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借了六千元去天津、北京一遍遍地查，最后确诊为肠息肉，医师要爸爸尽快动手术。妈妈准备再去借钱，可是爸爸死活不答应。他说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只借不还谁还愿意再借咱呀？
那天，邻居还告诉我：母亲是用一种原始而悲壮的方式完成收割的。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把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无钱雇人帮忙，她是熟一块割一块，然后再用平板车拉回家，晚上院里铺一块塑料布，用双手抓一大把麦穗在大石头上摔打……三亩地的麦子，全她一个人，她累得站不住了就跪着割，膝盖磨出了血，走路时一颤一颤的……
不等邻居说完，我便飞跑回家，大哭道：“妈妈，妈妈我不能再读下去了呀……”
妈妈最终还是把我赶回了学校。
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六十到八十元，比起别的同学的两百至两百四十元，实在少得可怜。
可只有我才知道，妈妈为这一点点钱，从月初就得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卖鸡蛋、蔬菜，实在凑不出时还得去借个二十、三十。
而她和爸爸、弟弟，几乎从不吃菜，就是有点菜也不用油拌，只舀点腌咸菜的汤搅和着吃。
妈妈为了不让我饿肚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多里路去给我批发方便面渣。
每个月月底，妈妈总是带着一个鼓鼓的大袋子，千辛万苦地来天津看我。袋里除了方便面渣，还有妈妈从六里外一家印刷厂要来的废纸（那给我做计算纸的）和一大瓶黄豆辣酱、咸芥菜丝，以及一把理发的推子（天津理发最便宜也要五元，妈妈要我省下来多买几个馒头吃）。
我是天津一中惟一在食堂连青菜也吃不起的学生，只能买两个馒头，回宿舍泡点方便面渣就着辣酱和咸菜吃；我也是惟一用不起稿纸的学生，只能用一面印字的废纸打草稿；我还是惟一没用过肥皂的学生，洗衣服总是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
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向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光荣！
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
母亲来的时候，我给她说了怕英语跟不上的忧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回答：“妈只知道你是最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
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有点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要让舌头听自己的话，于是我常捡一枚石子含在嘴里，然后拼命背英文。
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但我始终咬牙坚持着。
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舌头也磨平了，英语成绩进入全班前三名。
我真感谢母亲，她的话激励我神奇地跨越了这个学习障碍。
1996年我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获得了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
“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喜讯和愿望写信告诉了母亲。
结果我仅得了二等奖，我一头倒在床上，不吃不喝，尽管这已是天津市参赛者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含辛茹苦的母亲，实在不够啊！
回到学校，老师们帮我分析失败的原因：我总想数理化全面发展，主攻项目太多而分散了精力。如果我现在攻数学，一定能上。
1997年1月，我终于在全国数学奥赛中，以满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十次测验中夺魁。
按规定，我赴阿根廷参加比赛的费用须自理。交完报名费，我把必备的书籍和母亲做的黄豆辣酱包好，准备工作就结束了。
班主任和数学老师看我依然穿着别人接济的，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打开储藏柜，指着袖子接了两次，下摆接了三寸长的棉衣和那些补丁摞补丁的汗衫、背心说：“金鹏，这就是你全部的衣服啊？”
我不知所措，忙说：“老师，我不怕丢人。母亲总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穿着它们就是去美国见克林顿也不怕。”
7月27日，奥赛正式开始。
我们从早上八点三十分到下午两点，整整做了五个半小时的试题。第二天公布成绩，首先公布的是铜牌，我不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
接着公布银牌，最后，公布金牌，一个，两个，第三个是我。
我喜极而泣，心中默默喊道：“妈妈，你的儿子成功了。”
我和另一位同学在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分获金银牌的消息，当晚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8月1日，当我们载誉归来时，中国科协、中国数学学会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此时，我想回家，我想尽早见到妈妈，我要亲手把灿烂的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
那天晚上10点多，我终于摸黑回到朝思暮想的家。
开门的是父亲，可是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的，依然是我那慈祥的母亲。朗朗的星空下，母亲把我搂得那样紧……
我把金牌掏出来挂在她脖子上，畅畅快快地哭了。
8月12日，天津一中礼堂里座无虚席，母亲和市教育局的领导及著名的数学教授们一起坐上了主席台。
