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水平高一些，接触面也广一些，所以他的梦醒得早一些。而那些一般步兵部队的士兵，文化水平更低，接触面也很窄。他们的梦则不那么容易醒。甚至直至被俘以后，还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1941年4月末在冀中任丘被捕的日军士兵和田真一，当了俘虏还和敌工干部老石吵，气得“本来很和气的老石也生起气来：‘你太顽固了，太顽固了！这些话都是日本的大人物——军阀和财阀们说的呀！’”老石气得不愿和他交谈，便找来一些材料让他看。和田真一对一些日文书不感兴趣，倒是对中文的《论持久战》产生了兴趣。他说：我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本书倒挺感兴趣，虽然我不懂汉语，读汉字时也有不少地方不解其意，但是大致还是看得懂的。我虽然没有读完全书，但毛泽东主席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年来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正确分析，使我非常佩服……在心中确实觉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日本的将军和大臣们一味地轻视敌人，夸耀日本如何优秀，以此激励国民。然而，他们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分析敌人，应该怎样去干，预言靠吹牛皮，那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说是采取“不扩大方针”，实际上在扩大战线。说是“速战速决”，实际上在长期作战。日俄战争时期使用过的毛毯大衣又出现了，还有鲨皮靴和竹鞘刺刀等等，就连耳目不合格的人也应征入伍了。沉醉于酒色的军官和下士官的行为令人目不忍睹，士兵们的偷盗和找“花姑娘”的事屡见不鲜。离开日本军队，使我有机会从外面观察日军，以前未曾发现的阴暗面暴露无遗，这使我感到不安和焦躁。
八路军对日军战俘进行教育显然，和田真一对日本政府的宣传和日本军队的残暴，都有了一定认识，日本不可战胜和日军如何荣耀的美梦开始动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还教育了一个如此顽固的日本士兵，这大概是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料到的吧？不过，一个顽固的日本士兵，思想要有所改变，不会看一本《论持久战》就行的。和田真一虽说思想上有所触动，但当冀中军区送他去路西过铁路时，仍企图逃跑，到了路西，又成了“思想落后”组的头儿。最后促使他下定决心走上反战道路的，却是“五一”大“扫荡”。他说：进一步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五一”反“扫荡”。日军从1942年5月1日开始在河北省全境（按：应为冀中——引者注）发动的“扫荡”规模空前，激烈的战斗持续很长时间。在多次激战之后，我们与主力部队走散了，有时在地窖里生活，有时在地道下行走，躲避敌人的袭击，就这样在住惯了的冀中平原上被追赶着，钱和武器也不带，一直南下。半夜里，常常从敌人的碉堡之间穿过，好几天没吃上饭，只喝一些水，甚至个别时候连水都喝不上。有时还让自己人抓住盘问，常常在老乡家里要点吃的，又继续赶路……在难忘的5月23日拂晓，我们在滏阳河畔遭到数倍于我的敌军猛烈攻击，男男女女终日里全力以赴反复激战，想突破包围，最后虽然强行突围了，但由于寡不敌众，宣传部长和大队长牺牲，一些优秀干部也相继牺牲。我们夺过敌人的武器，拣起手榴弹不顾一切地拼杀，终于突破了包围圈。
和田真一作为日军士兵和八路军的俘虏，曾在冀中住过很长时间，很有感情。当1942年初从路西回到冀中时，他是十分高兴的。他说，“冀中这个地方总是令人思慕。”当他看到那些朴实善良的冀中农民（他知道他们决不是“抗日分子”）被日军杀死时，当他看到他十分尊敬，有些是在日本上过大学的干部倒下时，当他被自己的同胞追逐射杀时，他一定在想：这场“圣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在日军士兵中有如此经历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日军士兵仍在做着“日本必胜”的美梦。