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障碍。
（2001年10月）
第三部分 制度思想中的智慧第19节 印度为何离现代化社会那样远
近几年来，随着新经济的兴起，印度又开始进入了国际关注的视野。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之后，美军进入阿富汗、印度与巴基斯坦剑拔弩张、朱基总理印度之行、印度软件业抢滩中国，这些都表明，在1962年中印战争后，不太受国人注意的印度又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可以说，莫说是印度自诩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就是印度的软件生产基地“班达奈尔”其成功确实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从1990～2000年的10年中，印度从无到有地建设了一个有40万雇员的庞大软件业，2000年该行业的产值为80亿美元，主要出口到美国。据《经济学家》报道，全世界“千年虫”软件工程的大部分工作是由印度软件人员完成的。目前，印度软件业正逐年扩张着它在美国数百家大公司“办公室数字化”市场的份额。但是，印度新经济迅速发展并没有支撑起整个印度经济的现代化，印度社会的积弱与贫穷仍然是它的主要特征。美国《商业周刊》最近撰文指出，印度面对着中国的巨大挑战，如果印度不进行全面改革，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与中国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在不少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中国一踏上改革开放之路，在短短的20年里，早把印度远远地抛在后面。不要说那些迅速崛起的城市，如深圳、上海及北京等，不要说珠江三角洲那富饶的农村，就是与中国农村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凤凰卫视所播放的印度市民及农民的现况，已经与中国有天壤之别了。尽管中国的农村不少地方与香港相比并不是那样富裕，但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不会有多大问题，而印度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在印度，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所称的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十分明显，而且现实的经济环境使得这种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印度，其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贫富差距悬殊，如发电能力尽管总量与英法相差无几，但人均则是英法的1/20。电力问题中国早已解决，印度则是城市频繁停电、生产用电不足。中国高速公路早已四通八达、铁路星罗棋布、港口设施追赶国际水平，印度的交通设施落后得使国外消费品无法进入这个国家，出口品则难以运出。而经常在新闻电视中看到的印度情景是，一辆陈旧大客车里外满载着人；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行驶，交通运输之落后无以复加。
迄今为止，印度虽然有1亿多中产阶级，但仍有1/3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近2亿人每天收入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极度贫困标准1美元。对许多穷人来说，根本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而在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上普及，高等教育增长速度更是惊人。现在中国的在校大学生近1000万人。还有，印度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占支配地位、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10年来印度农村的民众生活根本没有多少改善）、国家财政亏空（财政赤字占GDP的7％）、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等。1998年印度外国直接投资仅为22亿美元，1999年26亿美元，2001年23亿美元，仅比越南多一点，而2000年中国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500亿美元，2001年中国获得468亿美元的直接外国投资。这些都说明了印度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英语如此普及、现代民主政治较发达、现代法律体系及现代市场制度确立较早的印度却没有发展起来，其国家积贫积弱会如此严重？难道现代民主制度和市场体制与经济增长没有多少关联吗？当然，对这个问题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会是失之简单。其实，任何现代制度的确立与完善都必须以既有的经济环境及传统文化转化为基础，离开了传统文化的转化，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印度为什么会离现代经济社会那样远，可能与它不能从传统的种姓文化中走出来关系极大。印度的种姓制度沿袭数千年不变，等级森严的四大种姓制度不仅决定了个人通婚范围、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社会道德生活的秩序及个人必须履行的权利与义务，而且也决定了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完全以身份来界定个人权利与义务，因此，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个人的能力大小，也不在于个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完全在于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身份如何，而身份的先天性，必然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发挥。由于这种绝对种姓划分的世袭性，使得整个不同种姓之间无法实现合理的上下流动，社会成员必然会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内在潜能受到严重压抑。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不平等，有效的合约关系也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实行，法治精神更是无法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如低种姓的国会女议员普兰黛维被刺身亡就是这种种姓制度所导致的恶果。试想，在一个没有自由生活空间的社会里，民众有多少动力来努力生产改变自己的生活呢？
还有，就劳动力成本而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肯定会高于印度。有统计表明，中国的劳力成本高于印度两倍。但是为什么有不少印度公司，无论是劳动密集产业，还是资本密集产业，会把公司移设到中国，然后在中国生产产品再返销到印度。这是因为整个印度的官僚体系与种姓制度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有利发展。比如，印度一家电子公司在广东的工厂生产电器产品，其生产成本要比在印度生产低40％。
