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犯人实在不懂事，“惹”得执法者们心烦了，可能会要犯人的命。冤狱则不然，一下子把罪名做实了，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武松第二次碰到的就是冤狱。张团练丢了快活林，白花花的银子流走了，就去找张都监帮自己出气。张都监设局以偷盗罪把武松扭送到了官府，拿了银子的孟州知府，根本不会也没有必要让武松辩解：“休听这厮胡说，只顾与我加力打这厮。”在明确规定不准刑讯逼供的现代律法制度下，某些地方对犯人用刑仍是家常便饭，何况是在九百年前的北宋时期。武松再也没有了“我若是叫一声，也不是好男子”的骨气，眼看狱卒拿起批头竹片，雨点般打来，只能屈打成招。这个时候，决定武松死活的已经不是案件本身的律法依据问题，而是银子的多少问题。随着施恩和张团练竞投标似的往官府里送银子，武松的命被保了下来。在流放途中，张都监、张团练派人欲斩草除根。江湖经验丰富的武松躲过追杀，并杀死杀手后返回孟州，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张团练等15人。一个冤案不仅塑造了一个杀人魔王，也培养了一个反朝廷悍将。
屈打成招的不止武松，猎户解珍、解宝也一样倒霉，遭遇了同样的冤狱。因为一只伤虎的归属问题，解珍、解宝与毛太公发生了争执。这本来是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然而毛太公依仗自己的势力，把兄弟两人扭送到了官府，硬是弄成刑事案件。州里负责案件处理的是毛太公的女婿王正。王正先去上司那里汇报了一番，来了个恶人先告状，然后才把解珍、解宝带到公堂之上，“不由分说，捆翻便打”，一定要让兄弟两人招作“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掠财物”。在这种形势下，解珍、解宝只能按照毛太公的意思招供。解珍、解宝在当地是英雄人物，毛太公不想留下后患，就和王正商量：“与我一发斩草除根，萌芽不发。我这里自行与知府打关节。”得了银子并听信了王正结果两人性命之言的节级包吉，决定保证毛太公万事大吉。他让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跪在死囚牢里，骂道：“你这两个畜生！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双尾蝎做单尾蝎！”如果不是小节级乐和通风报信，顾大嫂等人成功劫狱，解珍、解宝就会成为冤死鬼。这一起冤狱的后果更严重，一下子培养了孙立、孙新、顾大嫂、乐和、解珍、解宝、邹润、邹渊八个反朝廷干将。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出黑狱两个最根本的特点：一是讲钱不讲法，有钱就免打，没钱就狠打，打与不打，杀与不杀，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制度规则，而是银子；二是讲权不讲理，有了权力的后盾，就可以雇用囚犯做打手，开办黑社会公司，可以任意、虐待打杀良民、犯人，完全不用考虑天道公理。在吏制腐败、司法黑暗的灰社会状态下，一旦执法权落到了心术不正的执法者手里，而制度又对律法的执行过程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公共权力便会切换成私人牟利的资源。执法者通过任意支配自己的伤害能力，既创造了经济效益，又获得了虐待的快感。
这种黑暗伤害的存在，既是百姓的不幸，也是社会的悲哀。在整个腐败的司法系统里，案件开办前，有宋江这样的公人通风报信；追捕犯人时，有朱仝这样的公人私放罪犯；决狱时，有阳谷知县这样的公人贪赃枉法；刺配流放时，有董超、薛霸这样的公人图财害命；进入监狱时，有管营、差拨这样的公人出卖律法。大宋帝国的整个司法体系，已经切换成了个人获利的“利器”，国家统治秩序崩坏得一塌糊涂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武松最突出的政绩是景阳冈打虎，这也是让他一下子走红的壮举。武松对自己的“成名作”很自豪，同敌人对阵时，往往先拿出来忽悠一下对手：“休言你这厮鸟蠢汉，景阳冈上那只大虫，也只打三拳两脚，我兀自打死了。”能打死老虎的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力气”，生得一副铜筋铁骨。而解珍、解宝最突出的能力是打猎，在登州猎户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兄弟两人七尺以上身材，腰细膀阔，都使浑铁点钢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有时性起，恨不得腾天倒地，拔树摇山”。
