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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人的宗教剧
我们再看看西门庆造型上的另一特色，看他是怎么样平庸。
在清河县的社会上，西门大官人当然算很不平凡的，因为他财多宅广，而且是众人望而生畏的理刑官。他骑着高头骏马在大街上经过，衣着丽都，人又生得高大俊美，县民一定都投以羡慕的目光。女人对他很易倾心，林太太在帘后窥他，印象是“身材凛凛，话语非俗，一表人物，轩昂出众”；当初孟玉楼见了他，不顾族人劝阻，作妾也甘心；李瓶儿见了他，名节都不要了。然而这只表示他的命很好，生在有产之家，长一副好相貌，日后运气又好，如此而已（十八）；他没有德行，没有过人之才，见识平庸得很，《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与他有颇多相似之处，两人享富贵荣华，都是姿容俊美，都生活在女性围绕之中，可是贾宝玉除了这些之外，还有非凡的才德。俗人也许不懂得欣赏这种才与德，因为宝玉太清奇脱俗了，瞧不起宦途的名利，也不屑在功名的方向进德修业；但是理想的《红楼》读者都知道宝玉可敬。西门庆则并不可敬；无论如何，作者并不期望读者敬佩他。
另一方面，《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也让人害怕一点儿。他为非作歹，又有财势，还有拳脚武艺。在京剧《狮子楼》里，他开口就唱：
两臂千斤力，谁人敢相欺？
霸娶潘金莲，好个美貌妻！
他是这么坏，偏又这么强，心里想着些什么念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怎能不疑惧？在《水浒》里，要劳动到能够赤手打虎的超人武松，才能收拾了他。《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却不同，他虽也为非作歹，但他的心理我们了解，于是不觉他可怕。他自己是常有恐惧的，比如朝中亲友出了事，或遭谏官检举，就惊惶失措；那回不依期迎娶李瓶儿，正是为了这种原因。他在《水浒》中的力气和武艺，现在都没有了，武松找他寻仇时，他怕得逾墙跳进人家的毛厕里。他害人之心也不算太强，比方害来旺，是潘金莲三番四次教唆催迫才做出来的。
作者这样写实的手法，把西门庆去爪除牙，在他写作的当年并不是寻常的事。《金瓶梅》以前的《水浒传》写梁山好汉固然是用所谓“英雄尺度”，写出那些天罡地煞有身裁体能以及情感各方面都与常人迥异；《金瓶梅》以后的《红楼梦》写起大观园的住客时，用的也是“英雄尺度”，因为宝玉与诸艳全都有不凡的才情美貌。假使没有特别原因，《金瓶》的作者应当很自然地用“英雄尺度”，写出些超凡的好汉和恶魔似的坏蛋，这样才好吸引读者；他结果写出一个这么平庸的西门庆，是什么缘故？
依着本文的理路，答案是很明显的。《金瓶梅》的内容是“贪嗔痴爱”如何为害以及人如何戕戮自己，这是一个讲人怎么生活怎么死亡的警世小说，主题既有普遍性，主角应当具有普遍的性质。他太好或太坏都会妨碍读者作认同的自省：他太完美了，读者想象自己是他，心中便充满了优越感；他太丑恶时，我们根本不肯设身处地来想。念过英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中世纪时有一出宗教剧叫《常人》（Everyman），演的是一个人最后要见造物主，并须将一生的善恶帐算一算：这剧的主题是个普遍性的人生问题，主角因之是个一般的常人。《金瓶梅》的道理亦如是，这也是一出平凡人的宗教剧。
为使读者易于认同，新的西门不但除去了利爪毒牙，而且增添了许多正常的情感，变成很富“人情味”。我们说过，他心中常存恐惧；他与常人一样会不忍，会犹豫不决。他爱财，但亦不算吝啬。他心里有很自然的爱，他敬爱月娘与宠爱官哥，就象普通人爱妻儿一般。他爱瓶儿更深，而且很能感觉到瓶儿的情。惨变临头之时，他痛苦得很。总而言之，他与我们的差异，主要只在境遇上而已；他做的事都不是不可理解不可想象的，若有机缘，我们难保不做。我们也许觉得他的缺点确是比我们多（十九），但这只不过是程度之别，不是种类之别。就是这些人情味，使李希凡等人很不安（二十）。
