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名人哗众取宠来表现自己，这不就是中国人所深受其害而又深恶痛绝的踩着别人往上爬吗？这种卑鄙小人的存在与肆虐正是国耻。王朔将名人比喻为公共汽车，将这类人形容为乘公共汽车的人，说名人是公共汽车就要让人乘。这不正说明一批无能的人在借名人炫耀自己吗？在香港的商品经济社会，一个人只要稍有特长、成就，就要极尽包装之能事，使他更有号召力，吸引大众，从而获得商业利益。而我们大陆那批因循文革残孽的人正是剿杀社会创造力、进步力量的刽子手。中华民族的“小荷才露尖尖头，早有蜻蜓竖上头”的伟大情怀，已因这类人等，受到玷污。
一个民族需要营造一种大众尊敬、羡慕有成就的人的氛围，鼓励人们以成功人士为榜样，这样的民族才有上进心，才能激发大众的创造力。野性是不羁和奔放，是不同俗，是有自己的观念、思想，但更重要的是有创造力，是要凭真本事，用实力取得成就；那种哗众取宠，自己无能却又装出对别人不屑一顾，只是躺在那里靠攻击别人来突出自己的人，不是有野性，正相反，只是一条在成功人士微恙的伤口里的寄生虫。
一个民族不仅要崇尚文明，在这同时，也不能消亡了野性；我们民族的悲剧还少吗？
文化大革命中，在强大的舆论导向与宣传下，全中国人民几乎都被煽动得在干着疯狂的傻事，不读书、不生产去闹革命，批倒批臭积淀数千年已融入我们民族血脉的优秀传统文化，甚至人类进入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还在充满狂热地呼喊“万岁”，这是前一世纪人们呼叫皇帝的，现在想来真是笑话，但在这种笑话中，却总有一些心酸，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耻辱的笑话。一小群跳梁小丑就能左右我们全中国人的命运，这真是悲哀！
文化大革命对我的伤害还不算太深，但我目睹了我哥、我姐的命运。他们从小就聪明，成绩都比我好，但由于我家成份不好，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力，于是他们一生的发展都受到了制约。这是他们的厄运。为什么一群跳梁小丑就能成为我们的厄运，为什么我们的命运就这么容易被别人左右。这不值得深思吗？
尼采说：不主宰自己，就要被别人主宰。不做自己的主人，就要成为奴隶，成为别人的、社会的奴隶。而要做自己的主人，就要有野性，有不驯训的个性。没有意志的人就会听命于有意志的人。我们不应该只是命令自己，用别人为维护他们的利益所订的道德观、价值观来束缚自己，而应该唤醒自己的生命意志，激发生命本能中最强力的进取精神，做一个有个性，有理性的人。
中国人太老实、太善良、太安分守己、太乐天知命。我们只是努力适应环境，却从来不考虑个人的自由意志。比如中国人选择职业，往往就像找老婆，只能从一而终，很难中途变换。由于我们所选定的专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于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专业与爱好一致，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安于现状，这就使得我们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们只是环境的奴隶，却不知道在环境中努力张扬自己，于是我们容易被人利用，被人左右。我们应该有些野性，有些独立意识。不要总按照别人所定的模式：“应该这样，因为你必须这样！”而应该按自己的生命意志、理性思维大声地呼喊：“我可以这样，因为我想要这样！”我们不要“既然已如此”，那是被动的，好像是外物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而要我们自己的意志说：“我想要的就是这样，以后还要这样！”活出真的自己来。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喜欢看香港电视系列片《寻找他乡的故事》，因为它总能焕发我的野性，给我力量。我想制片人的本意是拍一些在海外飘泊的成功的华人的故事，但我看到的大多却是华人的辛酸史。当一位80多岁侨居阿姆斯特丹几十年的老海员，在记者面前不断地喃喃念叨着：“真凄惨啊！”我的心都在痛。他说当时华人就像麻疯病人，当地人见了就要避开。华人的地位怎会沦落到此的？我们被人瞧不起，遭人歧视，这不能怨人，首先我们华人世界没有成就啊！