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次一位学员的演讲：“我们家原本就很穷，父亲突然去世后，抚养我们兄妹五人的重担全落在了体弱多病的母亲身上。那几天母亲都悒悒不乐，每天都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们兄妹，时常偷偷的落泪。我们都还太小，不能体谅母亲的难处，只是整天嚷着肚子饿。但母亲以病弱的身体又如何能挣钱养活我们呢？那天，当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对母亲说我饿时，母亲却打了我一耳光，随即又紧抱住我的头痛哭。那时我太小，不明事理，不了解母亲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但晚上母亲就自杀了……
“她是因为贫穷！是因为觉得养不活我们众多子女，不能帮助到我们才绝望的呀！”
随后他跪在了讲台上，高举着双手，哭喊着：“贫穷不是罪过！我要成功！我要不辜负我的母亲！”
这段情景直到今天还像一柄大锤一样沉重地击打在我的神经上，以至我都不敢去回想。
当然我并没有他这样的遭遇。在那贫穷的年代，大家都很贫穷，我节俭的母亲总是能省就省，我清楚地记得，我上学时总是穿着有补丁的衣服，看着同学背着商店里买的黄书包，我总是将母亲给我做的老土的蓝布书包不好意思地掩藏起来。我多想母亲给我也买一个黄书包啊，但我不好意思出口，不想给家里添负担。
那时我们住的大院里有一位著名的将军，惟有他家有一台9寸黑白电视，我们一群小孩想看电视时，总在他家门前转悠，于是好心的老红军爷爷就热情地叫我们进去。大院里还有一位华侨的公子，每天都有一些漂亮的女孩围在他身边，听人说他擦屁股都是用10元的人民币，我们羡慕死他了。我总在想，为什么别人家有电视，我们家没有呢？为什么别人能用10元的人民币擦屁股，而我连买一个书包的几块钱都没有呢？在我幼小的心田里就留下了人是不平等的印象。
来深圳后，这种印象更强烈了。记得初来深圳时，由于连续几天都没有找到工作，心情烦闷，于是和一位朋友决定去歌舞厅坐坐。那时我在内地月收入不足40元，内地歌舞厅门票一般是1块钱，我们想充其量也就是10元一张。当我们随着人流进入电梯，上到上海宾馆顶层的歌舞厅时，发现门票居然要30元一张，而我们两人总共才带了50元，于是慌忙对迎宾小姐说：“我们没带够钱，回去拿了再来。”小姐说：“没关系。你们先进去一位，有一位回去拿钱就行了。”我们连忙说：“不用了。我们一起回去拿。”当我们回头走到电梯门前时，却傻了眼——我俩都不懂坐电梯。这时小姐发现了我俩的尴尬，微笑着走过来，帮我俩按开了电梯门。当时我真恨不得有个地洞一头钻进去。
我想起美国有部电影叫《逃出生天》，当我俩狼狈地逃出上海宾馆时，我真有一种逃出生天的感觉。贫穷的我俩只好找了一片草地坐下来，我们感慨着自己的卑微，感慨着人与人的不平等，最后我俩击掌明誓：一定要在深圳混出个名堂（我那位同伴现在已是深圳某集团公司的总经理）。
一个人无论现在的处境如何恶劣都不可耻，可耻的是你接受了这种处境。我们现在贫穷、低微，这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我们接受了这种卑微，而不力求改变。
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选择生活道路、生活方式，起码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加以改善。
我们不能因为出身的劣势，而放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要点：
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
第二章 心灵的种子尊重人的价值是强国之路
最近去新加坡旅游，晚上转到一家大商场里的店铺，当店主听出我不是台湾人而是大陆人时，就以关门为借口要我出去。当时我本也不想买东西只是随意转转，于是懒得与他理论就出去了。岂知不止我这样的普通人受辱连我们的羽毛球世界冠军也有这样的遭遇。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
前去新加坡参加尤尼斯——日升新加坡羽球公开赛的6名中国女球员，晚上在滨海广场购物中心购物时，与一家商店的店主发生争执。这6名球员是张宁、周蜜、龚睿娜、谢杏芳、戴韫与胡婷。龚睿娜是去年世界锦标赛的女单冠军，张宁则是本届新加坡公开赛的卫冕冠军。据张宁说，该晚大约8时，她们在酒店附近用完晚餐后就到邻近的滨海广场购物中心闲逛，她们走进三楼一家卖女性装饰品的商店，店主黄泰理以他要用晚餐为理由把她们赶出店。她说：“我们只在店里呆了两分钟就离开，－谁知道步出店门不到10米，那名职员就骂我们是臭婆娘、‘中国鸡’等不雅字眼。当时我抱着息事宁人的心理，劝队员离开不跟他吵，谁知道下了楼他还追上来骂。”龚睿娜则声称，黄泰理骂她们的话非常下流、非常难听。她说：“他还骂了很多不堪入耳的话，甚至连我们的妈也骂上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他还说要报警，同时叫我们不要再让他看到。”
事后新加坡羽球公开赛筹委会主席杨祥和为此公开道歉，但因道歉信中有“代表新加坡民众道歉”字样，致使不少新加坡人致信《联合早报》谴责杨无权代表新加坡民众道歉，因为骂人事件仅涉及店主黄一人。
身为大陆普通人的我们有许多的不平等。发达国家的公民可以随意周游世界，但我们呢？以前是自己国家不让出去，现在可以自由办护照了，但别的国家却像对待群氓一样轻易不给签证，即使拿到了签证，出去也被人当作三等公民。难道我们低人一等吗？其实不仅别人瞧不起我们，大陆人自己也常常看不起自己。
记得以前看王朔的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串豪华的大旅行车鱼贯停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饭店门口，涌下成百挂着相机、满面笑容的外国游客，衣冠楚楚的侍者毕恭毕敬为他们示路。一个交通警呵斥一个乱闯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
‘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
‘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
我笑了，很多行人也边走边笑了。”
我们总是习惯于将人分为几等，而将自己国人却总是放在最后的那几等里。
我们为什么被人瞧不起，为什么会有不公平待遇，原因不就是因为我们贫穷，我们落后吗？
中国的确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像邓小平说的：又大又穷。我们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2。4％，排位世界一百多名。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目前正处在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按农业劳动所占的份额，中国处于美国1880年的水准；以城镇人口的比例作比，中国则处在美国1890年的水平。但我国又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可为什么在短短的几百年里就落伍了呢？
落后总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呢？历史学家会寻找历史的原因，社会学家会寻找社会的原因，其实我认为原因很简单，中国落后最重要、最深层的原因就是没有尊重人，没有重视“人”的权力。