那天，我说了这样一席话：“我要用整个生命感激一个人，那就是哺育我成人的母亲。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可是她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激励我一生。高一那年，我想买一本《汉英大词典》学英语。妈妈兜里没钱，却仍然答应想办法。早饭后，妈妈借来一辆架子车，装了一车白菜和我一起拉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去卖。到县城时已快中午了，我早上和妈妈只喝了两碗红薯玉米稀饭，此时肚子饿得直叫，真恨不得立刻有买主把菜拉走，但妈妈还是耐心地讨价还价，最后终于以一角钱一斤成交。两百一十斤白菜应换来二十一元，买主只给了二十元。有了钱我想先吃饭，可妈妈说还是先买书吧！这是今天的正事。我们到书店一问书价，要十八元两角五分，买完书只剩下一元七角五分。妈妈只给了我七角五分零钱去买了两个烧饼，说剩余的一元钱要攒着给我上学花。虽然吃了两个烧饼，等我们娘俩快走完四十多里的回家路时，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这时才想起，我居然忘了分一个烧饼给母亲，她饿了一天，为我拉了八十里路的车。我后悔得想打自己耳刮子，母亲却说：‘妈没多少文化，可是妈记得小时候老师念过高尔基的一句话——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你要是能在这个学堂里过了关，那咱天津、北京的大学就由你考哩。’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看着那条土路远处，好像它真的可以通向天津、通向北京一样。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肚子不饿了，腿也不酸了……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说，我的农妇妈妈，她是我人生最好的导师。”
台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湿润了，我转过身，朝我双鬓已花白的母亲，深深地鞠躬……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最大的音乐是无声
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街头，几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豆腐车慢慢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清脆的女声：“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豆腐咧──”那声音是我的。那个老头儿，是我的爸爸。爸爸是个哑巴。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爸爸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铛。
两三岁时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巴爸爸是多么的屈辱，因此我从小就恨他。当我看到有的小孩儿被妈妈使唤着过来买豆腐却拿起豆腐不给钱不给豆儿就跑，爸爸伸直脖子也喊不出声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一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我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爸爸是个哑巴。
尽管我的两个哥哥每次帮我梳头都疼得我龇牙咧嘴，我也还是坚持不再让爸爸给我扎小辫儿了。妈妈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大幅遗像，只有出嫁前和邻居阿姨的一张合影，黑白的二寸照片儿，爸爸被我冷淡的时候就翻过支架方镜的背面看妈妈的照片，直看到必须做活儿了，才默默地离开。
最可气的是别的孩子叫我“哑巴老三”（我在家中排行老三），骂不过他们的时候，我会跑回家去，对着正在磨豆腐的爸爸在地上划一个圈儿，中间吐上一口唾沫，虽然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别的孩子骂我的时候就这样做，我想，这大概是骂哑巴的最恶毒的表示了。
第一次这样骂爸爸的时候，爸爸停下手里的活儿，呆呆地看我好久，泪水像河水一样淌下来，我是很少看到他哭的，但是那天他躲在豆腐坊里哭了一晚上。那是一种无声的悲泣。因为爸爸的眼泪，我似乎终于为自己的屈辱找到了出口，以致以后的日子里，我会经常跑到他的跟前去，骂他，然后独自走开，剩他一个人发一阵子呆。
只是后来他已不再流泪，他会把瘦小的身子缩成更小的一团，偎在磨杆上或磨盘旁边，显出更让我瞧不起的丑陋样子。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都知道我爸爸是个哑巴的小村子！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
我不知道哥哥们是如何相继成了家，不知道爸爸的豆腐坊里又换了几根新磨杆，不知道冬来夏至那磨得没了沿锋的铜铃铛响过多少村村寨寨……只知道仇恨般地对待自己，发疯地读书。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爸爸头一次穿上1979年姑姑为他缝制的蓝褂子，坐在1992年初秋傍晚的灯下，表情喜悦而郑重地把一堆还残留着豆腐腥气的钞票送到我手上，嘴里哇啦哇啦地不停地“说”着，我茫然地听着他的热切和骄傲，茫然地看他带着满足的笑容去通知亲戚邻居。
当我看到他领着二叔和哥哥们把他精心饲养了两年的大肥猪拉出来宰杀掉，请遍父老乡亲庆贺我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碰到了我坚硬的心弦，我哭了。
吃饭的时候，我当着大伙儿的面儿给爸爸夹上几块猪肉，我流着眼泪叫着：“爸，爸，您吃肉。”爸爸听不到，但他知道了我的意思，眼睛里放出从未有过的光芒，泪水和着散装高梁酒大口地喝下，再吃上女儿夹过来的肉，我的爸爸，他是真的醉了，他的脸那么红，腰杆儿那么直，手语打得那么潇洒！要知道，十八年啊，十八年，他从来没见过我对着他喊“爸爸”的口型啊！
爸爸继续辛苦地做着豆腐，用带着豆腐淡淡腥气的钞票供我读完大学。1996年，我毕业分配回到了距我乡下老家40华里的铁岭。
安顿好了以后，我去接一直单独生活的爸爸来城里享受女儿迟来的亲情，可就在我坐着出租车回乡的途中，车出了事故。
我从大嫂那里知道了出事后的一切──过路的人中有人认出这是老涂家的三丫头，于是腿脚麻利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来了，看着浑身是血不省人事的我哭成一团，乱了阵脚。
最后赶来的爸爸拨开人群，抱起已被人们断定必死无疑的我，拦住路旁一辆大汽车，他用腿扛着我的身体，腾出手来从衣袋里摸出一大把卖豆腐的零钱塞到司机手里，然后不停地划着十字，请求司机把我送到医院抢救。
嫂子说，一生懦弱的爸爸，那个时候，显出无比的坚强和力量！
在认真地清理伤口之后，医生让我转院，并暗示哥哥们，我已没有抢救价值，因为当时的我，几乎量不到血压，脑袋被撞得像个瘪葫芦。
爸爸扯碎了大哥绝望之间为我买来的丧衣，指着自己的眼睛，伸出大拇指，比划着自己的太阳穴，又伸出两个手指指着我，再伸出大拇指，摇摇手，闭闭眼，那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哭，我都没哭，你们更不要哭，你妹妹不会死的，她才20多岁，她一定行的，我们一定能救活她！”医生仍然表示无能为力，他让大哥对爸爸“说”：“这姑娘没救了，即使要救，也要花好多好多的钱，就算花了好多钱，也不一定能行。”爸爸一下子跪在地上，又马上站起来，指指我，高高扬扬手，再做着种地、喂猪、割草、推磨杆的姿势，然后掏出已经掏空的衣袋儿，再伸出两只手反反正正地比划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