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陆归延被李富贵从被窝里拎出来的时候，他还非常的不满：“你干什么，我一直吐到半夜，这刚睡一会儿你又要干什么？”
“我要奉孙子为至圣先师，应该怎么办？”
“你不能明天问吗？明天再说！”
“不行，就要现在问，反正你已经醒了，这会儿肯定又要晕船晕得睡不着了。”
“好，好，算我怕了你了！你简直不是人，要奉孙子为至圣先师？只需要把孙子的牌位供上，再加个‘至圣先师’的头衔，每逢节日你带着军官拜祭就行了。你是带兵的，拜孙子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至圣先师是孔子，你硬要加到孙子头上恐怕不太好。不过那些儒生大概不会和你一般见识，恐怕也就是把这事当作你的又一个笑话。你为什么要把孙子捧那么高呢？”
“我要为《孙子兵法》写个注解，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明天你来帮我，今天太晚了，我先回去睡觉了。”李富贵说着转身朝前舱走去。
以李富贵的文学功底，想要著书立说还差得远，所以第二天他只是把自己的各种想法倒出来，陆归延边听边问，打算等到完全弄懂了李富贵的想法之后再动笔。
两个人的讨论持续了一天，反正船上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最后两个人完全都沉迷到这些念头里。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的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总结起来就是‘惟利是图，不择手段'，是不是？”
“差不多，难道有什么不对吗？你去数数《孙子兵法》上有多少个‘利'字？”
“这是一本兵法，当然要言利，可是如果做人、治国也利字当先，不妥当吧？”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打仗是这样，经商是这样，难道治国就不该是这样吗？”
“仁义都不讲的话，不怕人民道德沦丧吗？”
“现在大家都是满口仁义，难道他们的道德水准就很高吗？”
“讲仁义都这样了，如果不讲不是更糟吗？”
“不见得，首先从儒家这方面说，儒家理想中的仁义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你用它来约束百姓会有反效果，就是产生假仁假义。兵家言利，‘智'字为先，在这里并不是不讲仁义，但是仁义要服从智，智则为利服务，也就是说仁义不是绝对的，有‘好仁’，也有‘坏仁’，符合我们利益的就是‘好仁’，我们就应当大力宣传，不符合我们利益的就是‘坏仁’，我们可以当它不存在。这种仁义对讲仁义的人有好处，推行起来自然就更容易，而且大家也是真心的。”
“可是现在整个国家物欲横流，如果再大张旗鼓地言利，局势会不会更糜烂呢？”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中国人对钱的痴迷的确太厉害了，社会上许多问题也的确是与此有关，但我不认为这是功利主义的错。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因为一方面是仁义道德调子定得过高，使人无法真正地遵守，所以干脆全不遵守，即犯过罪的人似乎很容易再次犯罪。一个人如果经常违反某些道德原则行事，那么其他的价值在他看来也就不会那么神圣了。所以，我们的仁义道德的标准不必强行定得那么高，不如先制定一些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的道德标准来实行。另外，拜金主义之所以产生这么大危害，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大清人目光短浅。兵家言利，这个利并不是光指现钱，这里包括长利、短利、实利、虚利、公利、私利等等，兵家所主张的是把这所有的利都列入计谋的范围，我觉得这样反而可以把现在的社会风气扭转过来。都说商人言利，士人言义，可是你看现在，商人虽然逐利，但是对信用等道德标准还是很看重的，但是士人们又如何呢？”
看到陆归延陷入沉思，李富贵又接着说道：“举个例子说吧，你说说寡妇守节有什么好处？算来算去，没有一方最后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实惠，虽然我们这里有虚利一说，但是虚利最终是会转化为实利的，而这种所谓的‘大义’就是无利之义，结果怎么样呢，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寡妇门前是非多，对不对？我们知道朋友有通财之义，这就是个‘好义’，为什么呢？一方面加强了社会的保障，每个人都不至于摔一跤就一辈子爬不起来，于己于公都有好处；第二呢，使得民间更容易筹措资金，你也在生意场上混过，应该知道这样社会投资就会更旺盛，这样的义我们就要提倡，不过仍然要受制于智，怎么说呢？救急不救穷，你知道吧？”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里我需要做个解释，利益是兵家的终极目标，而智则是终极手段，所以在排除像运气这样的不可测算的因素后，在兵家看来，任何导致最终利益受损的行为都是不智，也就是说没有‘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说，他吃了亏就是因为他还不够聪明，对利益的计算不全面，眼光不够长远。”
陆归延猛地把头抬起：“你如果能用你的道理把民族大义解释清楚，我就信服你，说说文天祥吧。”
“文天祥啊，解释他有点困难，岳飞怎么样？不行？不能讨价还价？好，好，就文天祥，我可先声明啊，那段历史我不是特别的熟，再说我关于兵家理论的解释又是刚刚才想出来，所以难免会有些错漏。首先，在文天祥那个时候，南宋已事不可为，这一点必须承认，兵家作分析的时候，客观是极重要的一条标准，那么文天祥的宁死不降有哪些利弊呢？中国被蒙古人占领之后，我们汉人的利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由于人分四等，所以还要一直损失下去。可是，只要我们不是真心屈服了，我们就还有机会把这些利益夺回来，而文天祥的宁死不降恰恰激励了这种精神，最后实现了我们民族的大利。兵家言利，只有大小之分，没有高低之别，也就是说，公利不一定就高过私利，像这种为了其他人的大利放弃个人的小利的人，我称其为高尚；为了其他人的小利而放弃自己的大利的人，我称其为愚蠢。”
“能举个你认为是愚蠢的例子吗？”
“太多了，就还是从忠义上说吧，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难道他们不忠义吗？好像你们儒家对他们两个的评价也不是太高吧？”
