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想家吗，平妹？”我问她。
平妹摇摇头。
“也不想妈？”
她再摇摇头，她紧紧地靠着我，用两手握着我的手。
我扳过她的面孔，她沉静地望着我，那是两穴黑沉沉的深池。昔日那快活的微笑已不在那里了，只有更感人的静美和适度的哀愁。痛苦已把她精巧地铸造过了。
我用真诚的爱，用眼睛抚揉她的眼睛。
“你不要瞒我，平妹，”我说：“我知道你一直在想家和妈。”
眼泪静静地自平妹的眼睛流落。平妹拧开脸孔，我抱着她的肩头。海风轻轻地吹动她的头发；它拂着我的脸颊。海无穷尽地在我面前展开，一朵白长的云挂在天腰，孤独的感觉又一次泛过心头。
到了日本，疾病又把平妹击倒，为了不把全部的钱用在半路上，两人顾不上多休息几天，又经韩国，再乘火车到达奉天。尽管“三天来不眠不食，加上热病和旅途的劳顿，平妹极度衰弱，面色灰青，眼睛深陷，眼圈四周有一层灰色的淡影”，但此时他们已经踏上祖国的土地。
私奔的结局无疑是向旧社会传统意识的宣战，为争取自由幸福的青年点燃起烛照希望的火炬，其意义较为积极。当然，世俗观念的影响是强大的，私奔后的压力还得依靠自己去顶住，幸福还得靠自己艰苦地创造。《同姓之婚》（原题为《妻》，后由《自由青年》编者之意改为现名）几乎没有加进虚构的内容，通过“我”与平妹相识到相爱以及后来因同姓结婚带来不平际遇的追忆，抨击了封建恶习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我”是一个农场主的儿子，而平妹是农场的普通女工。“我”在为农场工人填发工单时认识了平妹，便被她的美貌与特殊的气质所吸引，随后两人坠入爱河。但两人同姓这件事最初使“我”很失望，随后陷入从未有过的彷徨和迷惘中，不知如何是好。同姓的意识苦苦缠着“我”不放，作品这样写“我”矛盾的心理：“当我和平妹说得高兴时，它会像一条蛇，不声不响地爬进我的知觉中，使我在瞬间由快乐的顶点一下跌进苦闷的深渊。有时我非常生气。但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向谁生气。有时烦恼和懊丧，仿佛生命失去了最珍贵的一部份。有时我又满不在乎，以为谁也阻挠不了我的意志。然而这一切苦闷都是短暂的，经不起平妹的一笑一颦，便去得无影无踪。她那娟秀苗条的容姿，已整个的占据了我的心。那里面除开对她的爱恋和渴望之外，便不再有什么疑惧了。我发觉平妹对我也有好感，并且这好感随着日子正在渐渐变成别种性质的东西。我还不知道这某种东西应不应该称之为‘爱’。然而无论如何，这发现使我欢喜若狂，因而对她也就更大胆更热烈了。”“我”与平妹相爱的事遭到家庭的强烈反对，父亲几次在盛怒之下把“我”这个羞辱门第的儿子赶出家门，母亲则迁怒于平妹，骂她是“淫邪无耻的女人”，是一个“专会迷惑男人的狐狸精”。为“我”负起十字架的平妹也劝“我”离开她，回到父母身边去安分守己地做一个好儿子。“但我只能冷冷地听着，一种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意识，使我在自己的行为中甚至感到无限骄傲和快感。它作成了我的意志力的最大泉源。”这之后，“我”让平妹等着，自己只身跑到东北沈阳，待努力建起一个小小的立足点，于第三年回来领她走，结束了两人间坎坷不平、艰难悲苦的恋爱。在外的生活虽平静、幸福、甜蜜，但世人的顾忌仍仿佛一只随时随地可能由一个角落伸出的手，两人关系随时都有被破坏和拆散的可能。台湾光复后，“我”和平妹敌不过乡心的引诱，回到久别的台湾。又由于“我”生病，为了以后的生活着想，只好硬着头皮回到故乡。然而此时，同姓不婚的观念仍占据着一些人的心里，两人仍要经受来自周围的歧视和指摘。昔日的好友拒绝踏入自家的门槛，无辜的孩子也成为人们取笑和开心的对象，被人骂作牲畜。想想以后的生活，不禁迷惘起来。在结尾时，作品写了“我”要去台北入院治疗，可不忍心拋下她们母子，纠扰“我”心里的是：“平妹母子会安静的活下去吗？人们不会像历来那样残忍的对待她们吗？如果再遇到横逆，她们能够安稳地度过吗？”此时的平妹则表现出了坚强的一面，且听听他们夫妻临别那一晚的对话：
“阿铮，”她轻轻地说：“台北还没有来信吗？那天来的那一封，不是呀？”
