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可是车灯已经引起一笑兵罗宾斯的注意，安·坎贝尔为什么不先去哨所稳住罗宾斯再回到幽会地点呢？”
“问得好。”
“还有，为什么要把幽会地点选在离哨所1公里以内的地方？要知道，周围还有几十万英亩的军事用地供他们选择呢。”
“是的，可是根据罗宾斯从她上司那儿得到的情况，那儿有个厕所，还有自来水，所以人们才到那儿去做爱。可能是为了完事后清洗方便吧。”
“也可能她是被一个心理变态的家伙劫持到那儿去的。你知道，心理变态的人根本意识不到他离哨所有多远。”
“也可能。不过从一些明显的证据来看，劫杀是不可能的。”
“那么她为什么偏要选在值勤的那天晚上去干呢？”辛西娅又问。
“这是作乐的一种方式，女人也有作乐的怪癖。”
“她值班时也的确是在值班，作乐是她的另一种生活。”
我点了点头说：“说得好。”我问她：“你觉得圣·约翰隐瞒了什么吗？”
“噢，他没有掩饰自己的观点。总的来说，他把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了。罗宾斯呢？”
“她对我讲了很多。她长得也不赖，来自亚拉巴马，是个干净利落的农村姑娘。”
“如果她是个一等兵的话，那年纪完全可以做你的孙女了。”
“好啦，你还是去吃午饭吧，我去给卡尔打电话，要是别人在我前头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我会挨枪子儿的。”
“好的，”她站起来说，“让我参加这个案子吧，保罗。”
“这可要由赫尔曼先生决定了。”
她戳了我肚子一下说：“不，这要看你的意思，只要你告诉他你要我参加就行了。”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会同意的。”
我把她送到她的车旁。她上了车。我对她说：“过去的6小时零20分钟和你合作得很愉快。”
她笑了笑，说：“谢谢。我可是只有14分钟过得还算愉快。我们在哪儿见面？什么时间？”
“下午两点，在这儿。”
她把车开出来。我目送她消失在去基地的车流中。
我回到宪兵司令部大楼，去找肯特为我准备的办公室。原来他给了我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面有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剩下的地方只能放一只垃圾桶。
我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看了一下那本通讯录，然后把它扔在一边，陷入了沉思——我不是在思考案子本身，而是此案牵涉到的政治内容、人际关系，还有我为了保护自己可使用的绝招，然后才开始考虑起这个案子来。
在给赫尔曼打电话之前，我得把收集到的事实理顺，并把我的理论和观点隐藏起来。卡尔注重事实，但如果个人的看法对嫌疑犯不利，他也考虑你的看法。卡尔不是个政治野心家，所以本案潜在的那些问题他不太感兴趣。在人力安排上，他坚持只要是他的命令，大家就要全力合作。记得去年在布鲁塞尔我还向他提过一个要求，不论辛西娅在哪儿办案都不要派我去。我还向他解释说我们之间有点个人的隔阂。他虽然不明白我的意思，但还是向我保证过，一定考虑我的请求。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福尔斯彻奇，为能揽了卡尔一天的生活而暗自得意起来。
第八章
卡尔在办公室。他的秘书给我接通了电话。我说：“你好，卡尔。”
“你好，保罗。”他说话仍然带点德国口音。
我们没有开玩笑，我直接告诉他：“这儿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
“噢！”
“是坎贝尔将军的女儿，安·坎贝尔上尉。”
电话里一阵沉默。
我接着说：“可能是强奸杀人，但肯定是性虐待。”
“在基地里吗？”
“是的，在一个步枪射击场。”
“什么时候？”
我回答说：“凌晨2点17分到4点25分之间。”到此，我已经回答完了所有关于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问题。
“什么动机？”
“不知道。”
“有嫌疑犯吗？”
“没有。”
“案发时被害人在做什么？”
“她那天晚上值班，出去检查哨所。”我把肯特的任命、与森希尔小姐的相遇，还有我们对被害人住所搜查的具体情况向他一一作了汇报，只是没提在地下室发现的那些东西。我知道我们的谈话很可能被人录音，严格说来，这不是什么特别的情报，只是不想让卡尔感到很难为情。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等尸体搬走后，你再回犯罪现场，就用那些柱子把森希尔小姐绑在地上。”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一个健康的女人为什么不能把那些桩子拔出来。”
“啊，我明白了。卡尔，那些桩子是按不同角度钉在地上的，与尸体有一定距离，所以她没有力量反抗，而且有人把一根绳子套在了她的脖子上，我想——我猜想他们开始可能是在玩游戏——”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应该知道那不是游戏。我们凭过去的经验知道，当一个女人有生命危险时，她是会拼命的。也可能她是被麻醉了或是被镇定了，让毒物学家找找镇静剂。同时，你和森希尔小姐必须从头至尾把犯罪过程重演一遍。”
“我希望你说的是模仿。”
“是。但不要玩真的。”
“你变得温柔些了，卡尔。好吧，我会转达你的建议的。”
“不是建议，是命令。现在请你更详细地告诉我，你们在坎贝尔上尉的住所发现了什么？”
我告诉了他。关于我没通知地方当局一事，他不置可否。我问他：“我进入了她的住所并搬走了她的东西，你认为这对我今后的工作有影响吗？”
“你的记录上会写着，你已经通知了她最亲近的人，而且是他们同意，甚至建议你那么干的。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保罗。我不能老干这种事。”
“我知道。”
“很好。你需要联邦调查局的帮助吗？”
“不需要。”
“你需要从这儿再派一个调查员，还是从哈德雷堡分部找一个？”
“咱们别干了。我真不想按这个案子。”
“为什么？”
“卡尔，你知道，这个案子很微妙……很……”
“你和被害人之间有什么瓜葛吗？”
“没有。”
“今晚5点前给我电传一份初步报告来。迪纳会给案子编上号码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森希尔小姐最好退出本案。”
“你为什么不想让她参加此案的调查？”
“我们都不喜欢对方。”
