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无字 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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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无字 张洁- 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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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哪儿是锁。   
  离开上海时,看着表姐绿云越来越远的曼妙身影,胡秉宸决心结束与白帆那个仅仅是生理层面的组合。   
  即便重又回到时刻面对生死之择的重庆,胡秉宸也不能忘情和表姐绿云的那些夜晚,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资深地下工作者,甚至随身携带表姐绿云一百多幅玉照,返回重庆那个多事之家。直到那时,已经不老不少的革命者胡秉宸,还保留着一块自留地;仍然把男女之间那点子事与婚姻质量以及浪漫情怀扯在一起。   
  正像本书第一部中所说,吴为总是把男人的职业和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把子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   
  吴为则既热爱革命,又热爱音乐,又热爱文学。综观她这一生所选择的男人,差不多都和这种爱屋及乌的情结有关。《尚书大传,大战篇》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于她则是“爱乌者,兼其屋下之人”,或双相通用。她的热爱要是再多,怎么是好?那么她这一生更是非常、非常地热闹而麻烦了。   
  恐怕胡秉宸也有同样倾向。与绿云表姐的情爱,是否掺杂着对往昔生活情趣、方式、品位的追念?对文化艺术心存过多的奢望和虚荣?如果表姐绿云不是略有名气的浪漫画家,仅仅是个性感的女人结果会怎样?   
  吴为和胡秉宸情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   
  表姐绿云十分伤情地向渐行渐远的胡秉宸挥着手套,也一清二楚这段插曲已经进入尾声,当火车消失在远处的时候,也就同时收拾起她的伤情。   
  “望穿秋水”只能是传统女人的情爱状态,比如说叶莲子。   
  时而飒爽英姿出现在高尔夫球场,时而一身泳装出水芙蓉,时而高骑马上策鞭疾驰的时尚女人……很少会“望穿秋水”地等待一个哪怕是血写的允诺。   
  不是表姐绿云水性杨花,而是家族历史早就让她明白,人世本就是一张瞬息万变、风云突起的麻将牌桌,未来更是靠不住、押不得的,也无从押起。表姐绿云在三十年代就有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暂时拥有”的超前意识,那时就“酷”到现而今小男女们望尘莫及的地步。何况未婚夫胡秉安自缅甸来电,近期就要回到上海,待他归来即刻筹办他们的婚礼?   
  但是表姐绿云的无名指上再也没有套上结婚戒指,那枚订婚钻戒孤独地闪烁了一段时间,就悄无声息地飞落首饰盒。   
  是否胡秉安得知了她和胡秉宸的私情?无人能言其详,只知道胡秉安不辞而别去了香港,此后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表姐绿云照旧打她的高尔夫球,照旧出水芙蓉,照旧策鞭疾驰,照旧出席上层社会的pany,前呼后拥着众多的仰慕者。后来又学会开车,驾一辆彼时名车雪佛来,载一路欢声笑语……   
  多少次几乎为革命舍弃头颅的胡秉宸,却无法舍弃与表姐的情爱。   
  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关系本就没有法律保障,比起表姐绿云,白帆的女人手段也非常贫乏,但有个“中统”父亲以及国民党后勤少将姨夫的白帆,毕竟比世家出身的胡秉宸更具政治亲和力,或者说是政治上的一种“阶级烙印”。   
  她搬出领导进行干预。领导并没有使出组织处分那个有力的杀手锏,而是晓以神圣的革命大义,还有地下工作严酷的组织纪律。   
  对于革命者胡秉宸,只有亮出这样的大义才能扑灭他那一腔恋火,才能让他像杀死自己那样杀死他和表姐绿云的情爱。真是血糊拉拉、生拉硬拽地把他对表姐的情爱从心中割舍。不像几十年后与吴为的情爱,有那么多个人利害让胡秉宸难以权衡。   
  吴为后来能够尽心尽力地为胡秉宸寻找表姐绿云,完全是为他这种几近自杀的牺牲所感动。   
  应该说,与表姐绿云的情爱,才是胡秉宸一生中灵肉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情爱;又因为没有完成,使保鲜技术无能为力的爱情保鲜,终于得到了解决。   