我们也曾有过唐朝的辉煌，有过四大发明，但在近代我们落伍了，不仅在科技上没有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国家落后，人民贫穷。直到现在还有大批的年轻人，离乡背井，冒着生命危险，吃数不尽的苦头，只是为了离开自己的国家，甘愿去别人的国家做黑市居民，做下等公民。这是耻辱，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华人并不低人一等。我们的民族崇尚文明，也尊重知识，但为什么仍然落后、仍然贫穷？因为我们的民族缺乏野性，缺乏想象力，缺乏一些疯狂。从目前来看，历史悠久的国家在现代世界的竞争中都落伍了。四大文明古国中，又有哪一个属于发达国家呢？我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悠久的历史，发达的文明，制约了野性。
多鼓励个性，多鼓励一些内心的张狂吧！人人都想做英雄，都有内心奔放的民族，才是有活力，有创造力的民族，我们为什么要压抑、打击、摧毁这种心态呢？中华民族血液中脉动的主流不应该是淑女贞妇风范，而应该是登山勇士的野性。
要点：
不主宰自己，就要被别人主宰。不做自己的主人，就要成为奴隶，成为别人的、社会的奴隶。
第三章 生命力野性（3）
·野性、不羁正是成功人士共同的特点
野性、侵略性是现代竞争社会的生存手段，要成为一个强者，要被人尊重，就要有成就。荣誉是结果而不是出身造就的。
第一个顽皮的猴子敢于直立起来走出原始大森林，才有了人类的今天；哥白尼挑战数千年来统治人类的“地心说”理论，于是有了人类今天对宇宙的正确认识；爱因斯坦破除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时间均匀流逝的思想，认为时间是相对的，以至于他的理论被接受时，全世界号称只有三个半人能懂，三个人真正懂了，还有一个人只懂了一半。卓别林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你的理论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能懂，你太伟大了。”爱因斯坦回信：“你的表演全世界男女老少都喜欢，你同样伟大。”
不敢于破除旧的东西，不敢于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思想，又怎么可能有突破性的成功呢？
从小我就不喜欢循规蹈矩，按照别人的模式生活。读高中时，我上课就已听不进教师机械地传授课本知识，完全无法集中精力听讲，只得课后再去自学，这样应付考试自然不行。临高考前数天，我还被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所吸引，舍不得放手。读大学后，由于我并不能真正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专业，于是进了物理系。但后来，我开始看不进那些被机械化了的物理教科书，而喜欢上了拜伦、雪莱的诗歌，和一些能看得懂的哲学书。直到现在，我对自己的专业、职业都不太热心，专业、职业倒成了自己的副业。我是一个喜欢吃野食的人。但我认为家花不如野花香，吃野食长大的人，是真的出于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特长，所以反而能成功。
我实在不是一个能长期专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做了一件事后，总想去寻求新的刺激，感受新的冲动。从来不喜欢按照别人的模式和社会所定的模式做人，只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我崇拜英雄，喜欢幻想，热爱大自然，特别钟情大海。我能独自静静地坐在大海边一整天，遥看着苍茫的大海，聆听着汹涌的波涛，用心灵去与大海感应。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这一段不算太长的人生中，我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大学毕业后，为了寻求独立自由的生活，在一无亲人二无朋友的情况下，独自闯来深圳，住最便宜的旅店，吃快餐面，忍受招聘人员像挑选商品一样审视我的目光。那是一种对自尊心的侮辱。但我知道没有本事挑选别人时，就只有任凭别人挑选。几经挫折，好不容易求职成功，但不到半年，又在朋友的鼓励下，冒着家人的反对，回老家创办公司。那真是一段艰辛的日子，由于年轻，没有后台，又没有钱，辛苦努力了半年公司也没批下来。那时吃住在家，没有收入，家人不说，但自己内心承受着压力：放着深圳的高收入不要，却回来办这种没有把握的公司。
