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年的革命行动已成陈迹，一些破坏主义的口号和主张，今天已令自以为稳健的学者所鄙夷。事实上，历史的整合能力，却远较革命者的颠覆力量为大。
对于传统，学者惯于测度历史的全盘，战士大抵关注现实的切面。
传统具有主导性，而主导性同权力有关。可是，即使权力致力于控制，而使传统呈现出统一的形相，也无法消除内部的歧异，拒斥与分裂。传统的形成和瓦解过程，由来是兼并和反兼并的过程。
他认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文化在他那里，不是无所不在的，可以分享的；而是指向性的，上倾的，带有垄断性质。他所持的是民众本位的眼光，问：“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因为于民众无补，所以对于中国文化，完全可以视同空无。在《青年必读书》的答复意见中，他倡言少看或者不看中国书，那思路是一致的。
无可选择的传统是大传统，可选择的传统是小传统。
传统未必因战士的反对而沦亡；战士的所谓“反传统”，其意义亦可能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而存留，表明不甘于沦为奴隶的状态而已。
真正革命的起来，或传统的最后沦丧，一定有挽歌相伴随。
他多次校勘《嵇康集》，可谓情有独钟。嵇康藐视司马氏政权，且“非汤武而薄周礼”，结果为世所不容。
《广陵散》注定成为绝响——那是中国上古知识分子惟一的声音。
对于嵇康，与其说他的校勘工作是为了求得一个完善的文本，毋宁说是对一种完善的人格的认同；或者并未以为完善，惟出于对寂寞者的共鸣而已。
中国文化传统不可能给他提供所需要的思想资源。他的思想是拿来的，原创的，全新的，自成系统的。这一思想系统与五四新文化传统在整体倾向上是一致的，但是依然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当新文化运动中断以后，他的思想便长此成为非主流传统而存在。
一个人一个传统。
5社会
中国只有旷野，没有广场。
广场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声音。那里有自由的交流，回应与传播。而旷野因无人而寥廓，即使有声音，也只能消失于无尽的空洞之中。
/* 5 */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4）
他所说的坟，高丘，都是旷野之上。旷野是容纳荒凉与寂寞的所在，开垦者，流亡者，探索者，都必须穿过旷野。
在旷野，无数的道路隐伏着，如同希望。
怀着对死亡的渴望，他热烈而悲悯地俯视野草，而憎恶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在旷野之上，在人与人之间，横竖耸立着无数高墙。但是，这些墙壁始终构不成可以安顿“自我”的房间；它们仅仅为着阻隔而存在，从而成为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的延长。
——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
他常常这样叹息道。
直到晚年，他仍然执著于一个信念，以为沟通人类的“最平正的道路”便是文艺，而且只有文艺；但是，又不免慨叹世间少有选择这条道路的人。出于理性，义愤，承担的勇气，他做了中国新文艺的开启者。当他拔出刀杖对付拦路的兽类，荆棘和石头——布莱希特称马尔库塞的思想方式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式——时，一大群文艺家却在身后戟指嘲骂，把他描绘成恶鬼。
各种各样的文艺家。
各种各样的文艺的道路。
６看客
看客，是他在中国精神史上的一大发现。
看客致力于悲剧的鉴赏，是不在场的在场。所谓不在场，是因为他们把悲剧看作与己无关，所以安于赏玩别人的苦痛；然而实际上，他们就在场内，是悲剧的一部分，只是没有足够的能力自省而已。看客心理是一致的，麻木、冷漠、混沌。他们是不喜不悲亦喜亦悲的人物，是没有面目的阅听大众，是吞噬个体灵魂的族群。
惯于标榜客观超然的学者，其实也是看客。在社会悲剧面前，他们可以因固守专业性而无所动心。因此，知识分子的工作，首先在于良知的发现，痛觉的恢复，是道德对知识的介入和改造，成为萨依德所称的“业余者”。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如果说他的小说是悲剧，那么他的杂感便是喜剧。所有作家已然部分甚或全体地蜕变成喜剧或悲剧中的人物，惟他有幸地在他的时代里，成为中国惟一的戏剧作家和讽刺诗人。
他寄希望于未来的民魂的发扬，却又对民众怀有深刻的不信任态度。他知道，民众的罚恶之心，是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的。他尝谓：“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
由于他对文学的选择乃在于疗救国民精神，因此看客的发现与开掘，势必成为批判性写作的主要取向。
“人”与“看客”，于他是一枚硬币的相反的两面。
社会有一种盲目的倾向，就是英雄崇拜。
他举拿破仑、成吉思汗、希特勒为例，指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而我们总是敬服，恭维，夸耀他们。但是，以牛痘接种救活了世界上无数儿童的隋那——一个拯救人类的真正的英雄——的名字，至今已经无人记起。他感慨道：“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于是指出，只要这看法不改变，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是要吃苦下去的。
“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
７声音
在中国，不绝于耳者，惟是传统的回声。
有一个被他不断重复过的话题，就是：“无声的中国”。
没有现代的声音，自己的声音，中国就等于是一个大坟场。而要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便不但要进行“文学革命”，说“真心的话”，而且还须涉足现实政治，挑战国家权力。在一个专制主义国度里，所有的话语都是“权力话语”： 权力者不是强迫人民说文牍的话语，集体的话语，就是强迫人民沉默。
声音是异议者的声音。
要使人民变做哑巴，失去自己的话语，就必须使他们过一种监狱式的封闭的生活，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据此，他拟了一个公式：“由聋而哑”。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在执政府卫队开枪射杀学生的最黑暗的时刻，中国，毕竟还留下一个诅咒的声音。