和田真一说，他当了俘虏后，通过学习、交谈，看到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也知道了不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得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时，反应不是兴奋，而是“心情沉重”。他写道：“虽然在中国的战争已进入长期化，人力和物力资源十分缺乏，但是还不能认为战场上补给的路已走到了尽头，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可是，以实力远远超过日本的美国为对手，这就是决定性的了。我心情沉重：‘这回日本要完蛋了吧？’”而一般的日军士兵，似乎坚信日本必胜。当年在前线进行反战宣传的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水野靖夫说：“日本的一般官兵，看来都没有获知国际形势的真相。”除此之外，民族感情也使得日军士兵愿意相信日本得胜的消息，甚至即便是水野靖夫这样的反战战士，也是如此，他说：“以1940年的八路军大反攻为契机，日军的气焰大为消沉。但是，在当时的日本兵来说，却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军队会打败仗，甚至百分之百的日本兵还在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是‘神圣的战争’。就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即使在头脑中也明白日本要吃败仗，但在实际感情上却又产生不出日本会败的想法，所以在我们的劝降喊话中，多少还带着一些温情主义的伤感。”
侵略者的悲哀（4）
日本人的民族情绪是很强烈的，有一位日本学者写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在中国和南方方面的第一战场，而且在后方的每一家庭、学校、工厂都被投入紧张的战时生活。播放战场的战况时，人们都停下手头工作收听。如果消息不好，都紧握拳头勤奋工作。在工厂里，如有一人的亲属或部下中弹死于战场，大家的抗战意识就更加高涨。在现地的部队里，如有一同伴战死，则整个部队团结得更加紧密，战斗力倍增，斗志更坚。”
据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国民的捐款和慰问品就潮水般涌入陆、海军省和报社等传播媒介，其数量远远超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12月18日，为了庆贺开战以来一连串胜利，日本各地举行了游行。东京所有街道都挤满挥动国旗的队伍。日本天皇身着军装，骑着白马，在皇宫前的二重桥上接见了游行人群。数万人挤在二重桥前的广场上，声嘶力竭地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并高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最初的一些失败，如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的失败，都未向日本国民报道真相。日本的百姓还以为日军在各个战场上一直都是战无不胜呢。他们最初听到的坏消息，是1943年5月21日报道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阵亡的消息（实际上已死了一个多月）和5月31日报道的守备阿图岛日军二千多人“玉碎”的消息。
据1943年6月1日的《朝日新闻》载，一名原宫城女师附中的学生，正在被服厂作工的女孩大江田秋，在听到日军失败的消息后，说：“我们在志和的宿舍里听到那个消息。我越听越悲愤，全身的热血沸腾，一时激动得忘记自己是女人，恨不得立即拿起武器到前线去复仇……心情平静下来以后，才想到，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多缝制一件结实的军衣。我们被服总厂就有这样一条标语：‘这就是战斗，现在拼命干，这就是战斗！’我们不停地缝着，指头肿了也不休息，一直缝到再也缝不动为止……这就是大家无言的誓言。”
在这样的民族情绪下，再加上日本官方封锁消息。要向日军士兵宣传“日本会失败”，日军士兵是很反感的。
不过，日军士兵对“不准打嘴巴，当兵的不是牛马！”“进级评功要公正！”“对女人亲热的军官，对当兵的却是魔鬼！”“战争延长，生命缩短！”“当几年兵才能回去”等口号，却引发强烈的共鸣。当年日本反战共盟的成员回忆说，1943年端午节那天，他们把写有“不许打耳光！”“给吃饱饭”等口号的旗子，挂在碉堡附近最显眼的大树上，结果碉堡里的士兵出来，爬上树把旗子拿回碉堡，挂在了碉堡顶上。写有“不许打耳光”的旗子，就在日军驻守的碉堡上空飘扬。