比如在企业中，如果一个人得不到尊重，不被重视，不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和场所，人天性中的上进心和创造性必然会遭到扼杀，他又怎么可能在企业中积极进取，充分发挥潜力呢？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国家不是某些精英的国家，而是全体人民的国家。要使国家繁荣富强，就要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发挥每一个人的能量，而要做到这一点，惟有形成一种尊重“人”的文化和体制，让人人都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充分保障人的权力，真正地实行民主政制，允许人民自由地思想，百花齐放，这样才能释放出人民的才智，充分发挥人民的潜力，进而发挥出国家的潜力。所以尊重人，实行民主与自由的政制，不仅是人权的要求，也是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最深厚动力。
但我们呢？我们的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尊重过人。中国的特色就是强权都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的利益，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自我标榜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二十四史》也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除了神话中的尧禅让给舜，有哪个不是抱着“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想，什么时候有过华盛顿呢？所谓中国人强调集体利益在本质上其实是强调小集体的利益，当强权者个人及其小集团利益与广大民众利益冲突时，前者就变得至高无上。
在西方最为人推崇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研究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兴起时，甚至认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不是封建制而是家产制。在韦伯看来，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上的制度。领主与封臣的权利与义务是有契约来规定的。这些契约规定了不同身份的人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这样权力不是专断的，而是有规则的，可以预期的。这样在契约范围内人就不受专断权力的干预，从而有了竞争与发展的空间，也就保持了人的主动性和向上的精神。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跟中国对比，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制度不属于封建制度，是家产制度。家产制最大的特征就是统治者的权力比较随意，权限范围没有明确限制，这种统治不是按固定的契约和法则来进行，统治者可以随意征集和支配资产，由于这样一种统治的随意性，使得任何一种投资都得不到可预期的经济回报，因此，在中国，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就是当官。人都是有理性的，你有了钱，在欧洲可能会去办一个工厂，而在中国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做官。在中国最划得来的投资就是供小孩读书做官或买官。这也就使得在中国社会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受到抑制。
中国从来就是官本位思想，官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老百姓只是别人“逐鹿”的对象或工具。为了使这种工具更驯服，我们的各种思想、道德、伦理和教育都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皇帝被叫做天子，是代表天的意志的，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其他的人都是奴才，都是统治者的工具。奴才要忠于主人，也就是要忠君，所以影响中国人才取向的风向标——科举考试，考得是八股文，是专为愚弄、统治老百姓服务的，是制造高级奴才的工具。即使到了现代，在文革中，我们宣扬的也是一种变味了的为全人类的理想奋斗，为人民服务，其实质是少数人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借口来抹杀人的价值和尊严。记得小时候学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里面的龙梅、玉荣，为了保卫国家财产不惜牺牲生命。是国家财产重要还是生命更重要？这样的宣传是不是有些主次颠倒？正是我们的政治宣传导致了在20世纪我们还山呼“万岁”，对一个人顶礼膜拜；全体人民倾情投入一项泯灭人性的政治运动。
我们接受的是一种愚民式的教育和宣传，只是被驯育、训练成了工具。人没有被尊重，人的心态被奴化，这样又怎么能够激发出人的潜力呢？这正是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最深层原因。
西方也曾有黑暗的中世纪。在那个时代，基督教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取得了支配地位，它宣扬蒙昧主义，实行愚民政策，只允许人民“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强调人都犯有“原罪”，现实世界是与“天国”对立的罪恶世界，任何反抗教会，违背教义，甚至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追求都将被加上渎神的罪名而受到臭名昭著的异端裁判所的审判和迫害。其中最著名的有被火烧死的布鲁诺和被判终身监禁的伽利略。其结果，由于自由思想遭到扼杀，人的地位空前低下，造成中世纪欧洲文化艺术毫无生气，精神生活枯燥无味，科学技术极为落后，整个社会处于黑暗和愚昧之中。
到14、15世纪，开始兴起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将原来僵死的神学思想打破，极大地弱化了教会的权力和控制，弱化了来世思想，使神学变得更为世俗化，使人更为重视现世生活以及在现世生活中的责任。而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是古典的希腊和罗马文化，是以人为中心，重视现世生活的世俗文化。它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提出现世的无拘无束的幸福生活是最高的境界，它重视科学和哲学的探讨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创造和享受，它要求人在身心各方面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