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德莱奥的故事- 第4部分

“宇宙没有公平，孩子。这点你大概知道的比我更多。”

我们又下到了恒星绘图室——另一个暗暗的房间。

屋子里布满了星星，它们在屋子的中央形成一条带状，星星密集地簇拥在一起互相间紧密连接，它们的光芒模糊成了一片固定的白色。

“这是银河。”我说。我在格蕾丝家的电视上看见过，电视机已经被他们带走了。“是的。银河。多好的名字。”

“我们在哪儿？”我问。

谢泼德走到靠近门的地方，指着靠近他腰部的一个小星星。它周围画了个红色的圈。要不是这个圈，我看他未必能从这么多白色的小星星中把它找出来。看到我们的太阳是这么小这么普通，多少让人有些失望。

我问：“那么，恰卡是从哪来的呢？”

这位UNECTA官员用他的手指在墙上划了一条线。他走向房间的另一边，走了一半，他停住了。他的手指停在一个有着彩虹般色彩的旋涡上，它璀璨得像团焰火。

“蛇夫星座17号。这只是个名字，没什么重要的。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很远很远……即使光——要是有什么东西能走这么快的话——也要八百年才能到那里，它不是行星，甚至也不是恒星。它是我们所说星云，介绍一大团发光的气体形成的云。”

“人们怎么能住在云里？”我问，“他们是天使吗？”

谢泼德又笑了。

“没有人，”他说，“也没有天使。只有机器。但不是你或我所认为的机器。那更像是有生命的机器，而且非常非常小。甚至比你身体里最小的细胞还要小。这些机器都只有原子链大小，它们能移动周围的其他原子，因此能够复制它们自己，或者复制任何它们想复制的东西。我们认为那些气体云就是成兆成万亿个微小的活机器所组成的。”

“没有植物和动物。”我说。

“是的，没有植物和动物。”

“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事。”

它有种天然的宏伟气势，令人激动。但就像太阳，如果你太靠近观察它就会受到伤害。

我再次看了看那个彩色的旋涡，它和恰卡留在地球上的伤疤是一样的颜色。我又回头看了看靠近门边的小点，是它给予我光和热。比较房间的其他星星，它们两个看起来都很小。

“为什么这样一个东西会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我们肯尼亚来？”

“这确实是个问题。”

这些就是UNECTA的长官能让我们参观的所有科技工作室，所以谢泼德带我们下去看了员工生活、吃饭、休息的地方；他们看电视、看电影、喝酒、喝咖啡的地方；还有他们锻炼的地方，他们似乎很喜欢在这里穿着不伦不类的衣服做大量的运动。走道里挤满了人，大家趴在地上做运动，就像四条腿的小狗，懒散地挤作一堆。

“这地方有股白佬的臭味。”小蛋直截了当地说。她也不想想也许这个谢泼德听得懂斯瓦希里语。谢泼德先生笑了。

“谢泼德先生，”我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疑惑了一会儿，后来想起来了。

“解答。哦，是的。那么，你认为呢？”

我的脑子里充斥着各种疑问，我又提出了一个对我而言特别重要的问题。

“我想要紧的是，人们真的能在恰卡中生活吗？”

谢泼德打开了一扇门，我们站在了一个轨道站的巨大金属平台上。

“那个，我的小朋友，那是个甚至不允许我们去想的问题。”他边说边护卫我们上了平台楼梯。

旅程结束了。我们看到了恰卡。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我们在星星中的位置——这些事对乡村教区的孩子来说都太大太遥远了。他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这些人和大多数白佬不一样，我相信他们会找出答案的。

下到了带着刺鼻柴油味和链锯轰鸣声的红色泥地，我们谢了谢泼德博十，他看来很感动。显然他是这里的一个有权力的人。总之，他派了一辆UNECTA的“陆地巡洋舰”①送我们回家。

【①陆地巡洋舰：丰田越野车的一种型号。】

我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看到的新奇事物，都想不到告诉司机让他在下个村子就让我们下车自己走回去。事实上，我们一路招摇地坐着越野车在大路上笔直开过去，路过了哈兰的店，标致汽车站和在树下读报纸的所有人。

然后我们见到了爸爸妈妈。这下可糟了。父亲把我带到书房。我站在那，他坐着。他拿着卡伦金语圣经——那是主教在他的神职授任时给他的，这样他就可以总是从嘴里讲出上帝的话来了——他把圣经放在我和他之间的桌子上。

