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赫鲁晓夫
1964年，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赫鲁晓夫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欢呼声中下台。退休后的赫鲁晓夫感到愤懑不已，他每每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眼中噙着泪水，一动不动。他想写回忆录，要求中央委员会给他配一名速记员，但遭到拒绝。赫鲁晓夫只好用一台录音机把自己模模糊糊、前后不连贯的思想录下来，打算以后再打印整理。
赫鲁晓夫并不喜欢中国，也不喜欢中国的领导人，但他还是希望中苏关系缓和。他关心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而深感不安。
1971年9月9日，赫鲁晓夫因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之后病情不断恶化。临去世前，他抚摸着妻子的脸颊，不能开口讲话，只是点头或摇头。如果此时能说话，他可能会说些什么呢？
赫鲁晓夫去世后，苏联《真理报》刊登了四行字的报道，宣布赫鲁晓夫于1971年9月11日去世，享年77岁。
在一个凄雨绵绵的日子，赫鲁晓夫被安葬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参加葬礼的，没有普通公民，也没有苏联领导人。他的灵前摆放着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以及他的亲友送的花圈，花圈缎带上的字迹已被雨水冲刷掉了，似乎直到最后一刻，上天都不愿对他的一生作出明确的评价。
赫鲁晓夫的儿子站在父亲的棺材前说：“我不会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我不想评价我父亲所作出的贡献，我也无权这么做，历史将会证明一切。我唯一想说的是，凡遇见过他的人都不会把他淡忘掉。一些人喜欢他，而另一些人憎恨他，但任何人从他身旁走过时都会回头看看他……”
1996年我途经莫斯科时，曾到新圣母公墓参观。埋葬在这里的，有苏联的女英雄卓娅，有许多著名的俄罗斯大文学家，包括果戈理、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还有中国的王明。我专门参观了赫鲁晓夫的灵寝。墓前冷冷清清，看不到有人前来祭拜的痕迹。他的墓碑由7块黑白大理石相向衔接堆砌而成，一半黑一半白，带我来参观的人说，这代表了赫鲁晓夫毁誉参半的一生。据说，赫鲁晓夫生前曾经辱骂过一位雕塑家，但是，他在临终前却嘱咐家人一定要请这位雕塑家为他建造墓碑。
四、葛罗米科
1909年，葛罗米科出生在明斯克一个小乡村的农民家庭。他上的是农业技术学校，学的是经济，30岁时进入苏联外交部，随后被派往苏联驻美国使馆出任参赞。二战时，这位农民的儿子在协调美苏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4岁时被任命为苏联驻美大使。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上，他展露出杰出的外交才华，被誉为谈判专家。
联合国成立后，葛罗米科被任命为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他坚决维护苏联的大国地位，态度强硬，从不妥协，否决西方提案时也毫不心慈手软，被称为“不先生”。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葛罗米科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主导下，美苏两国达成了一系列裁军协议。
葛罗米科48岁起出任苏联外长，虽然苏联领导人多次变更，对外政策也多次调整，但他一直担任外长一职，一干28年，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外长之一。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葛罗米科逐渐失宠，1985年改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三年后退休，1989年7月21日，在80岁生日的4天前病逝于莫斯科。
冷冰冰的会见
6
冷战主要是美苏两大阵营间的对峙，但中国也深受冷战的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进入外交部工作时，国际上冷战气氛正浓，世界处于苏攻美守的阶段。苏联入侵阿富汗，有如西伯利亚的寒流夹带着北极的暴风雪席卷整个世界。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到了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并全力进行反攻。
我至今仍记得到外交部后第一次会见外宾的情景。那天前来拜访的是来自捷克驻华使馆的参赞。一上班，处长老江就对我说，今天上午我要会客，你陪我去吧。在外交部，习惯把会见外宾称为会客。那天我穿了一件刚买不久的灰色中山服，老江打量了我一下对我说：“你的衣服比较整洁，就不用换装了。”
会客室在一楼，是专门用来接待外宾用的。宾主坐定，老江问：“参赞先生来中国有多久了？”
参赞答称：“两年多了。”
“噢。”老江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不再说话。
参赞知道主人无意多谈，于是从公文夹中掏出一页纸，十分正式地宣读了一遍，大意是捷克有意竞选联合国某个下属机构的成员，希望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予以支持。参赞念完，将手中的公文递给了老江。
老江随手便交给了我，然后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经注意到了贵国的要求，我将报告领导。”我边为老江翻译，边飞速地记下双方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有所疏漏。
参赞道：“我们对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十分赞赏，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有中国的参加，力量定会更加强大。所有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真诚地希望中国能够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
参赞说得很真诚，我听了很受感动。老江可能对这种话早已耳熟能详，根本不为所动，只是淡淡地说：“我注意到了你刚才所说的话，我将向领导报告。”当时我真的希望老江的脸上能露出一点笑容，说几句比如赞赏、感谢之类的话。但是我知道，这是外交，不是个人交朋友。当时的中苏关系仍然十分紧张，苏联不仅占领着阿富汗，而且在中苏边界依然陈兵百万。作为一名外交官，首要一条是讲原则讲纪律，没有经过事先批准，绝对不能乱表态。
捷克参赞脸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心中的失望。他站起身来有礼貌地告辞，老江客气地将他送到大门口。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外交活动，一场冷冰冰的会见。
防止新冷战
7
1961年，东西柏林之间建起了一座柏林墙，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民族分裂的标志，也成为冷战和整个世界分裂的象征。
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建起，又是在一夜之间被拆除的。1989年，东西柏林之间被阻断多年的死胡同恢复成了通衢大道，柏林墙的残骸像文物一样被摆到街头，成了旅游纪念品。
