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耶鲁文学杂志》的一位作者甚至将耶鲁精神比喻为“耶鲁的宗教”，一种许多学生信奉的宗教。两年后，作家兼评论家哈里瑟斯顿佩克注意到耶鲁的学生“热爱自己学校的传统；他们为自己的班级感到骄傲，狂热地忠于耶鲁。在他们看来，任何其他事都比不上耶鲁这么伟大、光荣。他们对大学之外的任何事情都持有一种非常野蛮无礼的轻蔑态度。”20世纪早期的大学生将耶鲁精神比作铺在机车轮子下面以产生磨擦力的“沙粒”。按照历史学家乔治皮尔逊写道，“沙粒”代表着
勇气，决心，“坚韧不拔，可靠，自给自足，愿意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这些品质推动着耶鲁大学生的生活。那种特殊的耶鲁精神的观点似乎出现在美国内战爆发前……1859年，哈佛大学的费尔顿教授说耶鲁精神中有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杰克逊（1857年骷髅会员）回答说：“是的，教授，这就是耶鲁发展的学院精神。”当费尔顿询问什么是耶鲁精神时，杰克逊解释道：“耶鲁精神综合了众多因素——灵感、热情的信仰、奉献精神、无私、忠诚、忠心、合作和爱国精神。”费尔顿承认，“我们不具备这些品质。”
近些时期以来，公众已经把这种精神解释为不屈不挠的政治野心。200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四位总统候选人中有三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读于耶鲁大学：毕业于耶鲁的乔治布什、约瑟夫利伯曼，以及从耶鲁退学但仍然参加校友活动的迪克切尼。（一位骷髅会员告诉我，骷髅协会中有一个切尼家族是切尼的远亲，尽管这个血缘关系一直要追溯到17世纪。）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将这所学校称为“未来领袖的实验室”。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当有人问乔治布什究竟是耶鲁在传授领袖能力还是耶鲁只吸引那些天生具有领袖能力的学生时，布什回答说这两者皆有。“我认为这所大学对与培养‘领袖能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布什说，“这里的全部信念是服务是一种高尚的责任，这种信念会给人们以激励。我认为这结合了杰出意识、教育以及大学的众多协会。”
当然，布什在这儿没有说的是，正是耶鲁这些深深依靠兄弟会网络礼仪和金融支持的协会，而绝非什么陈腐的杰出意识和教育，帮助布什家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王朝。
乔治皮尔逊写道，“这个地方的力量”
依然十分明显。耶鲁是有条理的，耶鲁在她的学子们心中激起了一种忠诚，这种忠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有耶鲁人在晚年留下文字，声称即使在来生，耶鲁人也在为彼此效力。总之，耶鲁的成功神秘，令人嫉妒。在竞争机构和学术改革者看来，老耶鲁学院有某种激怒人、使人不安的力量。
第1章 壮观的排场：耶鲁的奥秘分裂的历史
耶鲁的历史是一个分裂的历史，是从大组织分裂成小团体的过程。即使从其发展历史的最早期描述来看，这种模式也十分明显。18世纪初，哈佛是新英格兰地区唯一的学院。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波士顿牧师开始正式承认长老会教堂，哈佛的校长英克里斯马瑟开始怀疑他的学校在维持公理教正统上所起的作用。1701年9月，马瑟从校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还不到9天，他开始给康涅狄格州的一些牧师写信，建议开办一所新学院，“以便有可能维持宗教的利益，向子孙后代传播真理。”他选择的时机非常理想：康涅狄格州的一些官员已经在考虑创办一所学校和哈佛竞争了。
1701年10月，十名牧师——其中九名毕业于哈佛——出任了康涅狄格州州立学院（耶鲁大学的前身）的董事。起初，该学院尽力保持低调。哈佛由公司和督学管理，与之不同，州立学院并不受殖民地政府的管辖。学院毫不起眼的名字使其可以在英国当局的势力范围内办学。因此，州立学院和教会的关系比和州政府的关系更亲密。
