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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中国贵为天朝，四海臣服，只接受属国的朝贡，从没想过要与番邦“蛮夷”平等谈判。因此，满朝文武百官，唯独没有外交官。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与英、法、俄等签订《北京条约》。各国开始派公使驻京，朝廷为与洋人打交道，正式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中国的第一个外交部，就这样在外国人的炮口下成立了。
经过140年的风雨冲刷，当年的总理衙门依然存在。这座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的庭院，原是清朝大学士赛尚阿的府邸。院内东部是“同文馆”，经挑选的八旗子弟在此学习外语充当翻译，是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西院则是出使各国大臣的短期住宿之地，相当于今天的招待所，也是大臣接见各国使臣的地方。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
1913年，袁世凯看中了北京东单北大街的石大人胡同。石大人曾是明代权臣，因带兵发动“夺门之变”，推翻景泰皇帝，拥立明英宗复辟，被封为“忠国公”，并赐府第于此。袁世凯将外交部迁至忠国公的府第，石大人胡同从此更名为外交部街。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来京时曾下榻于此。
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的欺侮，旧中国的外交部所能做的除了割地赔款，就是道歉认错。连北大的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大兵强奸了，外交部也不敢做声，甚至连夜还要报纸撤版，不许报道。是中国的外交官不行吗？不是。旧中国之没有辉煌的外交业绩，没有诞生出一代誉满全球的外交官，非人不行，而是国家羸弱使然也。
庆郡王奕劻的老谋深算和李鸿章的谈判技巧，绝不亚于各国驻华公使，但他们在谈判桌上从没感到游刃有余，也从未在外交场上写下辉煌篇章。
顾维钧可谓才华横溢，但在巴黎和会上只能拒签不平等条约，却不能叱咤风云，扭转乾坤，订下一部于中国有利的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部继续设在外交部街，外交部的老人们习惯地将它称为老部。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在此办公。周总理说：在我当外交部长的任内不得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周总理的一句话，外交部的全体人员铭记在心，勤俭办外交，从此成为外交部几十年如一日的作风。
部址是旧的，风格却是新的。新中国的外交再也不是屈辱和让步的代名词了。中国人从此感觉到，我们真的是在世界上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了。
20世纪60年代，外交部搬进了北京东四的科技情报大楼。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外交部又搬进了如今坐落在朝阳门的新大楼。
新的大楼，新的形势，新的面孔，新的政策。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正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当今世界的外交舞台上。
对新中国的围堵
3
西方国家有干涉别国内政、对别国进行遏制、围剿与封杀的传统。
1789年，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推翻波旁王朝，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英、奥、普、西班牙、荷兰等组织反法联盟对法国进行围剿，法国保皇党也发动叛乱。经过八年的苦战，法军击败了英国—汉诺威联军，奥地利、荷兰，普鲁士、西班牙等国相继退出战争，反法联盟瓦解。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协约国开始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英、法、美、日、德、希腊、土耳其、波兰等纠集在一起，与俄国各地的叛军一起，试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经过三年浴血奋战，苏联红军节节胜利，各国的武装干涉以失败告终。
1936年，由共和左翼、社会党、共和联盟、共产党等组成的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大选中获胜，组成政府。反对党领导人卡尔沃—索特罗被暗杀导致西班牙内战爆发。叛乱军队在意、德两国支持下攻占马德里，佛朗哥政权上台，并与德、意结成联盟，西班牙民主政权宣告失败。
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前进了，但有着干涉别国内政之传统的国家却没有与时俱进，一些国家的政策仍停留在过去的年代，在遏制与接触之间踌躇徘徊。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要求取消“中国国民政府”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从此开始了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努力。
1950年1月，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决定根据苏方建议，由周恩来照会联大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并安理会各成员国，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并希采纳照办为荷。”
随后，中国宣布，派张闻天出任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首席代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周恩来就此发给联合国的照会，还有张闻天的简历。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建国以后，他任我驻苏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部工作。张闻天从广播中听到对自己的任命，星夜赶到北京，为赴联合国工作做准备。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表示：我们认为把新中国包括在联合国之内较好，我们不想基于政治原因排斥任何人。如果新中国继续遭到排斥，我们将面临东西方之间分裂的严重后果，这只能对俄国有利，对于我们大家有害。贝文指示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就上述想法与美国商讨，美国听后很不满意。
苏联在安理会提出支持中国政府上述电文的提案。在安理会表决时，印度和南斯拉夫支持，美国、古巴、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和国民党政府反对，英国、挪威弃权，提案未获通过。苏联为表示抗议，宣布退出安理会，并表示只要安理会中还有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苏联便不参加安理会工作，不受安理会决议的约束。
秘书长赖伊想到当年国联因德、日退出而引发的严重后果，倾向于尽快解决中国的席位问题。他向美国表示，如果中国代表权问题在短期内得不到解决，苏联很可能退出联合国，成立另一个组织与联合国竞争，这样世界就分裂了，联合国将失去普遍性。
赖伊指示联合国法律部门进行研究后起草了一项备忘录提交给安理会，表示联合国赞同一国加入某国际组织，并不构成会员国对该国承认的法律行为，或意味其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企图。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之为“赖伊理论”。
