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尽管国内成品油价格会滞后于国际价格变化，但假如原油价格始终居高不下，那成品油价上调是早晚的事。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首当其冲的是航空运输。比如，由于国际油价的暴涨，在五一节后的第一天，证券市场的航空股就遭遇到机构投资者抛售。据了解，国内航空公司总营运成本中航油仅次于航材居第二位，在可变成本中比重最高，达20％～30％，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航油价格。因此，国际油价的上涨，肯定对国内航空业的影响巨大。
油价高企也会使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受到冲击。由于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加上航空公司普遍增收燃料附加费，一些企业的出口可能会无利可图，这就可能使得一些企业不再接受海外新订单，使部分工厂暂陷停产边缘。国际原油价格居高不下也使部分石化企业毛利率收窄。如有从事油漆制造的化工厂商表示，原油价格近年持续高企，早已对公司的毛利构成压力，公司将密切留意油价走势。同时，在成本推动的作用下，石化产品价格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从而可能带动整个物价指数上升。
还有，尽管国内成品油价格不会直接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影响，因此，类似汽车等成品油消费行业受到的影响并非那样直接和巨大，但是，成品油价格持续上升，个人购车和驾车的消费挤出效应也会随之而来。如在韩国，由于油价上涨，不少人开始不开私家车而转乘公共交通工具。既然有车者都不愿驾车外出，那么不少计划购车者就可能放弃购车。如果这样，这对火热的国内汽车业来说会影响甚大。
可以说，对于高度依存进口石油产品的中国来说，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经济体，这次国际油价急剧上升，会增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加大了经济体系运行成本；增加能源消费开支比例，抑制其他领域的消费；它也可能推高与石油有关产品的价格，导致整个社会价格水平上涨。如何有效化解国际石油价格骤然上升所带来的风险，减轻油价对国内消费者、企业和国民经济的影响，我国要有新的应对之策。
如在我国新的石油战略中，重点应当放在如何全方位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化解市场的风险；在于如何利用国家的政治力量增加我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谈判筹码；如何减少对某一地区或国家石油的依赖，促进能源进口多元化；如何大力开发替代石油的新能源；如何加大对本土资源的开采力度等等。
总之，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国际油价可能会持续高企。对进口依存度较高的中国来说，高企的油价对中国经济各方面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与冲击，我们面对问题应该尽快地找到应对油价高企的办法。
（2004年6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4节 从源头化解食品安全危机
最近一段时间来，无论是安徽的劣质奶粉事件，还是广东的毒酒事件，以及所谓的毛发酱油、红心鸡蛋、工业盐泡菜、劣质龙口粉丝等事件，一件又一件地被披露出来，民众知晓后真是触目惊心。中国的食品安全危机之所以严重，不仅多年来均无法化解，而且范围越来越广，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大。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仅仅认为不法商人见利忘义与利令智昏，仅仅认为相关的政府部门不作为、不尽职、不负责是不能解释的。它也不仅仅是确立一部《食品安全法》、出台一些《食品监管条例》就能横扫中国食品安全危机之阴霾。因为，中国食品安全之危机，不仅在于这一个个事件所暴露出来的表象，而在于这种表象后面深刻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发展观的误导。
因为，中国的食品安全危机并不在于目前那些劣质造假食品，而在于我们所食用的不少产品完全是借科学之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比如，现在农民饲养家禽家畜，为了追求产量，多以用改变家禽家畜生长条件与环境，并喂之种种生长激素，使之快速成长。试想，在自然的环境里，本来一只鸡要长成商品鸡需要近一年时间，但现在却一两个月就可以完成。一只鸡本来每天仅能下一个蛋，但通过各种生长条件改变及生长素的催促则一天可以下几个蛋了。一条鳗鱼或一只甲鱼自然生长成商品鱼要好几年的时间，但现在人工饲养用激素催之则几个月就可以是肉肥体壮了。农作物的生产、水果的生产大量地使用各种化肥与作物生长素，使这些产品受到严重污染。
也正是这种牲畜与农作物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使这些产品内残留着大量的化肥农药、大量的生长素，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改变了牲畜与农作物本身的生长特性，使许多农产品并非原来的农产品了。这样的产品由人摄入身体之内时，就成了人的身体污染之根源。怪不得，在欧美国家目前早已关注商品化的转基因产品讨论；研究人员也早有报告认为转基因产品不仅产量高，而且能够增进公众的健康；但大多数人坚持认为，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食物是“不自然的”。人类对转基因技术的担心会不会含有抗虫害基因的食品会威胁人类健康，转基因产品是否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转基因产品是否会破坏生物多样性。也正是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欧洲有70％的人拒绝吃转基因食品。但是，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所谓的科学家仍然在大力提倡这样的“科学”与生产方式，企业与个人都是在以这种“科学”的方式追求其经济利益最大化。
其实，这并非是欧洲人的杞人忧天，现实的生活早已把这种人们的担心展现了出来。最近，广东的SARS专家钟南山就警告，国内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到非特别注意的严重地步了，它已经是癌症发病率速增最主要的原因。他指出，现在广州的肠癌、子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快速增长，而这和农药、防腐剂和催生剂的过量使用都有很大关系。另外，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五成，如果不采取解决办法，50年后很多人将不能生育。据他了解，现在广州很多农民在整理鱼塘塘底时，除了要翻土之外，还会在塘底铺一层“环丙沙星”。他说，这种药品除了可以防治鱼病之外，还可以加速鱼的生长，亦是一种催生剂，但它对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对于食品安全危机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劣质产品泛滥，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以“科学”的方式在制造种种污染食品，而这样的做法民众都蒙在鼓中。