在办学的最初几十年里，学校努力争取生源和资金。杰雷米亚达默，当时英国派驻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州的代表，开始接触一些可能提供援助的捐赠者。1711年，他说服了伊萨克牛顿，理查德史提尔和伊莱休耶鲁捐出了部分自己的藏书。学校的职员受到了鼓励，不断地寻求耶鲁的支持，后者曾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并担任过东印度群岛马德拉斯（印度东南部城市——译者注）总督，期间聚敛了一笔财富。
1718年，英克里斯马瑟之子，科顿马瑟，给伊莱休耶鲁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这位前任总督向学校捐赠。“如果纽黑文新成立的这所学校能够改名为耶鲁学院，这当然会比原来那个普通的名字好。”马瑟恳切地写道，“您的慷慨将会轻易地使人们记住您，让您宝贵的名字永存不朽。实际上，比埃及金字塔更富有纪念意义。”两个月后，当达默访问耶鲁时，他答应帮助。那之后很快，他给学校送来了一大箱书、一幅英王乔治一世的肖像以及一些东印度公司的商品，后来学校把这些商品买了562。12美元。耶鲁一共捐赠了三百多本书和大约价值2；500美元的商品，这在那时算是一笔财富了。
在那年9月的毕业典礼上——该校的首次公开的毕业典礼——学院举行了双重庆祝，既是为了庆祝学校第一栋建筑——学院大楼——的竣工，另外也为了纪念伊莱休耶鲁的慷慨捐赠。校方将这栋楼命名为耶鲁大楼。到了1720年，学校被正式命名为耶鲁学院。一年后，耶鲁去世，葬于自己的老家，威尔士的莱克斯汉姆。
校方管理机构郑重地维持着耶鲁学院和公理教派的联系。牧师身份的校董们对学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这确保了学校严格地遵守教会标准。这些校董们改编了塞布鲁克教义（学校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同名小镇），这是一套宗教誓言，可以牢牢地保持学校传统模式的宗教倾向。为了进一步促进学院对于公理教派的信仰，这些校董于1722年投票决定，规定所有校方管理人员和教员必须认可——并且背诵——该教义的信仰声明。1753年，学院院长托马斯克拉普（1740年至1766年在位）进一步推进了学校的信奉正统宗教的传统，他发起了一场运动，不仅要求所有的教职员工遵守更严格的信仰声明要求，而且保留权力，可以讯问、评估和解雇任何宗教信仰值得怀疑的教员。1757年，耶鲁成了美国第一所建立学院教堂的学校。一百零几年之后，这个教堂吸收的教友已经包括耶鲁的校长、大部教员和他们的家属、大部分辅导教师和大约六分之一的大学生。
很自然的，学院这种刻板的宗教信仰给大学生的生活创造了一种以宗教为中心的气氛。学生们被要求在校园内只说拉丁语，即使是在个人自由时间。校规这样要求道，“每一名学生都应该将自己求知的主要目的视为懂得上帝委派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世主，并且负责地过上虔诚朴素的生活。”校董会定期地访问学校，亲自向学生们传教，监督人们遵守教义的情况。很明显，学生们受到了影响：在1702年和1739年间，46％的学生毕业后加入了神职界。当时，学生们每天两次参加强制性的礼拜仪式，有时清晨7：30仪式就开始了。“礼拜仪式和耶鲁的历史一样古老，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项活动永远不会灭绝。”康涅狄格州州长兼耶鲁教授德昂威尔伯克罗斯这样写道。学生们称他为“托比大叔”，这是劳伦斯斯特内1760年小说《特立斯德兰姆•；山第》中的一个人物，克罗斯因批评该小说而受到全国的赞扬。礼拜仪式上，每个班级都坐在特别制定的区域；到了19世纪晚期，班干部坐在软席的包厢席位里，而其他的班级成员则扭着身子坐在不那么舒适的靠背长凳上。
学生们还给礼拜仪式增添了自己的仪式。在每次清晨礼拜结束、校长退出教堂的时刻，大四的学生会站立相送。当校长经过中间走道的时候，学生们会向他鞠躬，头部尽可能地靠近他的长袍，但又不会实际接触到其本人。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如果某位学生的脑袋能够弯得足够挨到校长蒂莫西德怀特的驼背，据说那一整天他的背诵都将很顺利。最终，宗教的传统逐渐变得像一种运动了，因为学生们会通过贿赂其他同学的手段抢占靠近走廊的好位置。
