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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北京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已经正式亮相于首都的文艺舞台，并且以其人们所熟悉而自然入戏的亲切感，还有大舞台上那美丽旖旎的海南风光布景，舞与歌相结合的载歌载舞，更突出的是极富有中国民族化芭蕾舞步与西方芭蕾舞技巧和谐统一的崭新艺术表现形式，立即造成了“《红色娘子军》旋风”。
上海方面并不气馁，他们变压力为动力，在歌舞润色方面，更是加大力度。为了更好地增加大型芭蕾舞剧的创作力量，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特地从当地的其他艺术团体先后抽调出许多杰出的艺术人才，如著名戏剧家黄佐临担任艺术顾问，胡冠时、杜时象、陈本洪进行舞美设计，樊承武担任乐队指挥，张鸿翔负责音乐配器，编导队伍又增加程代辉、林泱泱，主管这项工作的杨永直、孟波也直接投入了具体的艺术创作，大家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浑身上下使足了劲地拼着命干。
经过第二轮重新创作修改的芭蕾舞剧，在1965年第六届的“上海之春”上进行公演时，已经由原来的一幕改成了连贯始终的八幕芭蕾舞剧，并在结尾加入了更为光明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题深化，演出盛况轰动一时。当时的诸多报刊都纷纷在显要位置，撰文盛赞《白毛女》是对“三化”的有益而成功的尝试。特别令人回味的是，那一个经过改动过的“杨白劳之死”的情节，更是受许多思想激进的观众称赞，并认为杨白劳奋起反抗的“三扁担”，是“打出了贫下中农的志气，打出了贫下中农的威风”，此语定性，已足以表明当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风向的开始抬头。
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老总，亲自赶到上海，陪同外宾一同观看了这部芭蕾舞剧的全剧演出，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部舞剧基础很好，原来是歌曲，现在舞剧中加伴唱很好，群众容易懂。”谈到喜儿的黑发在经过四次舞蹈表现的故事情节之中变成“白毛女”，周总理笑称：“上海可爱，勇于创造。”陈毅老总也诙谐地称赞有加：“在芭蕾舞中加伴唱，还有白毛女的四变，都有创造性，我看三场、四场再加加工，它可以扬名世界嘛！”在此之后，周总理又先后16次观看了此剧的演出，这一绝无仅有的举动，由此可见周总理发自内心的个人偏爱程度。
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开始后，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出阵容已有所变动，第一个在芭蕾舞剧扮演喜儿的顾峡美，早已不局限于舞台上敢于反抗的“白毛女”了，她冲出了有限的舞台空间，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造反行列之中，随即又成为帮派之间互相斗争的牺牲品。对待这样一个不甘寂寞奋起造反又大起大落的演员，芭蕾舞新秀石钟琴自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地顶替上来，在这部日渐著名的芭蕾舞剧中，成为了第二个喜儿的扮演者。同时期还有蔡国英等人扮演这一角色。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芭蕾舞剧《白毛女》（2）
声名狼藉、臭名昭著的“文艺旗手”江青，在1967年4月24日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观看了又经过众多艺术人才智慧结晶再精创的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出。毛泽东主席称赞道：“《白毛女》好。”短短的四个字的褒奖，使剧组的每一位创作人员都兴奋不已，如沐春光；同样也是这样一句话，居心险恶的江青把《白毛女》连同她选中的另外7个现代戏加在一起，占为己有，并被列入了第一批树立起来的所谓“八个样板戏”之内，进行反复修改排练，再经过多次去日本、赴朝鲜的边演边改，又加上在每年春秋两季的广州国际外贸交易会上作为招待外宾的来访和在众多的节日公演，《白毛女》的演出水平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作为江青钦定的“八个样板戏”之一，尽管早已演出多场，但每一处情节、甚至每一个舞步需要改动的细节，都必须同以往一样，须经江青点头同意方可，剧组的编导演则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八一厂曾执导过《战上海》、《碧海丹心》的著名电影导演王冰，就因为出于权威性执导军事片的统筹考虑，“擅自”改动了“八个样板戏”之一《奇袭白虎团》中的某处细节，而触怒了不可一世的江青，被这个一手遮天的“文艺旗手”一声令下，判处五年徒刑，被捕入狱，后不堪受辱而惨死牢房。