永远记得那个寂静的深夜，落寞的时刻，在朋友家昏暗的小阁楼里，拿着一瓶啤酒，随着录音机里齐秦悲苍的声音，低声吟唱着：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那种悲壮，那种由于醉意的野性和奔放，既是生命的渴望，也是我内心深处孤独的呐喊。
生命中美好的东西总是在一点一点地失去，生命、爱情、青春，都在不断地丧失之中，生命是一场悲剧，但我们总应该想办法让它变得悲壮，变得更为有血性。这种信念始终支撑着我。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想这是悲壮的时刻，是需要男子汉血性的时刻，于是我就能锲而不舍，就能顽强奋斗。在签名售书时，有位读者请我在扉页上写下“天道酬勤”，我想我写下的是人间的真理。
公司终于办成了。但不久深圳借聘我的单位来了调令。我思考了很久，决定还是回深圳，因为这里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是属于年轻人的城市。调进了深圳，我又要重新开始，我决定办成人培训……其后办讲座，上电台、电视台，写书，我的生活每天都有目标，都有事做，都有新意。那是一段最充实，最难忘的日子，是野性最张扬的日子。
如果说我在同学中还算成功的话，那是因为我比他们多了些野性。
那天在电视中听了著名音乐制作人高晓松介绍自己的故事。高晓松在清华大学电子系读到大三时，由于对音乐的热爱，梦想着成为一个流浪歌手，于是毅然放弃学业，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在天津由于没钱糊口，高晓松想到去大学宿舍演唱，结果被公安当无业游民抓住。万般无奈之下给家里打电话，母亲赶到天津将他保释出来。他的父母也很开明，高晓松在厦门弄到身无分文时，情急之下给家里打电话，叫母亲寄1千元钱给他，可母亲却问他：“你有多大了？”“20多岁。”“听说厦门是一个港口吧？”高晓松明白了，20多岁的小伙子，在一个有港口的城市还不能生存吗？于是高晓松去做起了搬运工。高晓松也是一个有野性的人。试想放着全国顶尖的清华大学，居然敢读了3年后还放弃学业。这自然要有一种不羁的性格。
跟着别人思维走的人，总是不能成就大业。要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胆识。
看看美国人在全球探险扩张的历史，再看看近代开发西部的淘金狂热，美国人是疯狂的、野性的。在现代，不靠祖辈福荫，能取得成功的企业家，又有哪一个不是充满野性呢？我最喜欢的就是CNN的老板特德·特纳。
特德·特纳，一个帆船爱好者，曾驾驶他的“勇敢者”号帆船夺取过美洲杯赛的冠军，当时他为夺得冠军而不顾风急浪险，因此获得“疯狂船长”的称号，对此他十分引以为荣。但在某些人眼里他是个暴徒、流氓、赌棍。年轻时代便以不安分守己著称：两次被逐出布朗大学，其中第二次是因为多次违反有关女学生舍规。
由于父亲的突然自杀，未完成大学学业，年仅24岁的特纳继承了父亲的一家小广告公司。继承公司伊始，他的本性就显露无遗：他横下心终止原有的买卖，并拒绝交出已出售的广告牌租约，甚至威胁要销毁公司的资料，以迫使该公司的其他一些董事屈从他的愿望，把原先的特纳室外广告公司改名为特纳公司。
特纳自孩提时代就梦想涉足于广播事业。他不顾当时流行甚高频系统，做了一次赌博，用他仅能付得起的价钱，买下了位于亚特兰大的一家当地最小的超高频电视台——17频道，并取名为特纳广播。
随后，他又拼尽全力将他的小电视台不断扩大，凡有股东不同意他的扩张意图，他就将他们挤出董事会。由于特纳成功地夺得了亚特兰大勇敢者队参加的棒球比赛实况转播权，而棒球当时是美国的第一运动，因此特纳的17频道开始广受电视观众欢迎。
但他并不满足，他的梦想是成为全美国的电视大王。这时，美国无线电公司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卫星——通讯1号。特纳敏锐地跟上了现代科技的步伐，捕捉住了大发展的商机。他毫不犹豫地租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