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她自己却出于个人目的，唯恐怕别人说她是盗名窃誉，而故意把《红灯记》剧情中明确说明的故事发生在东北某地，硬是多此一举地改成华北某地。同时江青也是出于对东北“北满抗联”的革命斗争历史有一种人为地仇视，个中原因，便是由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建国后已经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其中，“义勇军”则是明确歌颂东北的抗日联军同日寇进行的浴血奋战，而词作者田汉因与江青不和，不但早已经被打倒，而且在一年前就含冤自尽。所以，江青决不容许由她亲自树立起来的“革命样板戏”，会有一丝一毫、一点一滴与之牵扯和关联的蛛丝马迹。
1965年２月，中国京剧院在春节刚过不久，就由副院长张东川带队南下到广州、深圳进行演出已经标明为“革命现代样板戏”《红灯记》。广州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其文化底蕴经过千百年来的沉积，已经日显深厚，在文艺一片暗淡无光的当时，由首都一流的京剧院前来演出，自然产生很大的轰动效应。深圳当时只是一个与香港有一桥之隔的荒凉、偏僻的边陲小镇，除了漫山遍野的荒草蔓延，便是潮起潮落的海涛声。中国京剧院原来打算只是在此地逗留一夜，走个过场，可是，想不到不但当地的许多渔民早早赶来，风声一下子也传到了香港，那里的居民也都纷纷跑过罗湖桥，不惜步行好几个小时，赶到深圳只有一条繁华商业街东门老街的深圳戏院，前来观看对他们来说是倍感好奇的现代京剧。通过舞台上的剧情发展，通过他们并不熟悉的京剧唱腔，通过演员们深情并茂的戏曲表演，他们不但看懂这出戏的故事主题，而且对大陆在已经消逝的岁月里所发生的革命斗争故事很感兴趣，所以，无论是深圳当地的渔民，还是来自香港的居民，大家都把手掌拍得通红，人们的情绪高昂，对这出现代京剧由陌生到熟悉的迅速适应，是作为演出单位的中国京剧院所始料不及的。许多观众在听到演员们唱到歌颂新中国、歌颂共产党的歌词之时，都纷纷的一呼百应地站起来，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满含热泪的高呼口号，齐声鼓掌，许多地方往往是在演出中间被这种现场的“即兴发挥”被迫中断片刻，这不由得使剧组的人员自然联想到“文革”运动初期，祖国大地到处是上街游行、高呼口号的一片沸腾海洋的情景，而在戏院里的这种引起观众强烈共鸣的又一次喧嚣，虽然其内容与实质与之截然不同，可是，这种大大超出剧组意料之外的演出效果，使剧组人员确实感到吃惊不小。在演出结束之后，许多观众自动地涌上后台，要求与演员握手，剧组盛情难却，临时决定召开在此之前并没有计划的观众座谈会，许多观众踊跃参加，一些香港居民在座谈会上由衷感叹地说道：“说实在话，对于大陆的红色宣传，一开始是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来看的，想不到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融入到剧情之中，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而且也一下子喜爱上了这台现代京剧……”
广深之行，确实给剧组一次非常意外的惊喜，他们在返回北京之后，就迅速向上级领导及时汇报了情况，于是，这出京剧现代戏也更加受到了戏剧界的普遍重视。接着，又在上海一连演出40场。从该剧重新进行“改头换面”的演出一年来，各地报刊发表的评论《红灯记》的文章就有两百多篇。中国戏剧家协会从中精挑细选出41篇文章，编撰而成一本大约有20万字的《京剧（红灯记）评论集》，于1965年６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为一出戏来出版一本专门的评论集，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群起效应 银幕定格
正是由于这出现代京剧《红灯记》被冠之为“八个革命样板戏”，使得全国各地的京剧团纷纷排练，一时间，剧中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临行喝妈一碗酒”、“痛说革命家史”、“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仇恨入心要发芽”等剧中人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的唱腔，通过舞台演出、广播喇叭，一时间传遍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乡村边寨，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五六岁的孩子，都学会了剧中的许多唱腔而能随口哼上几句，《红灯记》连同其他六部现代京剧的唱腔一起，成为了当时最为普及的流行歌曲。
自1963年《红灯记》从电影《自有后来人》的萌芽，到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发展，再到京剧《红灯记》的成长，其中还有《红灯志》、《三代人》等剧名的演变，经过几年来这出现代京剧的“千锤百炼”，其中，骆洪年、钱浩梁、张永枚、羊鸣、戴宏威、张建民、曹韵清、郭自勤、李金泉、公亮和于会泳等人，又分别对剧中的台本、唱词、音乐、谱曲、唱段，再次进行了一番精雕细琢。
1968年，香港左派阵营的“新联”影业公司根据国内京剧样板戏剧本，由黄雄导演，丁亮、王小燕、江涛、吕锡贵联合主演，拍摄出粤语黑白艺术片《红灯记》，在香港公开放映。