西门庆之死是自取灭亡，不待武松回来报仇，先命丧黄泉了。他死在潘金莲之手，这让我们想到，他在小说一开头姘上了潘金莲时，已经是“猪羊走入屠门，一步步行上死路”。他送命的根由，是缺乏道德与理性的力量。这缺憾的表现，是他没有节制，不能汲取教训，没有决心。如果他能节制，不是这样纵欲，很明显的，他可以保存性命，而且可以好好利用优越的条件使欲望得到某程度的满足。可是他薄弱朦胧的理性没能助他节制，而自诩的聪明又替愚行辩护。在五十七回，他捐了银子助修庙宇，吴月娘乘机向他进言，用积阴功的观念，劝他节欲：
月娘说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儿，现又发起善念，广结良缘，岂不是俺一家儿的福份？只是那善念头怕它不多，那恶念头怕它不尽，哥你日后那没来由、没正经养婆儿、没搭煞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儿也好，攒下些阴功与那小子也好。”
西门庆这样回答她：
西门庆笑道：“你的醋话儿又来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份定，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剌剌搊搊，胡扯歪厮缠做的？咱闻那佛祖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他永不会在生活经验中汲取教训。他家中常有师姑来宣宝卷，但他向来不喜欢这些在富贵人家出入的贪财下作的女尼，所以从不去听。不接近谄媚诓人的尼僧不是坏事，但得要另有方法接近尼僧背后的人生道理才好，西门庆则恐怕不仅不喜欢这些尼僧，也不甚喜欢那些宗教劝诫。他遇上祸事时很害怕，但祸事一过便忘了。在第七十一回尾处，他上京师之后，回家途中，过了黄河，在沂水八角镇遇上大风，不能前行，找到一个古刹度宿，那是一间败残的庙宇，房舍崩颓，半用篱遮，和尚坐禅时灯火也不点的。这陌生而困苦的环境使他觉得悚然，事后他把经过告诉吴月娘，还想到倘使大风在他渡黄河之际刮起来，他岂不是没了命？然而这些想象也没有使他警觉；他回家告许愿心之后，便觉得不必再思想这件事了。
李瓶儿的爱情，有没有可能救赎西门庆呢？“爱情的救赎”这么一句话，听起来不知是西洋味儿还是现代味儿，总象不大对劲，不过在这本小说中倒也未必绝不可能，因为西门和瓶儿的痴爱是写得很叫人同情的。瓶儿都要死了，夜里花子虚来索命，面对着孤独的黄泉路，她还要搂抱西门，叫他保重；西门这个坏蛋也不相负，他没有嫌她的血腥污秽与垂死的恶形，没有理会潘道士说房中有恶鬼的告诫，搂着瓶儿，哭着大声责怪天地。这爱情，我们觉得使西门那一无是处的生命有一点点价值和光采。所谓“救赎”，不一定要象贝蒂莉丝（Beatrice）、葛丽卿（Gretchen）、苏尔薇（Solveg），比方象契诃夫的《决斗》那样的结局，有没有可能？《决斗》中的夫妻，已经把生活弄得近乎不可收抬的了，妻子不贞，丈夫对婚姻，乃至人生整体，都已不存什么希望，可是在一个决斗的危机中，他以一念之转，觉得“她无论如何总是我的伴侣”，竟然挽救了婚姻，也改善了生活，使那位瞧不起他的科学家惊奇不置。这小说基本上也是个警世小说，与《金瓶》颇有相通之处。西门庆与李瓶儿间的真诚，能不能带来这样的新生呢？
