魄”，或许便接近了毛泽东诗词的魅力。毛泽东的大量名句，我们往往既没有觉得传递出多少微妙的诗情诗味，又不曾在智慧上受到多大启迪，我们与其说被感动了，不如说被震撼了。如“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三句，论形象不如“燕山雪花大如席”，说气势也未必及得上“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然而我们还是被震撼了。再如“万类霜天竞自由”，细想之下颇不合自然之理。因为倘是“霜天”，依“秋收冬藏”之序，万木萧条，生灵潜迹，当是时，它们本不会有“竞自由”之心，然而诗句助人豪兴之力，却又是不容抹煞的。又如“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注家多认为“银锄”指“农民在山上劳动”，“铁臂”指“铁一样坚实的臂膀在挥舞”，意思当然一点不错，但也仅仅是表达一个意思罢了。就想象力本身而言，这里的焦距可没对准，两句的前后意象在技术上存在着正相抵消的可能。即若以“天连五岭”为观照对象，不可能看见农民的“银锄”，若以“铁臂摇”为着眼点，“地动三河”之势也将不复存在。毛泽东此处的技法与“或人大于山，或水不容泛”的中国古画法似有偶合之处，即不在乎眼前之景，专意于心中之情，遂使以肉眼为依据的透视法遭到废弃。于是结论只有一个，毛泽东写上述两句时，并没有展开想象的翅膀，他眼前没有虚拟之象可言，他只是本能地寻找一个充满“魄性”魅力的字面组合而已。他达到了这个目的，使本来甚至有点不知所云的诗句，焕发出某种神采。必须承认，这确实是只有诗才可能焕发出的神采。
我前面也曾提到毛泽东诗词结构能力相对不足。说准确点，其实这指的是毛泽东诗词的结构太过严谨，太过注重起承转合，换句话说，毛泽东诗词的结构由于过于注重魄性的完整，反而使情感的跌宕起伏缺少照顾。诗词（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结构，本该在动态中求得平衡，甚至不妨在失去表面平衡的情况下求得意蕴的深化。为求操作方便，我们可试着从毛泽东诗词的结尾一探究竟。毛泽东诗词的结尾相对较少变化，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毛泽东最为人称道的句子，往往多出现在诗（词）末，且称道的理由也较为雷同。随举数例：“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等等。这样的句子（有些极佳，如“俱往矣……”，有些过于平实，如“世上无难事……”），我们并不能获得多少诗的享受，却可以感觉到某种莫名的亢奋。我们的心灵无所触动，我们的胸腔却砰砰作响。
诗词有可说之处，但其不可说不可评之处，领域更广。那便如同音乐，凝神谛听较之喋喋不休，总是更值得提倡。毛泽东诗资之高其实是无可怀疑的，读其二十二岁时的作品《五古·挽易章陶》，句法纯熟，古意盎然，即捉入汉乐府中，一时半会也难辨真假。又作于一九二一年的《虞美人·枕上》，婉约之容，直追宋调，且并无宋人爱情词札中常见的男儿乐做女身的“变性”现象（性心理学家霭理士所谓“哀鸿现象”），读后真是“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了。兹恭录如下，以表好诗共赏之意，又表敬佩之忱，并祈稍减冒渎之责。
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人世难逢开口笑——《毛泽东自述》
？ 单世联
阅读革命
毛泽东非但没有写过什么自述、自传之类，而且在他的体制下，领导人的家世背景、身体状况、生活习性等等都是党的机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初版、一九九六年增订再版的《毛泽东自述》，其实是毛几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问答。其中最个人化的是一九三六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早已因《西行漫记》而广为人知。
一少年经验
童年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一生，可能会因人而异。对于像毛泽东这样自信，自是、个性强悍且思想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人物来说，“自我”的塑造完全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毛向斯诺谈到自己的童年时，主要谈了两种：一是斗争，二是怨恨。
在家庭中，毛和父亲就有过两次重要的斗争：
十岁，不愿上学又不敢回家，出外流浪了三天。回家后，父亲比过去稍微体谅了一些。结论是只有斗争才能获胜利。
十三岁，父亲在客人面前骂毛懒而无用，毛回骂父亲并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要跳进水中，父亲软了下来，答应不打毛。结论是公开反抗可以保卫自己的权利，如果只是温顺，父亲只会更多地打他。（参见《毛泽东自述》15—17页，以下只注明页数）
家庭中时有斗争，社会更是贫富对立严重。对毛影响甚深的是一九一○年长沙抢米风潮。饥民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遭到拒绝后举行游行示威，结果受到镇压，许多人被杀。
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21）
此后，韶山的一个哥老会员被地主和官府联合起来杀了；第二年青黄不接时发生粮荒，米商们仍然把米运到城里去。穷人们开始了“吃大户”的运动，并没收了米商的米。
一般青年人在面对社会不公时油然而生的自然感情，在毛这里，成为其阶级意识、斗争哲学产生的温床。
毛少年时期的另一个经验是被人看不起。一九○九年他到邻县湘乡上学：
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
我被人看不起，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压抑。（23）
嫌贫爱富，人之常情，但在毛这里，则支持了他后来的社会分析其实，在当时的背景下，毛的出身不算最差，他自己说是“富农”。这就有两种推测，如果他是最穷的，是连学都上不起的贫农，他的思想观念会是怎样？反之，如果他再富一点，完全感受不到他人对自己的轻视，是不是还会形成这样的观念？