“来了，”我说：“就是那封！朋友说，一切都办妥了，叫我接信就——”
“就去吗？那你为什么还不走？你不放心，是不是？”
“你能住下去？”
“能！”
“你哭过呢？”
“哭过！那是因为有你在着，心里有委屈，哭哭，有人心疼。你尽管放心走；我能哭，也能不哭！你不在家，我守着两个孩子过日子——宏儿也会跟我笑了。”
“你不怕日子会更难过？”
“我知道！我能忍耐！只要你病好，我吃点苦，值得！”
“我这一去，最快也得一年才能回来呢？”
“都不要紧；我等着你！我说过了：我能忍耐！反正他们不能把我宰了。他们理我，陪他们说几句；不理我，我逗宏儿笑！只要你病好回家，我们母子还是一样快快乐乐的，要不……那你早点儿走吧，只管放心，我会过得很好的！”
《贫贱夫妻》（原名《鹣鲽之情》）从故事发生的时间看，是承续《同姓之婚》的，但叙述话题已发生了转移，重点描写的是主人公患病之后与妻子相濡以沫、艰苦奋斗的生活情景。而且这篇作品在艺术上更趋成熟，以平实质朴之笔，凭借一系列生动的细节描写，伸入感情世界的深层，表现了夫妻间深沉、纯真的爱，赞美了这对感情真挚、纯洁坚贞的患难夫妻“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情操和在困苦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他们在凄惨、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勇敢地与疾病和贫困不断抗争的精神和进取的勇气，读来令人敬佩。可以说，作品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我”大病初愈回到家乡，下了车往四下里搜寻，却看不见妻子平妹的影子。“我”稍感意外，但毫无责备的情绪，反而为妻子作出诸多开脱：也许她没有接到信，也许没有赶上时间。这里，“搜寻”妻子的目光，流露出“我”急切企盼见到平妹的心情；两个“也许”的猜测，又道尽了“我”体谅的深情。然而“我”心里更惦念的是她这三年日子是怎样带着孩子度过的。“我”愿他们过得非常之好，必须如此才放心。这里面除开爱，还有别种理由，那就是“我和平妹的结合遭遇到家庭和旧社会的猛烈反对，我们几经艰苦奋斗，不惜和家庭决裂，方始结成今日的夫妻。我们的爱得来不易，惟其如此，我们甘苦与共，十数年来相爱无间。我们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良田千顷，但愿一所竹篱茅舍，夫妻俩不受干扰静静地生活着，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如此尽足”。
终于在路旁见到了前来迎接的妻子——原来平妹之所以不去车站而在家门口携着孩子迎接，是怕车站人多看见她哭的缘故。当问及明显消瘦的妻子在家里过得好不好时，平妹凄然一笑，回答：“过得很好！”而“我”拿起她的手反复抚摸，“这手很瘦，创伤密布，新旧皆有；手掌有满满厚厚的茧儿”，便明白了一切：妻子过得很辛苦。妻子则更坦然：“只要你病好，我吃点苦，没关系。”等到回家后，见到“里里外外，大小器具，都收拾得净洁而明亮，一切井然有序，一种发自女人的审慎聪慧的心思的安详、和平、温柔的气息支配着整个的家，使我一脚踏进来便发生一种亲切、温暖和舒适之感。这种感觉是当一个人久别回家后才会有的，它让漂泊的灵魂静下来”。可以说，家里整洁温馨的环境和平妹粗糙的手互为因果，也可以说彼此作着注脚。三年来妻子生活的具体经历就在短短的百余字中：“在这数年间，平妹已学会了庄稼人的全副本领：犁、耙、莳、割，如果田事做完，她便给附近大户人家或林管局造林地做工”，“她把家里大小杂务料理清楚，然后拿了镰刀上工，到了晌午或晚边，再匆匆赶回来生火做饭。她两边来回忙着，虽然如此，她总是挂着微笑做完这一切”。这微笑于自己是满足，于丈夫是安慰。与付出的辛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平妹最大的心愿竟如此简单：“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上天会可怜我们。