新生肯定是不容易的，需要很大的决心。从教义的观点说，西门庆和瓶儿的痴爱是有罪的；在事实方面言，他们为了这爱陷害过人，良心会让他们快乐平安过一生吗？还有，痴爱本身不怕出乱子吗？即使瓶儿专一，西门能不外骛吗？两人的爱情一定维持得下去？问题多得很。而西门在小说中得不到新生，明白的原因，是他的决心很薄弱——薄弱得象个笑话。瓶儿死后，他想起往日曾鞭打折磨她，悔恨无已，开头是又哭又跳，不眠不吃，但应伯爵来说几句老套话劝一劝，他就吩咐开饭；起初他每天独自对着瓶儿的影像吃饭，吃时还要打招呼，晚上则守灵而睡，可是丧事尚未办完，一天夜里要茶喝，就与送茶的奶妈苟合起来。后来他报答瓶儿的只是一些物质：一副很昂贵的棺材，一套很隆重的葬礼，如此而已。那时旁人都啧啧称羡，他也以为很对得起所爱，及至应伯爵来说一番鬼话——“看见嫂子头戴凤冠，身穿素衣，手执羽扇，骑着白鹤望空腾云而去”——他也就放心听信，大杯喝起酒来。
凡庸与纵欲，西门庆的两大特色，合在一起，便毁灭了他。欲对于凡庸的人更危险，因为他没有力量，不能自拔。西门的妻子吴月娘也很平凡，但她的结局比较好，因为她不放纵自己。小说结束时，她安安分分地守着剩下的一点点家业过日子，那即是伏尔泰在《康狄第》（Candide）里的教训。万历年间的《金瓶梅词话》，在目录之前先有四首词，赞美“无荣无辱无忧”的恬淡生活，然后是四首讲酒色财气的《四贪词》，互成对照。
前面提过，李希凡嫌西门庆写得品格太好了。其实我们倒有理由嫌他写得太坏，嫌他凡庸乏味。他对李瓶儿的情，稍为表现出一些力量，我们觉得还可欣赏；如果他更不凡一些，当会更好看（我们能不能这样批评小说的donne，是另一个问题）。李希凡却嫌西门庆太善良，不如原先《水浒传》中的西门能反映作者对恶人的憎恨；至于西门庆为什么会在《金瓶梅》中变良善了呢？他的解释是由于作者太喜爱那种腐化的生活，于是不知不觉便把这坏蛋愈写愈好。这种道理并不值得驳，值得探究的只是，李希凡何以竟会完全忘记了《金瓶梅》是写来警世的，而西门庆是写来给读者自我反省的呢？他说西门庆太善良，表示他并没有拿西门庆与一般人，或与他自己相比，因为西门庆虽已去爪除牙，究竟还不会使人产生自卑感的。他为什么不拿西门来自比呢？是不是由于他怕面对西门身上那些毛病，那些贪婪自利、畏葸因循、更兼自以为是与沾沾自喜等等具普遍性而要引人自省的毛病呢？这种恐惧，不限于李希凡。许多人都会赞成他的说法，认为《水浒》和《红楼》都是比《金瓶》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体现广大人民的理想与热望。
总 结
一般读者都能看出，《金瓶梅》是以《水浒传》中的一个故事来开始的。有些学者更指出，这小说的若干其他情节，也袭用别的文学作品（二十一）。那么，《金瓶梅》的布局，又有没有来历呢？
《金瓶》虽说是脱胎于《水浒》。但布局却与《水浒》毫无关系，而是来自所谓的“一场春梦”。这是中国文学上的重要主题与重要布局。梦与醒、幻与真的问题，早在先秦时代，已是庄子的大问题；他的“蝴蝶梦”的反省，对后代有极大的启发。六朝时，刘义庆的《幽明录》里有一则《焦湖柏枕》，讲一个贾客，名叫杨林，他在焦湖庙里枕着一个柏枕睡了一觉，梦中因为娶了高官的女儿而过了几十年发达的生活，醒后怆然。这个本文仅达百字的小故事，到了唐代，感动了千千百百在功名利禄门外患得患失的举子。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在应试与赋诗之余，拿它来改写成传奇小说，我们自不得而知，不过，流传下来的《枕中记》、《樱桃青衣》、《南柯太守》，都是佳作。三篇中的主角各做了个梦，而且都象杨林一样，借着与高明婚媾而得飞黄腾达，但他们除了好好享受富贵繁华之外，也备尝失宠受辱的滋味。从庄周下来，这些故事，一脉相承，其间的“表里不一”、“内外相歧”（Irony）之意，愈来愈见发挥。庄子的“蝴蝶梦”讲的是“幻与真”；《焦湖柏枕》连上了“穷与达”了。《枕中记》用力强调“长与短”，故事里面那个几十年荣辱的大梦做完，主人家的黄粱还未炊熟；《南柯太守传》再加上“大与小”，主角叱咤风云的天地，原来不过是一个蚁穴。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说过，《金瓶梅》的作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