但是宗教也使学校出现了显著的分歧。18世纪30年代发生了大觉醒运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美洲各殖民地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宗教复兴——译者注）席卷到了校园，在此期间，福音派新教会的牧师们宣讲最终毁灭的可怕，提醒人们完全信奉上帝的必要性。有一次学生违反校规，私下离开学校参加附近米尔福德教堂的布道活动，克拉普校长非常生气。他还拒绝授予两名学生硕士学位，原因是他们参与了大觉醒运动。1744年他开除了两兄弟，因为他们和父母一起参加了主张政教分离主义者的集会。（尽管这两兄弟表面上并没有违反任何校规，克拉普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坚持认为“上帝的法律和校规是一体的。”）
有一位名叫大卫布拉因德的学生特别惹恼了克拉普。这位学生鼓励同班同学做好改变宗教信仰的准备。克拉普确信大卫布拉因德是在公开质疑自己对那些参加米尔福德教堂布道活动的学生的严厉处理（大卫布拉因德表示自己不记得说过类似的话），并且于1741年将其开除。正式的理由是布拉因德曾经说有一位辅导教师的尊严还不如自己靠着的椅子。布拉因德正式表示道歉，并且主动提出在全校面前做彻底的忏悔，但是克拉普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坚持认为，大觉醒运动的追随者和传播者违反了学院的使命，即“训练一代又一代有学问、正统的神职人员”。布拉因德被开除后，耶鲁公司投票决定“如果学院任何学生直接或间接地声称董事或教师中的神职人员是伪君子、淫徒或未改变宗教信仰者，对前一项过错他将在礼堂公开忏悔，有后一项过错的学生将被开除。”一些著名的校友——包括乔纳森爱德华、亚伦伯尔、神学家乔纳森迪金森抗议开除的惩罚，对克拉普和校董们的过强反应感到害怕，这种反应比哈佛校方对于大觉醒运动的反应严厉多了。随后，正如同耶鲁的成立是由于哈佛在宗教活动中的失败，从耶鲁又诞生了普林斯顿：爱德华、伯尔、迪金森和其他对克拉普感到不满的校友回避自己的母校，从而在1746年创办了并开始扶持新泽西学校（即普林斯顿的前身——译者注）。
第1章 壮观的排场：耶鲁的奥秘“修理”
埃德温斯洛森在《美国著名大学》中这样写道，“耶鲁不仅仅拥有传统，而且为这些传统感到自豪，宣扬这些传统，利用它们作为增值资产的一部分，以其吸引学生，借助传统承担许多教学工作和几乎所有维持纪律的职责。”乔治皮尔逊机灵地补充道，“即使是陌生人也不得不承认耶鲁的卫道士所作的工作不仅仅是堆砌了一些无害和充门面的风俗习惯。耶鲁的传统曾经得到制约。它们的力量曾经帮助人们管理这样一个日益复杂且巨大的学院体系。”
从最初的那些年开始，耶鲁就有按照社会地位而不是学业成绩给一个班的学生排名的做法。（哈佛也曾经以这种方式给学生排名。）那些排名在班级最前面的学生有“身居要职”的父辈，例如做总督的爷爷或者担任副总督、总督助手或校董的父亲。偶尔的，高等法院法官和其他有名望公民的儿子也可以排名靠前。接下来就是牧师和校友（按照毕业时间排序）的儿子，然后依次为农民、商人、水手和工匠的儿子。（据说有一年，一位鞋匠的儿子排在了前面，因为他说自己的父亲“坐在法官席上”（英文中也有“坐在长椅上”的含义，此处双关，不可译——译者注）。）这种最初的排名甚至在学生抵达学校前就已经分配好了，在整个大学阶段，这个排名将决定大部分学生的地位：他们在课堂、教堂、公共食堂和毕业典礼上的座位，以及他们在毕业成绩表和毕业生目录中的排名。
这种排名办法令人吃惊之处并在于它强调了一种等级制度式的社会划分方式——实际上，等级制度在殖民地价值体系中并不罕见——而在于这种排名几乎始终保持一成不变。例如，在1732届的一个班里，分别排在最前和最后的四位学生从大一第二个学期开始一直到毕业始终保持自己的排名不变，而排在前十位的学生也依然在前十位。1730届的一个班甚至从大二开始就根本没有改动过学生的排名顺序。在重新评估过学生家长的社会地位、学生的学术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