我要你活到长命百岁，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看着我在你跟前舒舒服服的死去；有福之人夫前死，我不愿意自己死时你不在身边，那会使我伤心。”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我”开始硬撑着病体慢慢地也学会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各种职能：做饭、洗碗筷、洒扫、喂猪、缝纫和照料孩子，“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完成了彼此地位和责任的调换；她主外，我主内，就像她原来是位好丈夫，我又是位好妻子”。只要一方有“愉快和幸福的表情”，有“好看的笑颜”，另一方也会高兴和快乐起来。
虽然靠着两个心灵真诚坚贞的结合，日子也过得相当快乐美满，但经济上的困难仍使生活始终摇摆不定。“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于他人是一种享受，但对于我们，每一件就是一种负担，常人不会明白一个穷人之家对这些事有着怎样的想法。我吃了这把年纪也是到了现在才明白，有许多在平常人看来极不相干的事，穷人便必须用全副精神去想，去对付。”加之孩子的教育费、“我”的医药费等来自各方的压力，终于有一天，平妹决心铤而走险，加入了盗伐山林者的行列，潜入中央山脉的奥地去砍取林管局的柚木，然后掮出来卖与贩子。“我”默然目送平妹不惜冒着随时被林警捕捉的危险（那样便会“小则除开罚钱，还要坐牢三月”）走上山路，有如目送心爱的人让狱卒押上囚室一样，心中悲痛万分，“我从来没有像这时一样的怨恨自己的软弱无能。我清楚觉得到我们之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残酷无情地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和行动，我们的意志已被砍去了手和脚”。作品这样描写了平妹第一天掮木头回家后的情形：“她的上衣没有一块干燥，连下面的裤子也湿了大半截；满头满脸冒着汗水，连头发也湿了；这头发蓬乱异常，有些被汗水膏在脸上，看上去，显得凶狠剽悍。平妹看见我便咧开嘴巴，但那已不是笑，压在肩上的木头把它扭歪得不知像什么。”平妹用凄怆的声音解释说：“不是我喜欢掮木头。为了生活，没有办法！”见此景闻此言，作为丈夫的“我”似乎有恨，有悲哀，也有忧惧：“恨的是自己为人丈夫不但不能保有妻子，反要赖其赡养；悲哀的是妻子竟须去掮木头；而木头那端，我仿佛看到有一个深渊，我们正向那里一步一步的接近，这又是我所惧怕的。”
第二次盗伐木材险象环生，作品则是从丈夫的牵挂这一个侧面来写的。由于给掮木者报信的人嗜酒好赌，耽误了给盗伐者通风报信，林警出动拿人了，盗伐者还蒙在鼓里。一整天，“我”起坐不宁，随着“日头半隐入西边的山头了，黄昏的翳影向着四周慢慢流动，并在一点点加深、加浓”，“我”的心也“加倍焦急，加倍不安”。当他感到今天的事情“显见得不比寻常了”的时候，心里一连发出好几个问句：“掮木头的人怎么样？林警是否出动了？送信人是否及时赶到？他为什么这样迟才赶来呢？”随着作者一连串问号，读者的心也被一阵阵抬得老高，并与书中男主人公一起为平妹的命运担忧。“我”心焦如焚，待天全黑了，急匆匆跑进山去寻找妻子。“我”所见的是掮木人被林警追得四下逃散，蓦然发现一个女人跌跌撞撞地逃着，和后面的林警相距不到二丈，俄而女人身子一踉跄，跌倒了，就在这一刹那，后面的人影一纵身向那里猛扑。“我不禁失声惊叫，同时感到眼前一处漆黑，险些儿栽倒”，心情哀伤痛苦。当一切恢复平静以后，他真希望“方才那挣扎、追逐和骚动”是一场恶梦。但看到脚边被扔掉的木头狼藉一地时，“我拖着两条发软的腿和一颗抽痛的心向家的路上一步一步走去”。刚迈进家门，奇迹般地发现平妹竟好好地坐在凳子上——她没有被林警捉去，但身上已是伤痕累累：“左边上至肩膀，下至腿骨，密密地布满轻重大小的擦破伤和瘀血伤。胯骨处有手掌大一块瘀血，肩胛则擦掉一块皮，血迹犹新。”于是，“我”想起两人由恋爱至“结婚”而迄现在十数年来坎坷不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