“不对，正统的儒家没有看不起伯夷﹑叔齐，不过我一直很迷惑：难道岳飞、文天祥，和他们两个是同一类人吗？”陆归延声音低沉地说道。突然，他低着的头猛地抬了起来，双手攥住《孙子兵法》，发出了一阵狂笑，这可把李富贵吓得不轻，自己惟一的智囊该不会被逼疯了吧？
“我自幼以聪慧闻于乡里，四岁能诗，五岁能文，没想到苦读了十几年的四书五经，反而是越读越糊涂，那上面明明只是一些简单的教条和七拉八扯的类比！可是，怎样才是对的呢，今天我明白了，这本书我写了！等写好了你再看。”
“不要写得太文了。”李富贵赶忙又叮嘱了一句。
“放心，写一套文言的，写一套白话的，怎么样？”
李富贵说服了陆归延，可是他没有说服司徒济民，看到他站在船头志得意满的样子，让司徒济民有点不爽，就站出来跟他捣蛋一下：“你这套兵家的理论究竟是权宜之计呢，还是你真的这么想的？”
“我是真的这么想，接受不了是吗？”
“当然了，人心怎么能只用利益来衡量？”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人心是可以用利益来衡量的，当然不能说决无例外，不过，一个针对整个社会的计算能够涵盖大部分人就行了。”
“如果有利的就是好事，那你为什么要那么讨厌辫子戏？这些戏不是可以促进民族团结吗？”
“鼠目寸光，我还没听说民族团结是可以用奴颜卑膝来获得的。”
“好快的反应啊，那你怎么解释，为什么很多富豪都很喜欢从事慈善事业？”
“中国人也很喜欢从事慈善事业吗？在我看来那些人只是眼光比较长远而已——这也是大部分中国富豪不喜欢从事慈善事业的原因。赚钱并不能代表一切利益，赚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赚大钱是为了传之于子孙。往近了说，你有钱了，出门都开车，可你也不希望在井盖都被人偷走的马路上开车吧？你也不希望每天因为高压线被人盗割而停电吧？你能保证自己吃的黄鳝不是用避孕药喂出来的吗？贫富过度不均会造成社会动荡，真正的兵家应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其实，按照计算利益的主体不同可以把人分为利己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而兵家实际上可以为所有这些人所用，至于侧重点就要看个人的高尚程度了，但兵家并不强调高尚，兵家只是强调利益的最大化。”
“你似乎想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人们目光短浅上去。”
“是啊，兵家应该是些眼光长远的人。我就不明白，中国人性格保守且长于计算，怎么会眼光这么短？你看，我们回来之前的那个时代，什么行当赚钱，人们就一窝蜂地去发展，然后就是供过于求，接下来就是打价格战，最后都赚不到钱。再此如说，医生收红包损害的是整个行业的利益，既然以行医为终身职业，这样做就并不符合医生自己的利益，其实职业道德就是一种有利可图的道德！唉，可惜，失去道德以后再想重建就没那么容易了。我怀疑这种性格和我们历朝历代都不注重保护私人利益，尤其是长远利益有关，长远利益得不到保障，中国人才会养成这种只认现钱的坏习惯。”
“这怎么说？”
“我们知道，长期投资受政策影响很大，如果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不顾及既得利益者，那么老百姓在作长远计划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太多的不可知因素，投资最怕的是不确定，所以大家更愿意追逐眼前的利益。”
“嗯，能不能具体一点？”
“比如说吧，你会不会在泄洪区里花大钱盖房子——当然不会，你有没有听说过股市的，推倒重来论投资，那比泄洪还要可怕，而为什么股民会相信这种传言？因为他们认为虽然政府这会儿还没这么做，但是这种事政府做得出来，在这样的心态下，还有谁会做长线投资呢？一个处于正常状态的社会，最好不要总是去强调什么奉献，去占老百姓的便宜，老百姓不傻，最好还是多做一些等值交换。”
“照你这么说，只要现在加以保护不就行了？”
“谈何容易，这东西已经深深地烙在我们心里，国民性格的改变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当年可靠的东西太少：未来的工资不可靠，退休金不可靠，投资收益不可靠，只有现钱最可靠，人们为什么一个劲地把钱往银行里存？不就是因为国家银行用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了信用！你看，这个时代人们更愿意把银子埋在地底下。”
“这么说倒也有点道理，哎，不对，你这好像是在转移话题，这样吧，我也说一个人出来，如果你在他身上也能自圆其说，我就服你。”
“哦，谁？”
“吴三桂。”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来你是变聪明了。以后人的眼光来看，满清入主中原，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满人不论是早期开疆拓土的欲望还是晚期对关外的控制力都比汉人要强，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汉人政权的话是保不住那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一点我承认。当然也有人认为是满人入关打断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才使得中国近代积弱。我认为这种说法有点一厢情愿，毕竟，除了欧洲还没有哪个地方是独立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更何况自明以来中国一直以保守著称。但是，是不是吴三桂因此就可以翻案了呢？不是。为什么？兵家在计算的时候，有些因素是不可以列入计算的：运气就是其中之一，投降作为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不被人接受，除了因为其意味着牺牲巨大的利益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投降实际上是一场赌博，而且胜率完全无法确定。历史上有投降后又反击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勾践；但也有失败的例子，比如说秦末大将章邯。但是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命运都不在你手中掌握了。我曾经说过，‘用错误的方法打了胜仗比打了败仗还糟糕'，如果因为一次运气好，投降以后反而落了好处，我们就把汉奸当英雄看待，从此投降主义盛行，那这个民族就真的离灭亡不远了。所以，从兵家的观点来看，吴三桂还是汉奸。怎么样，这个解释你还满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