当时，正值“文革”运动残酷之极，江青的主要心思全都扑在了如何篡党夺权、整人报复上，她虽然念念不忘自己挖空心思树立起来的“八个样板戏”，但也分身乏术，无暇顾及，所以，特别“恩赐”自己的亲信、主管文艺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亲自上阵督改，当时的6出京剧和两出舞剧的“八个样板戏”的精益求精的修改重担，都落在了于会泳一个人的头上，只弄得他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所谓对《白毛女》的“修改指示”也难以“落实”和奏效，待于会泳见机行事、只动皮毛地修改上报后，一言九鼎、不可一世的江青下令将之拍摄成电影片，以“突出成绩”、“扩大战果”。
因芭蕾舞舞步难度大，体力大，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茅慧芳和“师姐级”演员石钟琴，分别跳“喜儿”和“白毛女”，该剧先于1970年由上海电视台联合上海电影制片厂，试验性地拍成了11本黑白电视屏幕复制片。所谓“电视屏幕复制片”即用电影胶片通过电视录像带“磁转胶”似的复制而来，这部黑白的“电视屏幕复制片”送审江青处，江青看后，自然是一百个不满意，不但大发其火，而且下令推翻重来。故在第二年，仍由上海芭蕾舞学校的胡蓉蓉和傅艾棣联合担任舞台编导，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的电影导演桑弧进行电影执导，沈西林摄影，拍摄成舞台艺术片，并于1972年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反复放映，从而造成了在荒芜年代里，风光尽现的“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独特景观。
对于将芭蕾舞剧两次拍成芭蕾舞剧艺术片的电影，其执导电影的导演，可以说是严把政审关。从调查祖宗八代，到本人配偶、子女、亲属及朋友的连带；从个人从影的历史、工作表现、工作成绩，到其导演的艺术风格的趋向与定型等等，事无巨细，详尽而来。1941年从影、以擅长编导文艺片而闻名的著名电影导演桑弧“幸运”入选钦定，来执导芭蕾舞剧艺术片《白毛女》的拍摄。对于《白毛女》，桑弧并不陌生，不但是身在电影圈，早已熟悉其闻名于世的同名歌剧和故事片，而且在五年前他执导的音乐舞蹈纪录片《上海之春》中，就有芭蕾舞剧《白毛女》的片断。桑弧作为一名著名的电影导演，40年代末的《哀乐中年》、《太太万岁》、《不了情》等著名的文艺片，均出自他手。建国后由他导演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越剧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于1954年获得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1955年获第九届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映出奖”、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1956年，桑弧再次导演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祝福》，又于1957年获得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1958年获得墨西哥国际电影节“银帽奖”。他还导演了戏曲片《越剧精华》、编写戏曲剧作《天仙配》、《宋士杰》，分别由石挥、刘琼执导拍成了电影。所以，导演芭蕾舞剧艺术片《白毛女》，桑弧在当时是最合适的人选。桑弧大胆调动电影艺术独特的表现手法，结合以往执导同类戏曲片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打破常规，勇于创新，不拘泥于单一限制的舞台表演框架，使这部芭蕾舞剧艺术片不但获得了文艺界当权者的首肯，而且也获得了文艺界权威人士和电影界同行的赞许。只是为了政治需要，电影开头部分必须要统一加上与主题相近的毛泽东主席的语录，不同的是在处理片头字幕和主创演职表名单的推拉上，导演并没有同其他几部“样板戏”的开头一样千篇一律使用大红幕布的动画造型，而是用白毛女的舞蹈造型来衬托片名和字幕，给人以突出主题、别致新颖之感。后来，罗马尼亚拍摄的芭蕾舞剧艺术片《山姑娘》，就是完全沿袭了我国《白毛女》的片头处理的风格和样式。
“文革”后期，每年在“5·2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纪念日子里，芭蕾舞剧艺术片《白毛女》被作为重点节目，风光尽现。这便是江青之流的“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利用盗名窃誉炮制出来的“八个样板戏”，来进行一种愚民说教的政治图解。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芭蕾舞剧《白毛女》（3）