他告诉我，我欺骗了父母，还让小蛋误入歧途，我撒谎，偷东西——当然不是指上帝的钱，因为上帝不需要钱，而是和我朝夕相处的村民的钱，是我每个星期天唱歌祈祷时站在我身边的人的钱，我辜负了他们的信任。

他说这些时心平气和，直截了当，都没有提高嗓门。

我想告诉他所有我看到的事，是的，我撒谎了，我骗人了，我从基奇奇的基督徒那偷走了钱。但我看到了，我了解了。我看到太阳迷失在上百万颗其他的太阳中。我看到这个世界——被认是上帝创造的最独特的世界——小得几乎看不见。我看到了那些人——耶稣是如此热爱并为其罪行而牺牲的人们——他们正试图研究那些活的机器：每个都比最小的东西还要小，但聚集起来却是如此庞大，穿越它们组成的集体要花许多光年。我了解了和我们信仰的东西如此不同的事物，我想告诉他全部，但我什么也没说，因为父亲做了件难以置信的事。

他站起来——没有叹息，没有言语，甚至没有任何愤怒的神情——他打了我一巴掌。

我踉跄着倒在地上，父亲的行为比我脸上的疼痛更让我震惊。随后他做了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他坐下，用手抱着头，开始哭泣。

现在我非常害怕。我跑去找妈妈。

“他受了惊吓，”妈妈说，“胆小的人经常会本能地反击他们害怕的东西。”

“爸爸有他的教堂，有他的职位，有他的圣经，什么东西会吓着他？”

“你。”妈妈说。

这个回答和爸爸打我一样让我不知所措。

妈妈问还记不记得在教堂的争执后父亲骑着雅马哈消失了一个星期的事。我说记得。

“他向南，到了内罗毕，甚至更远。他想去看看他害怕的事，他看到了——光凭他的信仰，他不能打败恰卡。”

父亲在书房里待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走到我身边，跪下来，请求我原谅。他说，这是圣经的要求——不要让太阳在你的愤怒中落下。虽然还在遵循圣经的原则，但从那天开始父亲逐渐消沉并和我疏远了。这就是生活：一系列的衰亡、谅解和新事物的开始。

和生活一样，基奇奇也在一步步逼近死亡。

那天早晨，外星生物珊瑚礁似的螺旋体越过了山谷隘口的树梢，基奇奇这时候只剩下20户人家了。

破晓后不久UNECTA的卡车来了。它们是些肮脏的苏丹军队的车，二手的俄国货，漆得乱七八糟，还喷着黑烟。当我们看见黑人士兵走下车时？大家都很警觉，因为我们听说过关于非洲人落在其他国家的非洲人手里所遭遇的可怕的事。我不信任他们的长官：他非常瘦，刮过的脸颊一侧有个奇怪的凹陷，就像月球表面的坑洞。

所有人在教堂前的空地上聚集起来，打好的包裹就堆在周围。

我们家有十二包用康加包扎的行李；我拿着收音机和一些罐子。爸爸的书用绳子扎好同定在红色摩托车的油箱旁。

月亮脸的长官摆摆手，第一辆卡车倒过来放下门。一个士兵跳下来，打开放在车门口的折叠沙滩椅，拿着夹纸板和铅笔坐下。

第一个装车的是库里雅一家，他们一向争强好胜特别霸道。他们把孩子们抱上卡车，然后递上包裹。

坐在沙滩椅上的士兵看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太多了，太多了。”他用蹩脚的斯瓦希里语说，“你必须减少些东西。”

库里雅先生皱了皱眉，用眼睛丈量了一下后车厢的空间，拿下了一包衣服。

“不，不，不。”士兵说着站起来，用铅笔敲敲他们的电视机。另一个士兵过来从库里雅先生的手里抱走了电视机，搬到停在路边的一辆小卡车上。

“现在，你上车。”士兵命令道，并在他的夹纸板上打了个勾。

如此野蛮的行为。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没人注意。没人关心。没人说一个字。

我们家“留下”的是那辆摩托车。父亲的脸因为愤怒而绷紧了，他眼睁睁看着那些暴徒违反上帝的戒律，但他连一声都没吭就放弃了摩托车。长官把它推到一群士兵那儿，他们正蹲在一堆熄灭的火堆旁。这群人兴高采烈地围着摩托车，用他们的贼手发动引擎。从那以后每次我听见雅马哈的引擎声都会向外张望一下，看着是不是我们那辆被抢走的红色山地摩托。