在中国；情况则截然不同了。可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最大成绩不只是国力的增强、财富的连番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而且是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扩张，以及为国人致富提供了机会与发展的权利。无论是商贾还是农民，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民众，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你只要有能力、肯努力都能够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找各自发展的空间。当然，尽管国内政府对个人经济生活权利的限制与束缚仍然是无所不在，但不可否认，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张力却在茁壮中发展与延伸，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印度正是在这点上还是使它无法步上现代化经济之途。因此，在一个以身份界定权利的社会中，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非人力资本都是不可能有效运作的。
可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20多年的持续增长，并且在世界经济一片不景气中一枝独秀，并非中国的经济确实有那样好，去看看中国的农村，去看看中国以往的工业基地，不少人仍然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但是谁也不可否认，那些所谓头脑灵活、敢想敢干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向上的空间，能够自己追求财富之路。这正是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印度在这点上则与之有天壤之别！
（2003年2月）
第四部分 理论中的智慧第20节 建立国内股市的公理体系
面对十六届三中全会吹来的春风，面对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面对着居民储蓄存款一路上升，面对着香港H股气势如虹的骚动，国内股市尽管在月初曾泛起了一点涟漪，但这种涟漪很快就在辽阔的大海中消失了。国内股市并没有如人们希望的那样扶摇而上。
看看几年来的股市，有人谓之为边缘化的荒凉。近两年来，国内股市一直低迷不止，在国内经济强劲增长的形势下，股市的发展则出现种种背离。交易量历史最高时，沪深两市一天的交易金额超过了1000亿元，但现在则在50亿元左右徘徊；投资人，沪深两市开户数达到7000万，但现在市场交易户数不足百分之一；筹资额，上半年全市场不到350亿元，股市融资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227％下降到现在的092％；现在的股票平均价格已经低于1999年“519”行情的水平了；券商全行业亏损，流通股市值的快速缩水等，都呈现出股市一片萧条之景象。
面对一片萧条的国内股市，其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尽管国内媒体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讨论，各种演讲、各种文章纷至沓来，但仍然是各人所站视界不同，见仁见智。当然也有媒体认为，对于中国股市的症结问题，人们开始形成一个共识，即中国股市的基本国情是股权分裂、股权对外封闭以及由这二者产生的流通股价虚高，因此，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股权割裂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成为制约市场的最大现实问题，也成了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万恶之源。特别是最近招行可转债事件所导致的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空前对立，更是把股权割裂的弊病一展无遗。
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股市为什么会一蹶不振？就在于投资者对股市没有信心，就在于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股权分裂的方式一个劲地向市场“圈钱”，而流通股股东则根本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最后只好退出市场。也正是在这种股权分裂的格局下，一股独大、包装上市、关联交易、虚假陈述、掏空上市公司等问题成了非流通股股东“合理合法”的行为。因此，中国股市要走出目前之困境，就得恢复中小投资者的信心，就得给予中小投资者回报，就得让市场良性地发展，而要做到这点，就得消除股权分裂之状况，实现股权全流通！这也就是最近不少学者与民众思考之逻辑。
但是，国内股市的症结仅在于股权的割裂吗？如果股权割裂真的是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而这个问题在近期内又根本无法解决（有人认为，股权全流通是市场的核心问题，目前谈这个问题是巨大无比的幻想），那么找出问题的症结又有何用？早些时候市场早就证明了，谈国有股减持就色变，谈股市全流通股指就下跌，难道现在的股市又有了什么新招了吗？有人就说，股权全流通就像古代希腊神话里那只潘多拉的匣子，认为把匣子打开，可以放出魔鬼，也可以放出希望。早些时候，由于匆忙打开，放出的竟是魔鬼，一害怕赶紧把它关上，却把希望也关在匣子里了。因此，这次打开匣子一定要把握好时机，关住魔鬼而放出希望。
这个比喻十分形象，听了也令人十分振奋。但是，如果国内股市真的实行全流通，那么目前股市所存在的困境就能够迎刃而解了吗？股市全流通是解决目前国内股市困境的万灵之药吗？如果国内股市真的实行全流通，但股市的问题没有全然解决，甚至于会增加一些新问题。这些人肯定又会说，不是全流通不好，而是没有好的办法与条件让潘多拉匣子放开希望反而放出了魔鬼。
其实，股权割裂是困扰国内股市的问题之一，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而且国内股市的股权割裂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既然民众早已知道股权割裂是困扰中国股市发展的根源，但为什么在问题初露端倪的时候不着手要求改进之呢？为什么一定要到问题堆积成“大山”之后才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呢？还有，无论是规则的制定者还是规则的执行者早已知道股权割裂之严重后果，也亲眼目睹非流通股股东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这种弊端对流通股东左右其手，但我们的监管者为什么一定要到10多年后才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为什么明知是非流通股股东掠夺性行为而招摇过市呢？应该说，这不仅仅是用股权割裂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股权割裂仅仅是造成国内股市困境的外象，只不过，股市中的相关利益者把这种股权割裂作为掠夺中小投资者或非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工具。
我们再看看发达市场制度下的美国与香港，这些股市全流通是没有问题了吧，其实即使市场最发达，法律制度最健全，证券监管最严厉，这些市场的种种违法乱纪、做假造假、操纵股市、掠夺中小投资者等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些违法乱纪事件披露而造成股市指数坐“过山车”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比如，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就从2000年5300多点下跌到1100多点。不过这些市场很快会得到改进并继续发展，并会很快地重新繁荣起来。像这些市场发展问题，所造成的后果要比国内还严重，难道用股权割裂就可以解释的吗？
国内股市的困境，问题在哪里？以往的讨论里，大家谈得不少，过去我也一直认为在于国内股市没有走向市场，在于股市的计划性或非市场化，在于股权割裂等，但这仍然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实质还在于国内股市没有一个发展市场的公理体系，即没有形成市场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