“你们从未合作过。你们互相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卡尔，我记得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你保证过不把我们俩同时分配到一个案子中，那她现在为什么还要参加？”
“我从没做过这样的保证。部队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很好。你今天重新给她分配任务，就是最好地体现了军队的需要，因为她在这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等一下。”
我只好等着。卡尔这个人并不特别敏感，而且很难对付。我真希望他能变得更有人情味。
“保罗？”
“是我。”
“我刚才接了森希尔小姐的电话。”
我猜就是她。我说：“她的事情与我无关。”
“我告诉了她，你不愿和她一起工作。她说你是歧视她的性别、年龄和宗教信仰。”
“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信仰什么宗教。”
“这可是对你的一次严厉指责。”
“我不是跟你说过嘛，这是个人的事情。我们两人合不来。”
“据我所知，你们在布鲁塞尔时不是相处得很好吗？”
见你的鬼，卡尔。“你想让我把事情都讲出来吗？”
“不必了。去年我已经听别人讲过了，而且一分钟前森希尔小姐也讲清楚了。我相信我们的军官都会恰当地处理自己的私生活。我并不要求你独身，只希望你能谨慎一点，不要做一些不利于你自己，也不利于部队和你的任务的事。”
“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
“很好。记住你是一名职业警官。我希望你能大度一些，和森希尔小组建立一种职业上的合作关系。就这样吧。”
“是，长官。”我又问他：“她结婚了吗？”
“这与你还有什么关系吗？”
“是有一些个人的考虑。”
“你们两人在这个案子了结之前都不许谈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把你那个怪诞的重演方案跟她讲了吗？”
“那是你的事。”卡尔·古斯塔尔挂断了电话。我坐了一会儿，考虑起自己的选择来。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执行任务，二是辞职。实际上我从事这个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可以随时提出辞职，仍可得到一半的薪水，而且从此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结束军事生涯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大多数人在最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拣一些比较安全的案子去办，慢慢地自然也就隐退了。也有一些军官在军队里工作得时间过长，又没自动隐退，就被悄悄地辞退了。只有少数人能带着一身荣耀隐退。再就是那些为了最后时刻的那份荣耀而奔命的人，结果却不小心闯进了火海。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时机。
抛开事业上的考虑，我如果从这个案子中退出来，那它会永远使我不得安宁。现在真是进退两难，其实如果卡尔让我放弃此案的侦破工作，我还不知道自己会说或者会做什么呢。卡尔就是这样一个专门和人对着干的家伙，因为我说不接这个案子，结果这个案子还是归了我。我说了不要辛西娅参加，辛西娅也成了我的搭档。卡尔并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我的新办公桌上放着安·坎贝尔上尉的个人简历和病历。我先翻看了一下个人简历，因为它包括了一个战士的军事生涯，肯定很有意思，很有启发性。简历是按年代顺序写的，安·坎贝尔是12年前进西点军校学习的，毕业时属于班级前10％的学生，所以按规定她能享受30天的假期。之后，接她自己的要求，她被分配到了亚利桑纳州的瓦兵卡堡，担任军事情报官员训练课程，后来又在乔治城读了研究生，取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她申请读了实用性课程心理战术。她先在布莱格堡的肯尼迪特种战术学校完成了所有必修课，参加了第4心理训练队，又从那儿去了德国，后来又回到布莱格堡，再后来去了海湾，进了五角大楼，最后到了哈德雷堡。
她的工作效率报告一看就非同一般，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我找到她的智商测验结果，她是属于军队里的2％的天才之列。从我过去的经历中得知，这2％的天才一般都是杀人案中的嫌疑犯，一般说来，天才对那些招惹了自己或者妨碍自己的人都不能容忍，而且总以为他们不必遵守那些人们都遵守的法规。这些人经常不愉快而且缺乏耐心，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反社会的人，有时候还可能心理变态。心理变态者常把自己看成法官或者陪审团成员，或者刽子手。他们到了这一步也就到了和我打交道的时候了。
可是现在，我正研究的这个天才不是杀人犯，却是被害者，也许这个事实在本案中毫无意义。但是直觉告诉我，安·坎贝尔被害之前肯定伤害过别人。
我直接把她的病历翻到了最后一面，因为如果有精神方面的记录，肯定会写在那儿。我果然找到了一份心理分析报告，是她进西点军校体检时的记录。报告上写着：
此人目的性很明确，很聪明，适应力强。从两小时的面谈和测试结果中看不出有专横的表现，也没有幻觉紊乱、情绪紊乱、渴望紊乱、性格紊乱和性紊乱的迹象。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写着，没有明显的心理问题会妨碍她完成美国军事学院的课程。安·坎贝尔是个很正常的18岁美国姑娘。不管这话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意味着什么，总之，一切正常。
但心理病历中还有几页报告，写得很短，时间是在她上军校三年级下半学年期间。当时，她被命令去做心理检查。是谁下的命令和命令的原因都没有记录。心理医生韦尔斯写道：
军校学员坎贝尔被推荐来此进行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分析。她说：“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她不合作，但还没达到要我向她的上司报告的程度。在每次大约两小时的四次谈话中，她都反复强调说她只是太累了，体力训练和学术训练压力太大，又担心考试成绩，总之是疲劳过度。这些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