“上去，上去。”强取豪夺的家伙说。

“我的教堂。”父亲突然叫着跳下卡车。刹那间一排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对准了他。父亲举起手回头望着我们。

“坦德莱奥，你应该看看这个。”

长官点点头，枪放了下来，我也跳下车。我跟着父亲走进了教堂。我们走上过道。祈祷书都放在长凳上，编织跪垫整整齐齐地搁在教堂的靠背长椅上。我们进入小礼拜室，我曾经在那偷了捐款盘里的钱。父亲从已被洗劫过的橱柜里拿出一个被砸瘪的红色汽油罐放在祭坛上。他举起圣餐杯，奉向上帝，然后往杯里倒满了汽油。他转过身面对着圣台。

“耶稣基督的血使你的生命永恒。”他高高举起杯子，然后把它倒在圣坛白色的桌布上。一个动作太快了我没有看清——父亲点了火。黄色的火苗蓦地一下窜起。我哭了出来。我想父亲已经随着腾起的火焰彻底心灰意冷了。他转向我。火焰在他身后翻涌。

“现在，你明白了吗？”他问。

是的。有时候亲手毁灭你所挚爱的东西要比让人把它从你身边夺走或留给外星人要好。等我们回到卡车上时浓烟从屋顶涌了出来。苏丹士兵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火，享受着毁灭带给他们的兴奋。毕竟这只是座外国上帝的教堂。

老基库比实在是太老了也太笨了，不懂得逃跑，他又在玩“坐在卡车前”的把戏。每次士兵把他拉开，他又急速地跑回原来的地方。以前他经常这么做。我们后面的卡车开始发动，驾驶员没有注意到这个破衣烂衫的脏家伙飞奔过来。随着一声尖叫，基库比被车撞倒，轮子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我们沿着山谷的路离开，从恰卡方向吹来的风夹带着教堂的烟尘笼罩着我们。基奇奇的教区消失了。

第六章

时间把每样东西都改变为它原来的相反面。年轻人长大，纯真无知变成了世故老到，坚定执著变成了犹疑不定。从生到死。在内罗毕最后的漫长日子里，时间正在把它变得像恰卡一样。一千万人口挤进了环绕市中心高楼的简陋小棚屋。每时每刻都有更多的人进来。他们从北方和南方，从峡谷省和中央省，从以比锡、纳瓦沙，从马金杜和基奇奇源源不断地拥来。

以前内罗毕是个很优越的城市。现在它却成了难民营。过去的大型绿地变成了活动屋问被人践踏的烂泥地。街道绿化带的树被砍倒做了引火木。就像珊瑚岛上的漂流者，难民在马路的环形路上建起村落，足球场和运动操场上也人满为患。武装的巡逻警察每天都要从两条机场跑道上赶走擅自占住者。铁路被弃置了，南北方向的通道已经切断。目前有一万人居住在被遗弃的车厢、车棚和轨道两旁。国家公同成了个脏乱不堪的杂物间，堆满了燃料和建筑材料。野生动物要么逃跑了要么被当作食物宰杀。内罗毕的空气里充斥着柴油味、呛人的烟雾、还有下水道的恶臭。贫民窟向四面延伸至20公里。取水要花一个小时的路程，污浊的饮用水臭气熏天。和恰卡一样，棚屋也在每时每刻一户户地增长——系起几片塑料布，把几个纸板箱堆在一起，在报废的马他图里安个家，支起偷来的砖、麻袋布和锡皮。城市和恰卡变得越来越相似，互相蔓延伸展。

我不太记得初到内罗毕头几天的事了。事情来得太多太快——麻木了我对现实的感觉。没人需要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穿过一排排白色的帐篷寻找自己的号码，其他游荡的难民望着我们木然地做着该做的事。大多数时候，我的耳朵里总是充斥着尖锐的嚣叫，想哭却哭不出。

这是个讽刺：我们从圣约翰来，现在我们又到了圣约翰。

这是座新的营地，靠近主机场的南边。1832。一个号码、一顶帐篷、一盏油灯、一个塑料水桶、一把米铲。每一百个帐篷有一个供水的龙头和一个厕所。下水道就在我们门前过。恶臭熏得我们难以人眠，随后又是夜晚的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