亚细亚自身只负责影片的投资、发行以及提供相关电影设备。
通常认为，布拉斯基将亚细亚影戏公司转让他人是由于其自己经营不善，但是他自己拒不承认，并认为完全是因为一次“事故”：有一次他从美国带回一部西部片放映，片中有牛仔举枪对观众射击的镜头，因为正值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时期，观众大为不满，大叫“白魔鬼”，并放火烧了影院，让他损失惨重，无以为继。
亚细亚的经营方式为中国电影提供一种新的操作模式，由外方出资、国人办事。即便站在今天的角度，也不得不认定这是一种不错的合作思路，既保证了本土观众对影片的认同感，又未使投资者经济受损，同时为国人拍摄电影积累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也避免了外国人自行拍摄会产生的很多细节问题。这种投资发行与拍摄制作分离的方式，直到今天仍在电影业大面积沿用，就比如闹得厉害的迪斯尼与皮克斯动画公司就是有名的例子。
此外，新民公司还创下了同演员签订合约的先例，对演员在具体拍摄期间的要求有非常明晰的规定，这也为日后中国民族电影机制留下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在如此的机制下，亚细亚与新民接连拍摄了十余部影片，直到1914年的一战爆发。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13年 《难夫难妻》
当摄影机遇到文明戏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只是对京剧表演片段的简单记录，通常认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是1913年由亚细亚公司出资、发行，新民公司负责具体拍摄的电影《难夫难妻》。该片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郑正秋两人导演，而所有的演员都由文明戏的演员担任。由于当时有男女不能同台的规矩，片中的女角也都由男演员充任。影片现已丢失。根据当时资料记载来看，《难夫难妻》制作简陋，但它毕竟意味着一个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传奇鼻祖张石川与郑正秋踏入电影事业的第一步。
电影大历史：故事从这里开始讲述
《难夫难妻》——中国第一部故事片。这件事很宏大。但临近落笔时，却难以启齿。问题只有一个：这部电影丢了，要人如何讲述？
网络有奇文一篇，跨越时空，如临其境：“1913年9月29日，上海。电影就快开场了，郑正秋坐在新新舞厅剧场的前排左角，心跳如雷。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镜摘下来，反复擦拭，眼前一片迷蒙。他无法想象，此时此刻，在剧场门口，慕名而来的观众正如潮水般涌动，几乎要将门厅挤垮。他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欣赏穿着Modern Dress的时髦舞女们大跳西洋舞，而是为了观看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电影……”
春秋笔法，挥洒自如。令人心动之余，不免生出恐惧。某某影史评价《难夫难妻》的导演郑正秋与张石川——这两位中国电影拓荒者——说郑正秋有多么忧国忧民，说张石川却只求娱乐大众。意识形态阴影倏然笼罩，令人汗颜。也许，跳出某某影史影评的圈套，这个持续一年之久的专题也就有了自己的灵肉。
从仅有的文献看，《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有编剧、开始讲故事的电影，这并不简单。《难夫难妻》的剧本是郑正秋根据他家乡潮州的乡俗风情撰写而成。故事讲述：乾坤二家欲结秦晋之好，于是不顾子女意愿，请媒人代为奔走。经媒人甜言蜜语，此欺彼诈，又经繁文缛节，择吉成亲，拜天地入洞房。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逼成夫妻。
这个单细胞的故事而今听来乏味至极，但却意非寻常。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到1913年《难夫难妻》登场，中国电影终于开始了用镜头讲述故事的旅程。
尽管，从表面上看，《难夫难妻》的拍摄手法并没有产生什么技术性的飞跃，按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的说法：“导演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演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告一段落，那么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种动作继续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难夫难妻》和用摄影机完整地拍下一出当时流行的文明戏并无差别。但是，这个过程却预示了一种全新的讲故事的语言开始在中国大地兴起。它的意义绝不亚于中国第一部小说的诞生。
说到讲故事，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电视报，“故事片”一词似乎是那时每部教育意义十足的电影前面的特定称谓。而如今，恐怕再没有一篇影评敢使用这么老土的词汇。“故事片”一词的消亡也许代表着中国电影界的整体进化。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像好莱坞一样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讲故事的方法。在迷惘中，中国电影仍然努力地寻找着故事与表达，从《难夫难妻》这个坐标原点中射出的却不知是不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射线。
“文明戏”与中国故事片之始
虽然中国的戏曲源远流长，但现代话剧的形成竟然也是与中国电影同步前行的。电影与话剧均为“舶来品”，中国人最早看到的电影是外国人带来放映的“西洋影戏”，中国话剧的初创也是受到当时日本兴盛的“新派剧”所感召，春秋社的发起人如曾孝公、李叔同等人均是一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
