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选，年年都有机会抛头露面，然后再时不时地爆出些子花絮，某某某不许记者拍照呀，某某某将赘名门呀，某某某泪洒江滨呀，某某某随处留情呀，让你的名字永远留在人们脑中——不管以什么形象——名人的地位便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你看张铁臂，他虽然因着权勿用的关系进了娄府，但他的事迹却是自己说出来的：“晚生小时，有几斤力气，那些朋友们和我赌赛，叫我睡在街心里，把膀子伸着，等那车来，有心不起来让他。那牛车走行了，来的力猛，足有四五千斤。车毂恰好打从膀子上过，压着膀子了，那时晚生把膀子一挣，吉丁的一声，那车就过去了几十步远。看看膀子上，白迹也没有一个，所以众人就加了我这一个绰号。”这一场“硬气功”表演，谁也不曾见过，但因他不断地自我吹嘘，也就传之广远了。张铁臂后来的表演，都具有轰动效应。烛光下舞剑，权勿用用手蘸水洒不近身，此事可疑，因为烛光下本来看不清楚，鬼知道权勿用捣了什么鬼。至于那一场张大侠自编自演的以猪头当人头的闹剧，不过是笑料一场，被张大侠白白骗取了五百两银子。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娄府的少爷是不会去张扬的，所以，张大侠仍可放心地再到别处去施展这套骗术。
此外，蘧公孙的刻书，牛浦郎的冒名，匡超人的行孝，景兰江的做诗，都是成名的捷径，此处不再细说，留待以后慢慢道来。
细味《儒林》中各人成名之旅，我忽然憬悟今天闹腾的种种花样，实在是古已有之，都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只怪许多人读书不细，又不能活学活用，以致蹉跎至今，那些乖角儿不是早已借此成名了吗？而且，今日的科技何等发达，过去小规模的试验，已经可以大批量地生产，张铁臂那样的气功师就车载斗量，而且各立门户，开宗立派，收取的费用数以百万千万计，甚至还能聚众万人，大闹京师，区区五百两银子哪里填得满他们的胃口！批量生产的结果，使今日名人多如牛毛——几乎天天都能从各种媒体上冒出大批名家，起码也是新秀，闹不好又是大师、泰斗——媒体的廉价头衔也在批量抛售呢！
如果今天再要来一场名士大聚会，只恐莺湖舴艋舟，已容不下这许多大名家了。名人之旅，越走越顺当，越走越宽广，从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从传统文明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这大概也算时代进步的一种标志吧。看来，随着名人作坊向现代化的转化，我们也应当有一部《新儒林外史》了。
学与商
？ 钟叔河
念楼小文
传统读书人多轻商。《儒林外史》里的牛玉圃，只能算读书人中的败类，在新认的侄孙面前，也要装出一副看不起盐商的假样子。虽说历史上出过一位陶朱公，可以让商家觉得光荣，用金字写到黑漆招牌上去，而在读书人心目中，究竟只是一个“大隐”的变例。
予生也晚，已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然而对于这类情形亦曾亲见，不全是从《儒林外史》里看来的。
公认为传统学人的最后的代表陈寅恪先生，却在我出生的十多年前便发表过相反的意见。吴宓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的日记中，记载过陈先生的一段话：
“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谋生之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
下面还有几句，是对“妄倡邪说，徒言破坏”的批评，似不必引。在这里我只想指出，陈氏所揭示的原则——事学问者不可倚学问以谋生，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至少在“理想国”中应该如此（吴宓系因译述柏拉图《理想国》而及陈氏之言）。因为学人如倚学问以谋生，即不能不随人敷衍，屈己从人；学问如成为谋生之手段，即不能不牺牲其独立性和纯粹性，水平和价值均不能不大打折扣矣。
在另一方面，人既然是生物，便有生活要求。李后主填词、宋徽宗作画的条件，几百年才逢一二，故常人自不能不寻求维持生活的手段。陈氏所反对的，只是把自己从事的学问拿来充手段罢了。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士若欲舍本业以他求，还有三条路好走。但务农做工，需要力气或手艺，非读书人所能，故“经商最妙”便成了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也是到了哈佛，读过柏拉图，能用洋文表述“谋生之正道”的人才能作出的结论。他们早就走出《儒林外史》的时代，进入现代社会了。
为委吏，乘田，无须“道中庸而极高明”，孔子不过把这类小差使当作谋生的手段，而这类差使亦没有妨碍他删诗书订礼乐，成为一代宗师。庄子当漆园吏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他绝不会对来巡视漆园的上司朗诵《逍遥游》或《养生主》。就是陶潜、杜甫以至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没谁领取过一文钱稿费。而陈先生虽志行高洁，敢于遗世独立，卒不能不以“作教员”终其一生，此今昔之不同也。然则，“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又岂易言哉！
时至今日，情形又已大变。人们的观念，早已由轻商变为重商。“学者”“文人”早已职业化，各有各的组织和单位，而工薪微薄，诱惑甚多，故争取企业家的“赞助”于面子和里子均有极重大之关系，得之则群以为荣焉。有钱的老板“赞助”出了几本书刊，开了几场讨论会，也就成了名誉理事或主席；偶发雅兴，想发表“著作”和“作品”，代笔和捧场者自然大大的有。至于那些靠经营或色艺发了财的“名人”“名女人”，其传记、小说、写真、写假更是汗牛充栋。看起来，这些名人、企业家倒真是“于学问道德以外”，找到了进一步赚钱赚名的大道和乐土。但不知陈氏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我也不敢轻商，在读了陈氏关于顾亭林的话以后，还真希冀在“儒商”中能出几位肯追慕亭林先生的人，也并不奢望他写《日知录》，只要能在醉饱之馀有兴趣弄弄学艺时，肯照亭林先生《与人书十》中说的，要弄就自己去“采铜于山”，不要专门从“文人”“学者”手里“买废铜充铸”，便很好了。至于后来成了陶朱公的范少伯，就凭他“左提鼓，右援枹，以应（吴国）使者”时所讲：“余虽靦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这种勇敢和坦白恐怕只能是古典的，今人断断乎做不出，所以也就不敢将他树作典型，虽然有西施小姐三陪总会有人艳羡。
什么是真正的批评规则
？ 何清涟
——对张曙光先生《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有关事实的澄清与回答——