只要在日本军队里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几乎都痛恨军队，参军无上光荣的美梦早已破灭。然而，只要没条件接触外面世界的日本士兵，又几乎都深深沉睡在“日本必胜”的美梦之中。由于掺杂着强烈的民族感情，这个梦，不那么容易醒。
日本兵们，就这么半清醒半糊涂的，熬着，等待着“日本胜利”的那一天。■崔希哲：一位敌工科长的笔记崔希哲，1918年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保定师范毕业后作过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被选送到路西接受敌工训练，是冀中军区最早的一批从事敌军工作的人。“五一”大“扫荡”后，他主动提出留在当地坚持工作，任第七军分区敌工科长，经常只带很少的人甚至单枪匹马走村串户，收集情报，开展工作。他把收集到的敌伪方面的情况，详细地记载下来，厚厚的一大本。据看过这个笔记本的老人讲，内容相当丰富，都是当年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笔记本后来竟丢失了，据说可能是让家里保姆当废纸卖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部分摘抄。
据崔希哲记录，1943年底在原冀中七分区1566个村庄这么一块地盘上，共有日军1500多人，俗称二鬼子的伪治安军约1400多人，伪军7730多人，护路队300多人，共计9230人左右。日军只占17％，伪军占84％。
崔希哲说，当时在这一地区的日军士兵有以下种种表现：其一，挨打受气。
当官的打当兵的。某据点一个日军伍长，放下一个水桶走了，另一个日军士兵不知道，过来拿了水桶就走，恰巧被那个伍长看见，过来“嘟嘟……”说了一通，那鬼子吓的立时放下水桶，接着伍长便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用皮鞋踢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那个挨打的鬼子，倒下爬起来，“啪”一个立正，低着头“嘟……”说一通，如此来了三四次。另一据点鬼子出操，一个鬼子扛着机枪，压得实在支持不住，另一个日军士兵心痛他，便替他扛着，被军官看见，过去便踢了他三脚，还罚这个士兵扛着机枪，围操场跑了三圈。驻安国据点日军中队长，因一个伍长经常不行礼，竟砍了他一刀。
老兵打骂新兵。驻这一地区4个日军大队，有的大队新兵达250人左右，占总人数一半以上。新兵受老兵打骂，简直是家常便饭。其二，生活困难。
日本兵是习惯吃大米的，结果却很少吃到大米，驻无极一带日本兵只有十分之三的主食是大米，其余为麦子、棒子。安国一带日本兵每天吃两顿饭，每人一小瓷碗，根本吃不饱，主食里大米不到一半，菜汤也不够。衣服也多是前年的，破烂不堪。吸烟也没钱，一个日本兵向一个伪军讨钱，伪军给了他2元，深深地鞠了一个大躬才走。汽车也没汽油，都烧木炭，走时要推一段才行。因为缺钱，日本兵到处抢劫。驻定县刘家村岗楼一个日军士兵，追逐一名妇女，没追上，就要放火烧房子，村里人过去劝阻，说：“太君的衣服破了，”那日本兵说：“金票的没有。”村里人忙说：“我的金票的有，给你换衣服吧，”给了50元完事。其三，思念家乡。
侵略者的悲哀（5）
平日挨打受气，生活又不好，自然思念家乡。1942年11月，驻崔岭据点一个日本兵，在监视抓来的老乡干活时，看见一个十三四岁很精神的小孩，便不住与他闹着玩，老乡问他：“你有小孩的？”那日本兵便掉下泪来。另一据点有个日本兵很沉闷，不爱说话。但一有人问他“你有几个小孩”时，他便哭起来，并用手比划着说：三个的，这么高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随说随哭。崔希哲说，现在被抓去干活的老乡都学会了，只要想歇着就问监工的日本兵家里情况，一问鬼子肯定大哭，老乡们便可乘机歇会儿。其四，厌战怕死。
驻西伯苹据点一个日本兵，自己跑到村里认中国人做干妈。后来听说要调走到太平洋战场去，便大哭起来，说：“远远的，死了死了的，见不着娘了。”还让各村联络员联名保他，结果最后还是被调走了。驻定县辛庄岗楼的日本兵，在李亲顾战斗时，吓的路都不会走了，叫伪军给扶回来，说：“你们慢慢的扶着我走，我死了死了的有。”一步一喘地回到岗楼。驻伍仁桥据点的日本兵一次出发作战，十几个新兵一边走一边哭，磨蹭着不愿去，军官拿着指挥刀恐吓着说：“快快的。”驻安国日军长江部队一个伍长，不愿出发作战，每日只是喝酒。并对维持会的中国人说：“我不是长江部队，是酒的部队。”还说，“我们乱七八糟的没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