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上对“理性的人”
（ＨｏBｍ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的普遍性的假设可以看出实际上是在心理学上对“经济的人”
（Ｈｏｍ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的普遍性的假设。理性主义的时间观念的崩溃，使得当代时间理论陷入了非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时间上的非理性相对主义又与人类需要问题上的非理性相对主义相联系。而此，要在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上向一种更高的理性迈进，这有赖于一种对一般的非理性（特别是对人类需要的非理性）进行探讨的心理学。这样一种心理学就是精神分析。
在精神分析和时间之间，正如在精神分析和金钱之间一样，联系的中介是宗教。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应当勇敢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研究时间实际上就是研究一种宗教。这一点没有逃过沃夫（Ｗｈｏｒｆ）
敏锐的眼光，是他使美国人类学家睁开眼睛看到了时间观念的文化相对性，例如霍比（Ｈｏｐｉ）人的时间观念就植根于宗教评价之中。
［１２０］但是根本问题是要看到西方古典的时间观念即牛顿式的时间是一种宗教。它就像所有的宗教一样，被它的信奉者们（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在内）当作了绝对的客观真理。我们又一次看到“世俗理性主义”的确是一种宗教，而新的相对主义的时间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的瓦解。
时间的宗教性质在斯本格勒（Ｓｐｅｎｇｌｅｒ）
提出的阿波罗式时间与浮士德式时间的对立中已经略显轮廓。
［１２１］不过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最好的出发点是米尔西亚。伊利亚德（ＭｉｒｃｅａＥｌｉａｄｅ）
对古代和现代时间的对立所作的出色的（不过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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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在心理学上是混乱的）
阐述。
［１２］古代时间是循环的、周期性的、非历史的；现代时间是渐进的（历史的）
、连续的、不可逆的。伊利亚德证明了古代时间的周期性之基础是一种周期性救赎的宗教；现代渐进时间的基础则是一种在时间终点获得最后救赎的宗教，它起源于希伯莱并在基督教中获得了经典性的系统阐述。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了“世俗理性主义”——在目前情况下就是古典的理性主义的时间理论，实际上正是基督教基本前提的延伸，只不过减掉了（至关重要的要点）救赎的观念。
［１２３］
如果时间是一种宗教观念，那么它就是精神分析考察的一个适当对象。弗洛伊德在１９２０年写道：“由于某些精神分析发现的结果，我们今天得以着手来讨论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是思维的必然形式这一原理。”
实际上，精神分析关于时间的基本发现产生于对无意识的最初发现中：在无意识中是不存在时间的。
“无意识的思想进程本身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在本我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时间观念相对应。”
［１２４］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已经从这一原理推导出结论：自我和本我达到统一的一个健康的人将不会生存于时间之中。换句话说，无论古代或现代的时间都像金钱一样是患神经症的，并与本能的压抑相关。
［１２５］
在一般压抑状态下，意识不能够抛弃掉时间的面纱，并且只有神秘的意识才能凭直觉推测时间之外存在着什么。精神分析宣称自身是使无意识成为意识的一种新的和科学的方法，但它面临的重重困难可以从弗洛伊德本人处理时间问题的失败反映出来。
他在人生终结时期这样写道：“我一直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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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４３
样的看法，即我们迄今极少把压抑不因时间推移而改变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用于我们的理论。这个事实似乎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某些极其深刻的真理的可能性。然而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深入的进展。“
［１２６］１９２０年弗洛伊德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既然时间并不存在于无意识中，那么它一定衍生于意识系统，“我们抽象的时间观念似乎整个是从知觉－意识系统的工作秩序中衍生出来的。”
他还建议从知觉系统的运作所固有的某种有节奏的周期性中去推导出时间观念。
［１２７］于是弗洛伊德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可是，精神分析对人的探测描绘并不仅限于无意识和意识这两个领域。时间确实是属于自我的，但属于自我的无意识部分——也就是说，属于为支持和承受压抑所必需的歪曲现实的基本结构。康德视为理性的必然图式的东西实际上是压抑的必然图式。时间概念上的文化相对性实际上表明了——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基本压抑的结构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伊利亚德真正发现的是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压抑结构具有意义重大的区别。
如果说时间属于自我的无意识部分，那么它应当归入精神分析所发现的这一部分的各种组成成分中——诸如超我（良心、负罪感）
、防御机制，以及人格结构。实际上，时间与自我的这一无意识部分的关系已为弗洛伊德所注意到，只不过没有将其联结为一种理论。
早在１９１４年，弗洛伊德就暗示在良心的监视机制和时间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１２８］在他充分发展了的理论中，超我乃是已丧失的过去的阴影，（由于自居作用）被结合进了人格中去。它“特别代表着文化的过去”
；“它在自身中结合着现在和过去的双重影响”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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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现在被转入过去的方式的一个例证”。