  8   
  当胡秉宸和他那一千人马来到饭店时,偌大饭店竟空空如也。电梯停止运行,连一个服务人员也看不到,像一个壮汉突然倒地死亡,让他们猝不及防。胡秉宸只好带着那些人,沿着曲曲折折、光线昏暗的楼梯向上猛跑,当他经过412那间客房时,甚至没有在那个号码上留下一瞥。他们跑了一层又一层,找了一间又一间,一直跑到楼顶,也没有找到那个接管干部会议的会场。   
  不知胡秉宸记错了地方还是大会已经开毕,总之,他们像孤儿一样,不知所从地站在楼顶的大堂里。   
  不知是胡秉宸耳旁还是他的心里,突然轻轻响起两个字:“跟上,跟上!”让他一个激灵,猛醒过来。   
  自参加革命以来,胡秉宸从来没有计较过、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打算记住过、从来没有在意过自己为这个革命做过什么奉献过什么,只知道一门心思付出,而且桩桩任务力求做得尽善尽美,万无一失。   
  但在这一瞬间,“履历”却突现出它的意义。   
  “履历”是一种记载,记载是为了说明。说明是为了什么?胡秉宸还不甚清晰,但至少应该证明他是这伟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尤其在革命大告成功的时刻。   
  他突然开始想,他为新中国的到来做了什么。如果连你自己都没记住自己做了什么,更不要指望他人为你记住。胡秉宸没有站在那里懊丧不已,转身带领他的人马去见更高层的领导。在一栋巨型建筑最为宽敞的一个房间里,他们找到了那位高层领导。虽然门口设有专岗,岗哨却没有十分在意这一群奇装异服的人。   
  大白天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电灯,隔壁房间不时响起电话接线员的呼叫声和打字机的哒哒声。   
  领导背着手站在巨型写字台后,看上去很像苏联早期电影里的革命人物,很“地下”地苍白着、瘦削着,嘴唇薄而五色,胡子、头发毫不修饰地蓬乱着,说明着已久没有良好的睡眠和饮食。他表情严酷、目光犀利、拒人千里,少语、精明、警觉地打量着他们,在白日里有些病态的灯光辉映下,如一块可惧而不可亲的坚石。   
  巨型写字台上,满是纸张、铅笔、报纸、文件、还有一个地球仪和一个插满长长短短烟蒂的烟灰缸。胡秉宸一干人就站在那张写字台前,领导没有请他们坐下的意思,而是一副分秒必争、速战速决的模样。冷傲的胡秉宸到了这时也只能照单全收。而眼前这间办公室的气魄和威慑力,只有多年后,当胡秉宸坐在部长办公室的巨型写字台后才找到感觉。   
  胡秉宸说:“我们是来转组织关系的。”顺便说到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姓名,报告了他来上海的任务,汇报了任务完成情况,有关日后的工作安排却一字未提。他十分明白,组织关系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履历,组织关系转到哪里,工作自然就安排在哪里。   
  幸亏胡秉宸在解放大军人城之际;立刻与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取得了联系。革命胜利之初,一切尚未就绪之前,“上级”,就是一张有效的通行证。   
  领导看了看胡秉宸。以胡秉宸的身份和职务来说,到这里转组织关系应该说是合乎级别待遇的,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因为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就用拇指和无名指从一堆乱纸里抽出一张纸条,草草写了几个字后交给胡秉宸,然后就着一脸郑重地思考,一脸郑重地继续吸烟。   
  出了大楼,胡秉宸展纸一看,与他送到大别山的那条卷烟纸差不多大小,上有胡秉宸等人的名字及行书一行:“均为中共正式党员,现转至你处。”   
  凭着这条小纸,胡秉宸以及他手下的几个人也就有了新的革命岗位。没人审查,也没人怀疑。   
  共和国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其中一位在填写履历表时请教胡秉宸,这一段历史怎样填写为好。他竟对那位同志说:“就填参谋。”该人从未得到这样一个职务,可也从未有人置疑过这个头衔的合法性。   
  多少年后,在胡秉宸与吴为那场惊天动地的恋爱事件中,这位“真假参谋”才在白帆对吴为的自卫反击战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参谋,还为挽救胡秉宸、白帆的婚姻,组织老战友成立了一个“白胡婚姻保卫团”。直到政府某年重新核算工龄以确定老干部的离休待遇时,这位“真假参谋”才忽然对胡秉宸声称,因对白帆有个私生子的隐情和他们的婚姻危机不甚了解,才错误地站在白帆一方,今后不但不反对胡秉宸逃离与白帆的婚姻苦海,还要协调“白胡婚姻保卫团”其他同志,劝说白帆同意离婚等等。   