沉默不可能持久，沉默是一个极限。
８人和吃人
吃人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大纲；
立人是他的全部思考和写作的大纲。
吃人的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完全超越了既定的伦理关系。在这里，任何吃人者的动机和行为都构成了一种权力。这样，所谓批判，就不仅限于社会批判，还当包括文化批判在内。因为被吃者也是吃人者，正如吃人者也是被吃者，所以，批判者自身也就必然同时成为批判的对象，这是为每一个人无法免于吃人的履历所规定了的。
他强调作为个人的主观自觉的精神生活，说：“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２０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充满青春的梦幻，热情，力量，仿佛尼采在东方的响亮的回声。
１０年后，当他再度执笔为文时，已经由荒原而入街垒，变诗人而为战士了。关于建立“人国”的设想，从此不复进行正面的阐发，而是从背面突入，不是“是”而是“否”，不是“应当如此”而是“不应如此”地说明人之所以为人，从而直捣问题的核心。在斗争实践中，他完成了由纯粹理性到现代批判理性的转换。
只有参与了实战之后，始悟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 6 */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5）
９人与兽
在西欧中世纪，专制主义盛行，到处是强暴，禁锢和杀戮。马克思把这种政治文明程度极低的状态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动物时期”。
因为有动物，所以有“动物主义”。
他所言说的动物多为畜类。畜类是兽类经由驯化的结果，其实等于“奴群”。对于权势者及其努力，他称作“黑暗的动物”。它们是死的制造者，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生于普鲁士一个律师家庭，先后入读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律系，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投身于政治斗争。1842年主编《莱茵报》，次年10月迁居巴黎，后被驱逐，迁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于1847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受该同盟委托，与恩格斯一同起草同盟纲领，即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欧洲1848年革命期间，回到德国，创办《新莱茵报》并任主编，声援各国革命斗争。1864年9月在伦敦建立第一国际，成为领导者。1883年3月因病逝世。著有《资本论》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的阶级论，无疑地丰富了鲁迅的思想，正如他所说，救正了进化论的偏颇，但并不因此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酷刑”的发明者和改良者。至于受着酷刑的教育的广大的奴隶，他袭用传统的说法，常常喻为“牛羊”。在他那里，所谓“国民性”，就是牛羊的习性，要者是“不幸”与“不争”；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主子决定他们怎样跑。
但是，奴隶也有反抗的时候，并非永远甘于被鞭笞和屠戮的。对此，他曾以专制的俄国覆亡为例，证实无论怎样禁止集合，防说话之类，到底仍然“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他指出：“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
他说：“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中国多牛羊，独缺猛兽。
狗是他议论最多的动物之一。
在他的笔下，除了偶尔提及的救人的猛犬之外，大抵作为势利，忠顺而又凶狠的奴才形象出现。其中，主要是“走狗文人”，惯常的称谓为“叭儿”。叭儿又名西洋狗，是中国的特产，为阔人所钟爱，且系西方上流社会的宠物。最早把叭儿当作专有名词使用，是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时期。其一，暗喻留学英美的学者，即所谓“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如陈源一流，稍后则有梁实秋等。其次，叭儿较之别的狗类，皮毛伶俐，身份高贵，这也是他所特别憎恶“雅人”者。再就是叭儿的态度。他这样描绘道：“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为叭儿的骑墙，所以有专论，谓曰：“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一个著名的命题： 打落水狗。
这个命题基于下列两个重要事实： 其一是狗咬人，咬死了许多革命人，这是有着血的记录的；其二缘此而来，证实狗性之难以改变。但是，这也并非等于宣告绝对的废除“费厄泼赖”，只是强调不应过早而已。他警告说：“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然而，关于打落水狗的思想，反为恶人所利用；一些无知者和伪善者，也恰恰在这里，向他挥舞和平主义的大棒。
他说，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中国人恐怕不免同时显出勇敢和卑怯两种不同的形相，即对羊显凶兽相，对凶兽显羊相。但是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因此，要中国得救，他主张将以上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即：“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关键是“看清对手”，这是他在论“费厄泼赖”时说的。
到得后来，曹聚仁有文记中国的反常状态，名之曰“杀错了人”；他即表示异议，说：“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他说。
狗生即奴性，外加仿主子性。
他说到两类羊，一是山羊，一是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