当然也有爱，这来自毛的母亲文七妹，一个“仁慈的妇女”和“虔诚的佛教徒”。同情穷人，慷慨厚道，常送米给上门讨饭的；她也不赞成毛对其父亲的对抗性斗争。总的看，这是一个善良的中国妇女，只是她的品性对毛的影响，似乎只表现在毛后来对佛教有一定的尊重。
毛泽东终生喜爱对立，热衷斗争，这一思想可以在他的少年经验中发现萌芽。但由于延安时期毛把矛盾对立视为辩证法的核心，把阶级斗争视为共产党人的天职，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回忆，很可能是一种选择性乃至解释性的回忆。事实上，他在家庭琐事的回忆中就加进了许多革命词汇，如党、统一战线、辩证斗争、间接打击等等。他很可能舍弃了童年时期有可能经历过的另一种感情，比如爱、尊重等。
二不安分的青年人
辛亥革命失败后，毛弃武从学。但学什么呢？“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29）他对学校的了解一是报纸广告，二是朋友介绍，其选择过程很能见出他的性格：
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食，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另一个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被录取了并在那里注了册。……有一天我读到了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块钱报名。……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我的下一个经历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29—31）
转了一大圈，终于还是没有进学校。毛住进湘乡会馆，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去读书，主要是世界地理和历史。后来实在没有钱了，才又留意广告，考进湖南师范学校，“我在师范学校当了五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32）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这是毛一生接受的最正规、最完整的教育。警察、肥皂制造者、法律学家、经济学家、商人等等都曾向他招手，但毛终于成了一名教师——从小学教师到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最终的选择肯定是正确的，尽管毛受到广告和朋友的影响，但他很快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断，可见即使没有明确目的，毛也不是受人支配受舆论影响的人；其次，毛无意成为某个行业的专职人员，他的心思不是技术性的职业。师范毕业后，他在教师的岗位上，主要从事的也是社会政治活动。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是独立特行极有主见的人。
三“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和一般人不一样。他和朋友们聚集在“新民学会”中，以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所以他们在思想上都很认真，言行都有一个目的，他们不屑于议论琐事，更没有时间去谈女人或私人的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35）这是一批极为可爱的青年。
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35）
一边是救国救民的伟业，一边是买肉买菜的俗务，不但对照鲜明而且难以兼容，毛有理由对此感到恼火。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革命家，即使是革命家也不可能永远不谈饮食男女。对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来说，言行的主要指向都无疑是生存温饱，他们不能不对女人感兴趣，不能不谈论买肉之类的俗务。毛个人可以对这些毫无兴趣，他的豪情壮志也令人钦佩，但不能期待所有人都对这些毫无兴趣。毛后来的一系列极左政策有很多引发因素，青年时代这种慨然以天下自许的英雄气也妨碍了他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
“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意欲使所有肉身凡胎都成为圣人；“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意欲使所有芸芸众生都具有重于泰山的价值。但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所有人都成圣、所有人都重于泰山的愿望只能是空想。一定要坚持这种人生理想，结果只能是，普通人没有能成圣、没有成为泰山，却失去了普通人应当享有的那些卑微的却必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
四对联邦制的终生兴趣
不管毛时代中国人的个体独立和个性自由受到多大限制，毛本人却是个性极其自由、内在思想也比较丰富的。他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和控制严格的政治权威，但在他的心目中，对中央政府的大一统实际上并不满意。
一九五六年的《论十大关系》是毛自觉与苏联模式保持距离、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中有一大关系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说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取经。据说作报告时他曾认为中国可以搞联邦制。一九七七年正式发表的文本没有这个观念，但确实对中央包办一切的方式作了批评，提出要加强地方的积极性。当然，《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个操作性强的政策，“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