  为此,胡秉宸平生第一次为自己的私事,违心地为“真假参谋”写下一具证明。胡秉宸苦笑着对吴为说:“……昨天来了十几位‘保卫团’中的一位,因为他有事求我,我签个字他就变成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我不签字他就变成一九五O年参加工作,每年差几百块钱的离休费哪——不过几百块钱而已。”   
  如果不是胡秉宸当机立断,他和他领导的那些人十多年出生人死、呕心沥血的革命历史,很可能就在那个不知所从的瞬间抹得精光,连他本人也可能湮没在历史车轮的尘埃里。   
  组织关系落实后,胡秉宸等人很快被派去接管某个单位。被接管的单位其实很近,步行不过二十分钟,但是胡秉宸坚持要上级给他们派一辆吉普车。   
  一九四九年后直到二十世纪末私人汽车重新出现之前,汽车始终是一种政治地位、行政级别的证明。而当时所有被接管单位,都会举行盛大欢迎式,汽车,尤其是吉普车,在那种场合,不失为展现政治级别、革命威风的绝好道具。   
  等了很久的吉普车终于来到,却并不是派给胡秉宸的专车,车上还有其他人。那些人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臂上戴着鲜红的“上海军管会”袖标,让身着奇装异服、没有这等装备的胡秉宸,好一阵说不清苦辣酸甜。   
  浸泡在苦辣酸甜中的胡秉宸,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一起等了许久吉普车的手下人说:“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在瞬息万变的新形势下,这句“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不知对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将发生怎样的影响。   
  9   
  直到与史峤重逢,才把胡秉宸从赵大锤的枪杆子下解放出来。   
  早在重庆日寸期,史峤就看出胡秉宸与胡秉寰的不同,胡秉宸能有今日一番作为,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只是看到胡秉宸,史峤就会有点黯然神伤地想起过往的一切。   
  同样,与史峤的相逢也让胡秉宸发出时光荏苒的感叹。   
  那一年,有人在街上见到出狱后的史峤,大家为此紧张、躲避过一阵,过了很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才放下心来。后来又听说他在重庆略一露面就到香港去了。   
  史峤到香港后找到党组织,接受上级机关的审查后,又根据党组织的意见来到前线继续革命,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职务对史峤没有什么意义,明明白白的是组织上再也不信任他了。除了长吁一声继续埋头革命,像史峤这种人还能做什么?   
  胡秉宸在史峤领导下工作多年,也很赞赏史峤的为人,却并不同情史峤的结局。   
  身处地下状态,随时随地在生死中穿行,怎么能讲人情?你的人情很可能就是同志牺牲、工作受损的缘由。李琳之所以得知那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正是史峤的错误。   
  地下党人的工作生活极其艰难。当胥德章和常梅结婚时,史峤提出至少在他的住地为他们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大家也可趁此机会聚会一下,却遭到胡秉宸的强烈反对:“这样集中起来相当危险,也不符合地下工作的纪律,按规定我们只能单线联系。”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史峤的住地必须绝对保密,如与下面同志联系,只能在约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碰头。事实证明,这一套工作原则在李琳叛变后,确保了他们那个系统的安全。所以胡秉宸总是对吴为说:“我是在十多年严格的地下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不习惯于事先马虎放纵,事后懊悔着急。一辈子有过多少千钧一发、独人虎穴的时刻,国民党却从来没有抓住我,原因就是严格。”“秘密工作是严格的概率论关系,要严格按照规律办事,只在非常必要时才冒险,不做不必要的冒险,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活着。有次周恩来找我谈工作,我掏口袋时顺手掏出一个电码本,那虽是明码而不是密码本,周恩来还是严厉地批评了我:‘为什么身上还带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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