转眼间的1975年，已距芭蕾舞剧《白毛女》问世整整十年。整个《白毛女》剧组奉命被调往北京，在西苑饭店由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挂帅”，继续“闭门修改”“再攀高峰”。又是整整的8个月，主创人员异常痛苦、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硬是把这出早已成形的好戏，又来个“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但其结果却使早已失去原味的芭蕾舞剧，不但与几年前的演出大相径庭，而且成了面目全非的“四不像”。直累得历经磨难、精疲力竭的编导人员无可奈何地苦笑道：“过去抗日战争是八年，我们这个戏搞了十年还搞不完。”瞧着乱成一团麻、一锅粥的改编，气急败坏的刘庆棠无法向主子交差、直骂娘。在当年底前去审查的张春桥，面对如此狼狈不堪的尴尬局面，也是黔驴技穷，望洋兴叹，《白毛女》剧组黯然神伤地打道回府。
自此以后，直到粉碎“四人帮”近一年间，芭蕾舞剧《白毛女》作为首批“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重场戏，却突然奇怪地从全国各地的舞台上消失了。这一超出一般民众想像而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一直到“四人帮”在金秋十月后的彻底覆灭才终于找到了答案，曾遭江青蓄意“封杀”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又从销声匿迹的海底，浮出到波光粼粼的水面，以她那芭蕾舞原版表演的特殊魅力，拂去层层人为强加的污垢灰尘，重新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辉。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白毛女》重现光辉 饮誉国际
正是由于歌剧、故事影片、芭蕾舞剧和根据芭蕾舞剧拍摄的艺术片《白毛女》在民间引起的广泛影响，其中，朱逢博富有激情演唱的“北风吹”、“扎红头绳”、“盼深山出红日”和合声演唱的“看人间”、“太阳出来了”、“大红枣儿送亲人”，再加上优美的芭蕾舞造型“窗花舞”、“奋起反抗”、“逃进深山”、“月夜情思”、“奶奶庙斥敌”、“走出山洞”、“报仇伸冤”、“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等脍炙人口的歌与舞，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被率先引进到日本的芭蕾舞团进行排演，后来，最初排演这部芭蕾舞剧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正式到北京进行访问演出，剧中扮演喜儿的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和北京东方歌舞团的著名歌剧演员王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电影演员田华，曾与周恩来总理一起，留下了三个喜儿的合影照片。1996年8月，四代喜儿王昆、田华、石钟琴、辛丽丽、瞿笑意又在北京喜相逢。此外，扮演过喜儿和大春的汪齐风和杨新华的名字，也广为人知。
关于《白毛女》本身，关于《白毛女》之外，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故事。新千年一则《“喜儿茅慧芳”状告某四川作家名誉诉讼案》，格外引人关注。原因何在？原来是曾写出一些较有影响作品的四川某名作家，从十多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胡月伟所著长篇小说《疯狂的上海》一书中，有关芭蕾舞校学员芳芳不惜出卖肉体当上造反派司令的情节中获得灵感，写出了一篇指名道姓的纪实文学来指向曾主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喜儿茅慧芳”，文中洋洋洒洒地记录了茅慧芳在动乱期间的人生沉浮，并重点叙述了她从芭蕾舞台跳到政治舞台，又从政治舞台跳进了监狱舞台。该纪实文学刊登发表在郑州一家文学期刊上，不但立即在社会上和广大读者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也惊动了早已前往美国定居的茅慧芳，这一“爆炸性”文章的公开发表，给茅慧芳本人和社会舆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这凭空飞来的横祸和人身污辱，茅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