事情的缘起：我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份就已听到传闻：张曙光先生要发表一篇对我进行摧毁性打击的批评文章。但最先读到的是《读书》一九九九年十期的校样，那是经过《读书》编辑们苦心改过的文章，只是张文的一部分，我认为这篇文章主要还是进行学术讨论，没太在意。但随后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张先生发表于他任所长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内部文稿上的全文的复印件，我立即致电《读书》执行主编黄平先生，要求发表张先生的全文，黄平先生拒绝了我这一要求，理由有二，一是《读书》有自己的形象，不能发表学术之外进行人格攻击的文章；二是他还得为张先生本身的形象考虑。尔后《读书》又寄来了原拟定发表于十二期上的张文，我当即就这个版本写了回应文章。但现在又被告知，张文发表将往后延迟，并且《读书》杂志在收到我的回应文章以后，又将张的校样稿删掉了三页。
至今为止，我已看到过张先生这篇文章的三个版本，最原始的版本发表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内部文稿（张先生主编）上（简称为“原始版本”），第二个版本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简称为“经版”）。但比较手头这三个版本，愚意认为还是原始版本最能体现张先生作为一位权威批评家的风采与水准，有兴趣领略志在为经济学界（包括其他学界）立规则的张先生批评风采的读者，完全可以寻找天则内部文稿这一原始版本看看。我曾建议广州《开放时代》杂志去找张先生请求发表原始版本，但该杂志副主编李女士的请求被张先生婉拒。
我一直认为，任何著作只要出版后，就都成了“公共产品”，消费者（读者）有权提出自己的批评。建设性的批评可以促使作者今后的研究得到提高，作者应该欢迎；即使作者不同意批评者的意见，也没有必要视批评者为论敌，篇篇都去回应。《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发行量大，且还有许多盗版，这个庞大的读者群只要有千分之一的人提出批评，其总量也相当可观，就算作者希望回应，恐怕技术上也没可能。今年七月在北京开会偶遇张先生，他告知有一篇批评我的文章马上就要发表，并要求我作出回应，我对他表明上述态度，并答应一定好好拜读。
还有两片花絮不得不提：一是我曾请张先生给我寄天则内部文稿上所发表的原文，但收到的却是一份打印稿，对比一下，发现删掉了几处辱骂我的话。不知张先生何以不给我寄原文？二是《经济学消息报》上的文章发表之前，我在单位收到一份隐去传真号码的传真，告诉我该报将有批评我的重要文章发表。传真发送者还告诉我，他认为，《经济学消息报》是我国最权威的经济学专业报，张曙光先生也是经济学界的权威，他的意见相当重要，建议我一定要好好读张的文章。
由衷感谢《书屋》杂志给我提供了一角，使我有机会对张先生三个版本发表综合澄清事实的文章。
与事实不符或有出入的几处地方
在“原始版”与“经版”中，张先生谈到两点，一是文中指出一九九八年二月份“在北京风入松会议上，一位社会学界人士对《陷阱》提出批评，竟被何女士讥之为‘某某某根本没看懂我的书’”。这件事实张先生是从哪里考证得来，笔者不得而知。事实是这位社会学界人士上午的发言是这样开头：“《陷阱》这本书我没读，也不想读。那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没什么研究价值。”然后就是他发表对改革形势的看法。整个会议持续一天，直到散会前我才做了个发言，主要是答谢大家来参加讨论，以及谈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根本没有对会上任何人的任何意见进行批驳。主持会议者寄给我的四盒录音带现在还保存着，可以用作证明。参加会议的人士也有近七十多位，部分与会者对这位社会学者的发言印象深刻，也知道我没对任何人的批评予以回驳。退一步说，这位社会学者已在讨论会上公开表示不愿意（或不屑）读拙作，难道我还会在任何地方文不对题地去说他根本没读懂？
二是张先生叙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即我在香港当众评论李实与张平先生讲学，宣称“你们这一套根本没用，只有《陷阱》一书中讲的才是有意义的”一事。事实是张先生言之凿凿的“真实的故事”一点也不真实。一是时间错误，不是一九九八年，而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间，因我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中旬结束访问回了大陆。二是事实有误。事实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一次午餐演讲会上，李实与张平先生讲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结论是中国收入差距不大。讲完以后大家按惯例提问，我提问比较靠后，只是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们的模型考虑了灰色收入没有？”他们答称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他们的模型没有考虑这一点。我当时发表了我的看法：“造成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是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而是灰色收入。一般的城市家庭现在都有工资外收入，权势者的工资外灰色收入往往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于他们的工资收入。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常识问题。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必须考虑这点，即便没有统计数据，也应该建立偏差修正值，否则恐怕会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全部问答仅此而已。但张先生叙述的话里却闭口不谈我对李实先生收入差距研究的质疑内容，而转到了这样一种“讨论”：“像李实教授这样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功底非常扎实……与之合作的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其研究和著述的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但在何女士的眼里却是一堆垃圾，粪土不如。写到这里，像何女士这样狂妄、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