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社会里，特别是在中国现行社会里，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如何建立疾病防治公共体系，如何防治传染病之流行与发生，如何防止假冒伪劣食品，但对这种在源头上对食品污染的问题，有相当多的人则认识不深或视而不见。大家天天吃着、喝着各种污染着的食物或水、药物，但是就没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产生这种污染性食品的根源，甚至于还大而广之地推行。国家未能够制定相关法律来限制这些污染的食品生产，制定相关标准来检测这种污染的食品并让它们不能够进入市场。
例如，我们的有些学科，出于短期经济效率考虑专门在改变自然之本性，改变人的自然本性；让农民用种种激素生长农产品，在产量上追求多之又多，不是制定更为合适的标准来改变这种状态，让这些产品回归自然之本性。现在对人的自然本性改变，人们会群起而攻之，但农作物、牲畜的自然本性改变了，却没有人来理论之。这些都仅是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率或利益，仅是把社会发展局限在短期理解上。我们只有对此有新的认识，并对一些改变自然本性的所谓“科学”重新反省，这才是化解中国食品安全危机之路。
如果有了这样的观念与思路，那么化解劣质食品安全危机问题就易如反掌了。因为，劣质食品与上述间接污染的食品来比较，无论是安全食品标准的设立、民众识别、政府监管机构的监管都会容易得多。而且，这些劣质食品在媒体大量追踪报道下，早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现在最为重要的是让广大民众有拒绝劣质食品的识别能力与意愿。
总之，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于食品污染所导致结果的严重性，而是在于没有引起人类重视和认识，在于人们还没有看到这种严重性还继续在制造与生产，甚至于还会以“科学”的方式得以大力的提倡。如果这样的观念不改变，不仅会让大量的污染性食品制造出来，而且通过这种污染的制造来毁灭人类自身。
要化解食品安全危机，就得从最深层的观念入手，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食品安全监督法律与条例，确立食品安全标准，并严格监督与保证这些标准严格执行，并通过种种渠道宣传介绍这些食品安全标准，从而提高民众对污染与劣质食品的识别能力。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利益的激励与约束、通过媒体对劣质食品的追踪及政府的有效监督，食品安全危机就会慢慢地化解。
（2004年5月）
“黄金周”早该退出历史舞台
把为期一周的长假称为“黄金周”，开始于2000年，其目的有二，一是聚集民众休闲时间，为民众出外旅游提供方便；二是刺激当时疲弱的国内经济，扩大内需。从当年的情况来看，确实达到了这两大目的。也正是从2000年开始，不仅出外旅游人数迅速增加，而且经过几年的发展，出外旅游逐渐成了民众休闲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扩大内需来说，光是2000年第一个黄金周，国内民众一窝蜂地涌向各旅游点，一些大型商场与旅行社的业务迅速增长（有人估计黄金周的业务量占了他们全年营业额三成以上），也足见对扩大内需的重大作用。
但是，这种把假期人为地聚集在一起的“黄金周”所显示的效用是威力不减，还是事过境迁？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几年，随着黄金周一次又一次到来，人们对黄金周的效用与需要性，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从今年“五一黄金周”一开始，网站上对“黄金周”的质疑更是无可复加了。当然，对于这些质疑，我们的政府反映如何，该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计算一下“黄金周”是收益大于成本，还是成本大于收益的时候了。不通过经济学的分析，是无法得出合适的结论的。正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如果是前者，那么以行政的方式让“黄金周”延续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可；如果是后者，政府就应该或是采取一种替代的方式（如带薪假）我们应该对这种“黄金周”进行更多的反思与检讨，并对这种人为地把假期聚集在一起的方式如何加以修正了。
对于“黄金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从成本来说，并非人流大幅度快速流动所带来的接二连三的重大交通事故、旅游网点拥挤、游客在旅游网点被强迫购买高价品而降低民众的福利水平，因为这些都可以通过交通运输部门、旅游业及一些旅游企业的收入增长来弥补。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基本上是一种零和博弈，或正向博弈；即一方受损另一方受益，或一方受益总是会大于另一方的受损。
而黄金周的成本就在于，随着黄金周一直推行，其边际效用越来越减。黄金周已经推行几年了，喜欢或愿意出外旅游的人，都已到过不少自己希望去的地方，但由于旅游网点的拥挤人多，旅游途中艰辛，人们对外出旅游兴趣逐渐减弱。据调查，目前北京有半数以上的民众在黄金周并不愿意外出而留在家中。还有，不少外地的民众，把黄金周看成了回老家“亲情度假”的好机会。可以说，如今的黄金周，人们选择的休闲方式从旅游、健身、读书、游戏转到“亲情度假”，各种各样，而最初那种扩大内需的目的效用已基本淡化。既然人们的休闲方式已经改变了，那么那种以人为的方式把一些假期聚集在一起能够有多少作用也就十分令人置疑了。
黄金周让社会所要承担的最大成本是，一年三次的黄金周，让整个社会的正常活动完全停顿了下来。如政务系统停止办公、金融市场停止运行、新闻媒体停刊与停播等。而这种日常经济生活的停顿，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成本是无以复加了。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内经济基本上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市场的变化需要及时地反映到国内市场上与经济活动的交往中来。中国实行黄金周，自然与国外通行的惯例无法接轨，给予国内有关的国际活动带来种种不便，更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