美国认为赖伊的设想是“不成熟的，仓促的”，告诫他不要过于紧张，苏联退出联合国是一种讹诈，如果作出让步，它就会得寸进尺。
1950年，在第5届联大开幕之前，周恩来再次致电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大的首席代表，李一氓等为副代表，请即为他们办理一切手续，同时指出，联合国至今仍容留国民党集团代表，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漠视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拉奥奉政府指示，要在联大会议上提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美国告诉拉奥，美国将投票反对，并将运用其影响，劝说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投票反对印度提案。
赖伊建议国民党政府与中国新政府均不出席本届联大会议，待联大作出决定后，再接纳其中一方代表出席联大。美国政府“强烈反对”。
联大开幕后，印度提出了立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苏联提出了立即驱逐国民党代表和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本届联大的提案。后来大会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而在大会对特委会报告作出决议以前，“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仍应出席大会，并享有与其他代表同样的权利。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借口中国支持朝鲜侵略者，坚持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只能在朝鲜战争以后再加以考虑。美国称，由谁代表中国一事“需要经过最深沉的考虑和思索才能决定”。此后，美国以种种借口一再搁置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使关于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一直没有列入联大议程。
“乔老爷”的开怀大笑
4
1971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的乐曲声使坐在联合国大楼里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和坐在白宫里的尼克松意识到，继续围堵中国，受害的可能是自己。苏联的扩张使美国感到锋芒在背，越南战场上的一再失利使他们终于省悟到，美国需要中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投了中国的赞成票。这项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发起的提案明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美国在联合国精心构筑了22年之久的围堰一夕之间被冲得土崩瓦解，坐在中国代表席位上的国民党代表收拾起文件夹悄然离席而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出任坦桑尼亚外交部长的萨利姆带领着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大会会场座椅间的走廊上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此时，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博士正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里，为安排尼克松访华而与周恩来会谈。周恩来看了工作人员递过来的一页折起来的纸后说道：“刚才，联大以赞成票76、反对票35、弃权票17，通过了我们进入联合国并驱逐蒋帮代表，详情后报。”然后周总理若无其事地将这张纸又折起递给身旁的乔冠华。事后他对工作人员说，他担心基辛格听了会太难受，所以没有将消息告诉他。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邀请电，请中国派团出席联大。毛泽东把周总理、叶帅及外交部的有关领导请到他那里。他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
被毛泽东称为“乔老爷”的乔冠华不辱使命，那篇他本人起草、周总理亲自修改的发言稿，气势雄浑、掷地有声，在联合国大会厅高高的讲台上雄辩地表明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乔老爷坐在中国席位上忘情大笑的精彩瞬间，尽情地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
1986年，我第一次走进联大的会场，第一件事就是想寻找当年乔冠华开怀大笑时坐过的席位。各国代表团的座次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联大开始的时候座次由抽签作出决定，今年坐在第一排，明年可能坐到最后一排。其实，乔冠华当年坐在哪一排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坐在哪一个位置，从那一天起，中国的声音都将在联合国的大楼里响起。
30多年过去了，中国与联合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支持联合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发挥领导作用，并为联合国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联合国系统在中国设立的机构已达15个，对华援助资金和项目覆盖农业、工业、环境、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众多领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驻华的联合国官员也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01年，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30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到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被要求为全球安全利益承担风险，作出牺牲。前几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报纸上刊登了中国警察头戴蓝盔，准备奔赴海地参加联合国特派工作的照片，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发展越成功，人们也就越期待中国能够对那些仍然需要援助之手的小国、穷国表现出同舟共济的精神。”
腾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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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自古就是人类的一大愿望。
中国明代的万虎为了飞上天空，在椅子上安装了47支火箭，两手各拿一柄巨扇，并令人点燃火箭。万虎失败了。人们为了纪念他，用他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
1540年，葡萄牙人雅芒·托图将一对人造翅膀绑在自己的背上，再次向太空冲击，结果受重伤去世。
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从美国的肯尼迪航天中心拔地而起，经历了73秒钟的短暂飞行后，蓦然变成羊角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