［１２９］用尼采的话来说，那种对祖先的负债感——它即是负罪心理，并使人滞系于过去以及能够作出承诺——是在童年时期通过与父母的结合和希望成为自己的父亲而形成的。
弗洛伊德也觉察到时间因素——一种“双重历时”结构——存在于他称之为“消除”
（ｕｎｄｏｉｎｇ）的防御机制中，芬尼切尔对其作了如下的定义：“完成某种确定的事，它在事实上或通过魔幻的方式与过去某种也是在事实上或想象中做过的事情相对立。”
［１３０］芬尼切尔正确地补充说：“赎罪的观念只不过表现了对一种魔幻式消除行为的可能性的信念。”
因此，时间只能是由一种具有负罪心理并探求赎罪的动物构建起来的。
同时，时间也是被称为“孤立”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的防御机制的一个要素。孤立是用于保护自我免受其自身的本能驱动力淹没的一种技巧，它在于将经验分裂为各不相连的碎片；时间间隔被插入其中，结果则使自我可以安全地沉溺于常规惯例，保护它不受本能需求的骚扰。
［１３１］正像露西尔。杜利（ＬｕBｃｉｌｅＤｏｌｅｙ）所指出的，［１３２］这种保护自我抵御本能的方法在现代西方人当中特别得到发展；用怀特海的术语来说，时间的具体化和偶像化支撑着现代西方生活的抽象特性，保护它免受本能的具体性的影响。可是，通过孤立作用将时间分裂却将时间包裹为一个个单位，可以“计数”
，可以“估价”
，也可以“存储”
，正像财产和金钱一样。亚当。斯密就说过劳动分工的要害在于节省时间。因此，“孤立”这一防御机制特别为肛门人格所钟爱的那些本我满足方式准备了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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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时间和金钱的联系不仅是相似而已。露西尔。
杜利证明了物品必须视为时间的结晶，以便作为财产来占有；价值的劳动时间理论在这一点上最接近精神分析。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斯本格勒则证明了阿波罗式时间和阿波罗式金钱、浮士德式时间和浮士德式金钱之间存在联系。
［１３］因此，尽管弗洛伊德没有这样做，亚伯拉罕和琼斯却的确向标准的精神分析教条中引入了如下悖论：不仅金钱是粪便，时间也是粪便，而且都有许多病例来证实这一点。
［１３４］
最后，为了完整地评述精神分析对时间的研究，还应指出时间和死亡本能之间存在着联系。假如死亡本能的名称恰如其分，那么它一定和时间有某种关系。弗洛伊德就特别假定死亡本能和重复性强迫症有特殊联系。
［１３５］重复性强迫症就像“消除”这种防御机制，也像弗洛伊德假设的知觉中的有节奏的周期性，乃是一种时间结构。分割——“孤立”这种防御机制中的决定性行动——也是死亡本能的一种表现。
［１３６］
时间和死亡本能之间的联系一直受到精神分析著作中死亡本能理论的普遍忽视。
［１３７］在前面的一章里，我们曾试图发挥死亡本能和否定之间以及否定和时间观念之间的联系。
精神分析的时间理论并不连贯一致。在精神分析中除了那位大师配置停当的东西而外都不连贯一致，而在这个问题上他恰好是疏忽大意的。不过个别的真知灼见仍被发展到可以运用的程度。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和“消除”机制有联系的原理得出：时间是赎罪所必需的一种图式。西方哲学始于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Ａｎａｘｉ－ｍａｎｄｅｒ）的警句：“根据欠债（或”命运“
、“必然性”
；希腊词义是极含混的）
，他们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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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到他们的诞生之处；因为他们根据时间的秩序对他们所行的不义彼此予以公平裁判和清偿。“
这句话充满经济学的意味，但其根源却是负罪的宗教，时间的图式即产生于此。这个问题在伊利亚德的存在主义的阐述中被弄错了。问题并不在于世俗存在的无意义，或其荒诞性，或历史存在的邪恶性，或历史的恐惧；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的负罪意识，是它导致了历史的噩梦和循环再生的补赎仪式以及救世主的赎罪。
不应当给古代的人赋予废除时间和“生活在一种连续的现在”
的能力，从而将其理想化；［１３８］没有任何赎罪的宗教能废除时间，只有罪感的消除才能废除时间。古代的人体验到罪感，因此也体验到了时间——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一年一度煞费苦心地去否定它的原因。
“被压抑的意象或思想的题材在其被否定的条件下可以进入意识。”
［１３９］实际上“消除”这一防御机制就是否定性防御机制的一个特例。但正如弗洛伊德所证明的，否定总伴随着对被否定物的肯定，从而在自我中产生一种分裂。
［１４０］就古代人（和古代时间）
而言，自我的分裂就像杜克海姆揭示的那样，在无所不在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辩证对立中被制度化了。
［１４１］伊利亚德对古代和现代时间的区分仍然是成立的，不过这种区分应理解为代表着罪感的不同结构。
在现代人身上罪感已增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不再可能用一年一度的再生仪式来补赎。因此罪感是累进的，而时间也是累进的。正如伊利亚德所证明的，一年一度的赎罪保证了古代社会没有历史。累进的罪感则给现代社会强加上一种历史的定命；父辈的罪恶要降临在孩子头上，甚至达于第三代、第四代人。而且，累进的罪感和累进的时间使得复利制（ｃｏ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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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经济可能产生。用斯本格勒的比喻来说，浮士德式时间和浮士德式金钱就是无可赎罪的罪人的时间和金钱。
六、给予和获取
累进的罪感瓦解了古代的赠礼经济。相互性原则是和循环式时间分不开的，而在累进式时间里账目却总是不平衡。
解决负罪问题的第一个办法即分担罪感（图腾式兄弟关系）不再适宜了。
可是，累进式时间瓦解了解决负罪问题的老办法，却又组织起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那就是积累赎罪的象征物——经济剩余。声望和权力过去总是从属于赎罪艺术的精湛技巧，现在则不是通过给予，而是通过获取，借助占有手段来取得。分担罪感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被超越了；在积累占有物的过程中个人承担着自己的罪感负担，因而否定了第一种解决办法。现代的获取心理是通过一个否定过程从其古代的对立物“给予”中构建起来的。这样，个人（以及经济剩余）在某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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