当时，人们一般称这种刚刚输入的戏剧样式为“新剧”，取“新型的戏”之意，区别于旧戏，把“新剧”叫做“文明戏”。“文明戏”的“文明”二字则是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表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文明新戏在当时社会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名词。1911年至1912年是文明戏的全盛时期，辛亥革命成功后，宣传与鼓吹革命思想的文明新戏团因其与群众声气相投而受到普遍欢迎。
当时著名剧团有春秋社（曾孝公、李叔同）、新民社（郑正秋等）、民鸣社（张石川）等，后两家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骨干。新剧的演出剧目多半以赞美江湖豪侠、自由婚姻或揭露官场腐败等为内容。社会大变动时期，人们来到剧场，不只是为看戏，更为听到议论，知道新的事实。而政权更迭，使统治者一时无暇顾及新剧艺人们的活动，这就给予当时的新戏以较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满足观众的要求，编演出一系列往日不敢演或不能演的新剧。即使有幼稚、粗糙或不妥的地方，也被看戏人原谅了。
到1917、1918两年，文明戏已趋于衰败，因为文明戏演出并不严格遵守剧本，后来甚至完全弃掷剧本不顾，只是简单地利用一点情节，在表演上，不排练、不试演，有时甚至演员上场后还不清楚情节，据说一出叫《秋瑾》的戏开幕前演员还突然大喊：“哎呀，这个秋瑾是男是女啊？”那时候，“文明戏”这一称号则已经有蔑视、鄙夷、贬斥的意味。
口述影像：戏剧依然与电影难解难分
当郑正秋、张石川这些做文明戏的人第一次把舞台搬上银幕时，中国并无专门的电影演员，因此他们选择了文明戏的演员，并且在之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电影的演员都由戏剧演员充任。与一个世纪之前不同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戏剧演员以及戏剧院校的学子们选择了主动“触电”，在接拍电影、电视剧的热潮中他们也真正地做了一把急先锋。中央戏剧学院谈晓认为，戏剧人“触电”的原因主要是自己在专业上的优势。戏剧演员的功底非常扎实，像《玩偶之家》、《雷雨》这样的经典剧目，演员的表演必须具有非凡的张力才能够把戏剧推向顶峰。演惯了戏剧的演员应付起可以重复拍摄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来说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当然，戏剧不景气也是戏剧学院学生投身影视的重要原因。目前戏剧人才的需求极为有限，2004年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15个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二选择了与戏剧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章子怡、秦海璐、刘晔……一个个戏剧学院培养起来的戏剧学生目前在电影演员的道路上都前途无限。电影的巨大光环给了戏剧人成长和成名的机会，同时，舞台上的探索精神也丰富了电影本身。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庄子试妻》剧照
严珊珊在《庄子试妻》中饰演婢女，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电影演员。
1913年 奇男子开创香港电影源流
1913年 《庄子试妻》
1913年，几乎与《难夫难妻》拍摄的同时，一个叫黎民伟的广东人在香港组建了一家名叫“华美”的电影公司，不久该公司就与亚细亚公司合作拍摄了《庄子试妻》，这也是影史上第一部由香港出品的故事短片。百年来，在与内地、台湾影业互动的各个阶段中，无论是双峰并峙、一枝独秀，还是三足鼎立，香港一直是华语电影的重镇。而《庄子试妻》尽管情节简单，却是香港电影的滥觞之作，它的制作人黎民伟更是一位时代奇男子。
电影大历史：电影救国，“天下为公”
在南京中山陵的正门上，刻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少有人知道，当初孙中山亲笔题下这四个字，只是为褒奖一个人。那时北伐刚刚开始，他扛着笨重的摄影机，不顾生命危险，在战火纷飞中拍摄了攻打惠州城的镜头，甚至从飞机上俯拍战场全景。这些战地摄录镜头，组成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的大型新闻纪录片，成为振兴民族的有力武器。此人就是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老电影史上，他只是和《庄子试妻》联在一起，一笔带过。香港资深电影工作者、影评人罗卡说：“如果当时的中国是个盛世平治的中国，香港是个注重历史文化的香港，在电影诞生百周年或者中国电影九十周年，黎民伟兄弟也许会像卢米埃兄弟之于法国人般，被供奉在中国电影的殿堂里享尽尊荣，大事庆祝。”
1913年的《庄子试妻》在中国电影史上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头衔：它是中国第一部运到海外放映的电影；电影中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女性演员。令人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旧中国电影从开创时期1905年至1913年，有8年时间没有女演员，凡女角一律由男演员扮演。甚至在《难夫难妻》这样彻底描写男女婚姻关系的影片中，仍是如此。这时候，严珊珊出现了。她是黎民伟的妻子，在片中扮演使女，这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个由女人扮演的女人。
黎民伟的电影事业是从香港出发，但他生命的黄金岁月却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度过。1921年，黎民伟与兄长黎海山和黎北海创建香港首间电影厂“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厂址位于香港大坑，香港政府后来将该地命名“银幕街”。民新最后因亏本而解散，黎民伟认识到上海是中国电影文化的中心，决定在上海重振旗鼓，与李应生合办“上海民新”，第一部影片《玉洁冰清》便一炮打响，另外还拍摄了《西厢记》等经典影片。自1926年至1929年，上海民新公司在4年内共摄制了20部影片。黎民伟邀请了欧阳予倩、卜万巷、侯曜、孙瑜等担任编导，然而，正当“上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