1995年我到柏林旅游，看到柏林市政府为了让人们记住当年的冷战而重建的一段柏林墙，墙头没有了探照灯、铁丝网，墙边没有见到岗楼和暗堡。这堵新柏林墙成了丹青手们展示自己艺术才华的大画布，上面画满了各种流派“大师”的杰作和业余画家的涂鸦。
随着冷战的终结，世界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章。联合国恢复了自己的活力，原来无法通过的决议现在轻而易举地就能通过，原来面对战争和冲突束手无策的联合国开始派出一支又一支维和部队，似乎每个发生冲突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头戴蓝盔的联合国维和士兵的身影。
但是，旧冷战结束了，冷战思维却尚未彻底消除，柏林墙倒了，一堵无形的墙依然顽固地留在许多人的心中。华约解体后，北约没有解散，反而一再向东扩张，原来华约成员国的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外国军事基地。
《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国际法的原则、安理会的权威受到冲击，俄罗斯使用否决权的次数少了，美国动用否决权的次数却上升了。维护和平演变成了缔造和平、制造和平，先发制人的理论问世了，反恐军事行动被冠之以“无限正义”、“永久自由”等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的名称。
有人说世界已经进入后冷战时期，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冷和平，还有人说，一场新的冷战正在兴起。
不管如何称呼，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仍面临着艰巨的使命：如何防止我们生活的世界重新退回到冷战之中。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
人权思想的发展
第十章
1 人权思想的发展
“人权”一词是舶来品，在四书五经、《四库全书》和《康熙大辞典》里找不到这个词。但人权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和诸子百家的治国理念里已有所表现，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说：“必使饥者得食，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这些都反映了最原始的平等和民主思想。
人权概念最早是由资产阶级提出来的。17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日益强大，但在政治上处于受歧视地位，受到封建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的压迫。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兴起启蒙运动，率先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不可剥夺。
1776年，美国革命把“天赋人权”的思想写进了《独立宣言》，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阐明：“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此后，各国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均把人权载入宪法。人权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象征，并在当时对解放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早期的人权概念仅限于政治方面，被称为第一代人权。二战结束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就业、休息、闲暇等人权内容，主张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意见后来被纳入《世界人权宣言》中。
民族自决权被称为第二代人权。这个概念最先由列宁提出。1916年3月，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应有权决定自身命运，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美国在一战之后十分热心支持民族自决权的主张，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十四点宣言》，就把“民族自决权”列为内容之一，称应该根据这条原则来重新划分“战败国”的领土。
1941年，罗斯福在与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时，坚持把民族自决权作为一条原则写进去，丘吉尔虽不情愿，也只好同意。但一回到国内，丘吉尔马上在议会宣布，《大西洋宪章》中所说的民族自决权不适用于印度等英国殖民地，而只适用于德国等法西斯国家侵占的领土。
在旧金山会议上，经苏联代表团力争，民族自决权被写入《联合国宪章》。《宪章》第1章第2条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民族自决权从此在国际关系中得到广泛承认。
发展权被称为第三代人权。1986年，联大通过《发展权利宣言》，承认发展权是人权的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了人权的内涵。此后，联合国又多次成立发展权专家组，对发展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联合国人权中心还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研究实现发展权问题。
各项人权是一个整体，不能随意取舍。如果只偏重一方面的权利，就会使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受到不良影响。
罗斯福夫人与《世界人权宣言》
2
在国际人权领域，有三项最为重要的国际文件：即《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三项文件都与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有密切的关系。
埃莉诺8岁丧母，10岁丧父，在祖母的抚养下长大，15岁时远赴英国求学。1903年与罗斯福初识，两年后与罗斯福结婚，婚后埃莉诺在家做全职家庭主妇。
1921年8月，罗斯福出海垂钓时不慎掉进冰冷的水中，几天后又因下湖游泳染病腿不能动，经医生确诊，他患了脊髓灰质炎，时年39岁。
罗斯福在埃莉诺的支持下，坐在轮椅上坚持投身政治，他苦战10年，50岁时当上总统。埃莉诺在丈夫的鼓励下，学会了速记、打字、开车和演说，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成为罗斯福的耳目和助手。罗斯福逝世后，埃莉诺继续参与政治活动，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成为美国第一位驻联合国的高级女外交官。
1946～1951年，埃莉诺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一部国际性的人权法律文件。在埃莉诺的主持下，人权委员会设立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第一部国际人权文件——《世界人权宣言》。根据国际法，宣言只具有号召性，没有约束力，而公约则不同，一个国家加入一项国际公约，就承担了这项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义务，必须受公约的约束。埃莉诺计划先起草《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再制定国际人权公约。起草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