连武松、解珍、解宝这样的英雄好汉，都能屈打成招，普通的老百姓成为冤案的主角，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部分
宋江等人来到“妓院一条街”后，在茶楼里向茶博士打听李师师“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在没有网络等传媒的宋代，关于皇帝包养风月女子的小道消息满天飞，连远在山东的宋江都知道了，可见很多人都有窥探和传播别人隐私的爱好，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阎婆惜寓言
阎婆惜寓言的最重要的寓意是：任何畸形的开端，必然导致畸形的结局。
阎婆惜的血虽然已经干了将近千年，但血腥味却没有消失。我随便上网搜了一下，类似的阎婆惜事件就有几万个网页。阎婆惜故事是一个“二奶”寓言，一些人缺乏对这个寓言含义正确的解读，仍沿着阎婆惜的足迹往前走，却忽视了刀口已渐渐逼近。当将这个旧闻还原成新闻的时候，我忽然发现，类似的故事都重复着同样的定律，所有的主角都面临着类似的结局。
阎婆惜原本靠唱小曲儿为生，一家三口因为来山东投靠一个官人，流落在郓城县。哪知道他们的小曲儿在这里没有市场，生活陷入了困境。阎婆惜一家住在县城后面的破巷子里，屋漏偏逢连夜雨，阎父得瘟疫去世了，阎婆惜娘俩连送葬的钱都没有，被生活逼迫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经王婆介绍，阎婆找到了宋江。宋江当时担任郓城县衙的押司，虽然只类似于现在的一个正科级秘书，但由于工作多年，在当地有一定的地位。宋江家庭也比较富裕，属于大户人家，平常喜欢捐款资助，“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脱”，“常散施棺材药饵”。当宋江了解到阎婆的凄惨遭遇后，不仅给写了张领取棺材的“介绍信”，而且还立刻资助了十两银子。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宋江还是好人好事的榜样，继续当他的小吏；阎婆惜还做她的流浪歌手，继续沿街唱她的小曲儿。
宋江从兜里掏出那十两银子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阎婆把丈夫下葬之后，登门答谢宋江，发现他没有老婆，就请王婆去做媒。阎婆惜只有十八九岁，出落得“花容袅娜，玉质娉婷。髻横一片乌云，眉扫半弯新月。玉笋纤纤，翠袖半笼无限意。星目浑如点漆，酥胸真似截肪”。而宋江年及三十，“身躯六尺”，“面黑身矮”，“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经济基础决定个人的生存条件，而个人素质决定对生存方式的选择。漂亮的阎婆惜不愿意继续流落江湖唱她的小曲儿，而宁愿委身面貌丑陋的宋江，肯定是被宋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打动了。阎婆的外交辞令是“亏了宋押司救济，无可报答他，与他做个亲眷往来”。我推测，无依无靠的娘俩看中了宋江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由此，引申出了“二奶”第一定律：贪图虚荣。
王婆第二天就来找宋江，把阎婆惜娘俩的意思说了。刚开始宋江不太愿意，后来王婆反复劝说，宋江也就答应了。对于以后阎婆惜的出轨，施耐庵是这样解释的：“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既然“不十分要紧”，为什么要答应这门亲事呢？我以为，宋江内心是愿意接纳阎婆惜作为自己的“二奶”的，所谓的经过王婆的“撺掇”，其实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半推半就的假象。和其他一些所谓的成功人氏一样，宋江在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后，内心开始了对非常态生活的追求。由此，也引出了“包二奶”第一定律：寻求刺激。
阎婆惜和宋江结合半个月后，就拥有了唱小曲儿时所没有的生活条件，打扮得“满头珠翠，遍体金玉”，享受到了标准的“二奶”待遇。宋江虽然没有妻小，属于钻石王老五，但阎婆惜绝对不是宋江明媒正娶的妻子：第一，没有举行仪式，相当于未婚同居，法律并不承认；第二，从未踏进宋家门一步，只是“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置办些家伙什物”。对于阎婆惜来讲，她过的是“笼中雀鸟”的生活，这是“二奶”第二定律：而宋江则过着“金屋藏娇”的日子，这是“包二奶”第二定律。两个人就这样过着畸形的感情生活。
宋江与阎婆惜只存在同居关系，宋江从没爱过或者是喜欢过阎婆惜，当然阎婆惜也没有喜欢过宋江，这样的生活注定无法长久。正由于阎婆惜是“二奶”的身份，所以宋江根本就没把阎婆惜当回事。开始还有点新鲜感，“夜夜与阎婆惜一处歇卧”，蜜月期过了，刺激度没了，“渐渐来得慢了”，“半月十日，去走得一趟”，甚至“几个月不去”。这就是“包二奶”第三定律：厌烦冷落。而“二奶”第三定律也出现在了阎婆惜身上：精神匮乏。阎婆惜一边享受着富足的物质生活，一边也咀嚼着贫乏的精神生活。“水也似后生”的阎婆惜，越来越讨厌又黑又矮的宋江。所以，阎婆惜在扮演“二奶”角色的同时，开始暗渡陈仓，有了自己的所谓爱情，对象是宋江的同事张文远。“阎婆惜自从和那小张三两个搭上，并无半点儿情分在这宋江身上。”对于这顶绿帽子，宋江并不以为然：“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所以，张文远的第三者插足，并没有像今天很多类似问题那样，演化成争风吃醋的情杀事件。
直到宋江的公文包落入阎婆惜的手中，阎婆惜寓言才显现出血色，“二奶”与“包二奶”定律才变得沉重。其实，即使没有公文包做引子，阎婆惜寓言也会向悲剧的情节过渡，只是因为宋江落下了公文包，悲剧的高潮才提前到来。宋江的哥们晁盖等人，因为抢劫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被全国通力缉拿，由于宋江通风报信才得以逃跑。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晁盖在梁山上站稳脚跟后，派人送来了一百两黄金和一封“感谢信”。尽管宋江只收了大约五至十两，要命的是装“感谢信”和黄金的公文包，不小心落到了阎婆惜手里。如果被阎婆惜交到官府，宋江将面临灭顶之灾。
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已如水火，如果不是阎婆从中调解，两个人恐怕连面都懒得见。宋江和阎婆惜见面了，但他应了“包二奶”第四定律：授人以柄。也许他并不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到“二奶”那里过夜，是不能带重要物件的。阎婆惜早就想敲宋江一笔，然后和张文远双宿双飞，拿到了这封“感谢信”，等于攥住了宋江的命根子。争取到了谈判主动权的阎婆惜，要求宋江答应三个条件，演绎出了“二奶”第四定律：敲诈勒索。阎婆惜做了宋江的“二奶”，相处时间长了，应该对宋江的为人有所了解，同这样一个黑白两道都通吃的人在一起生活，远比和小白脸在一起要滋润得多也危险得多。既然阎婆惜选择了物质的鱼翅，就不应该再奢望感情的鲍鱼。阎婆惜现在既想要钱，还想获得爱情，似乎已经沉醉在自己虚幻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想像敲诈一个串通巨匪的人的后果是什么。其实，已经厌倦了与阎婆惜保持包养关系的宋江，答应得也很爽快：“休说是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也依你。”
这个时候的阎婆惜，已经被兴奋的血液冲昏了头脑，她紧紧攥着那封“感谢信”，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争取婚姻自由，让宋江拿还典身文书，允许自己改嫁张文远，并写下不来骚扰的保证书，宋江很爽快地答应了；第二，保护财产所有权，“头上戴的，身上穿的，家里使用的”，都归自己，也写下不准讨还的保证书，宋江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两个条件而言，阎婆惜显得很有经济头脑，也有律法眼光，既为自己今后的生活保障了基本条件，也避免了今后可能出现的产权纠纷。但要命的是第三条，她要宋江把那一百两黄金贡献出来。事实上，尽管这一百两黄金宋江没有照单全收，但凭宋江的家底，也能拿得出来，况且宋江也答应了阎婆惜的要求。以他的为人，也不可能在乎这点金子。但自以为得计的阎婆惜，就是不依不饶，还拿报官来威胁，就是这一点要了她的命。
维系“二奶”关系的不是感情，而是物质条件。阎婆惜想摆脱“二奶”的名分，还想享受不劳而获的生活，这是悲剧的根源。宋江在本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