1970年5月，《红灯记》最新演出本在“二报一刊”公开刊载，首先，由北京电视台忠于舞台，把《红灯记》拍摄成黑白画面的电视屏幕复制片。然后，这出现代京剧便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专门摄制组，打开了电影摄影机的镜头。1970年10月5日，江青下达了限定现代京剧《红灯记》尽早拍出电影的指令。1971年１月，由著名电影导演成荫执导的现代京剧彩色舞台艺术片《红灯记》正式在全国公开放映。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又拍摄了根据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著名唱腔进行“花样翻新”的钢琴伴唱《红灯记》，选出了李玉和唱的“雄心壮志冲云天”、李铁梅唱的“仇恨入心要发芽”等12段唱腔，因为此片曾经拍摄过两次，故此，最后成片后删去了高玉倩扮演的李奶奶《血债要用血来偿》的唱腔（但该片的对外宣传介绍的名单上，却毫无例外地依旧沿袭最初版本的三个演员组合），与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之《黄河船夫曲》等三段一起，合成一部独特的舞台艺术影片。其中，《红灯记》和《黄河》的钢琴伴奏、著名钢琴演奏家殷承宗，被江青改为“殷成忠”；已经有原名的钱浩梁，被江青亲自改名为“浩亮”，配合刘长瑜的原班搭档，伴随着激扬的钢琴声，进行着另外一种风格的京剧演唱。
1975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继续由成荫担任导演的，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为素材移植的《红灯记》，再次被搬上银幕，成为继故事影片、现代京剧影片、钢琴伴唱影片之外的第四种同一主题的艺术表现形式的一种延续。
抑扬顿挫《沙家浜》
“文革”后期闻名国内外的“八个样板戏”，对于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来说，都会记忆深刻。特别是京剧《沙家浜》中那字正腔圆的唱段，交响乐《沙家浜》中那旋律优美的音乐，都被誉为中国现代京剧和交响乐的“典范之作”，至今仍然散发着不朽的神奇魅力。
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自诩为“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对“八个样板戏”的主抓，虽然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但是，她最根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却是非常卑劣，令人唾弃的。所以，在江青等人盗名窃誉的“八个样板戏”及后来第二批样板戏“六京两舞”的前前后后，每一出戏从它诞生之日，到入选“样板戏”起，都有一段鲜为人知、曲折复杂的幕后故事，其中，现代京剧艺术片《沙家浜》，因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围绕着剧情之外又有两个后续的新故事，故此，《沙家浜》的话题也便由此延伸开来，成为曾经伴随着《沙家浜》一路走来的人们的深切回忆和相互谈论的热门话题……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一个与《沙家浜》密不可分的人
几年前，一套厚厚的《汪曾祺文集》，摆在了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的自选书架上，对于熟悉那个年代和这个人物的读者来说，当然会是很感兴趣地翻开这本书。书里面除了收集汪曾祺诸多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之外，当然，必不可少还有在当年“八个样板戏”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京剧剧本《沙家浜》。但是，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存在和人为地疏忽，收入了这个个人文集中的京剧剧本，却并没有注明原著的出处和原著者的姓名。因为，在圈内众所周知的是，汪曾祺是后来接手该剧，重新进行了局部段落的改编和唱段唱词改写的处理，所以，汪曾祺被原著者的遗孀告上了法庭。
本来一本新书的面世，无论是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对广大读者来讲，都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想不到由此节外生枝，引发官司，这是步入晚年的汪曾祺，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的。虽说在文坛上的笔墨官司，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是，一向息事宁人、处事低调的汪曾祺，却不愿意通过这个毕竟不是很光彩事情的“文坛官司”，来为此书促销或为个人进行宣传。他当时就与原告联系，要求庭外和解，承认自己的疏忽，愿意将文集样书和稿费奉送给原告，以表示深深的歉意，心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别在法庭上抛头露面，制造难堪。照理说，此事因汪曾祺主动赔礼认错，而且还甘愿付给一定数额的经济赔偿，这场官司完全可以了结，原著者的遗孀还没有来得及明确表态，想不到是，汪曾祺到四川泸州酒厂参加一个文坛笔会，却因多饮了几杯老窖大曲，而引发肝脾的不适。回到北京以后，在家中吃萝卜丝榨酱面之时，又因一根萝卜丝卡在喉管里，再堵呛到喉道的血管里去，引发大出血，而于1997年的5月16日不幸去世，享年77岁。一生喜爱酒香、崇拜李白以酒助兴、豪放吟诗的汪曾祺，在这场官司并没有最后结论的情况下，驾鹤西去。
因为一本《汪曾祺文集》所引发出来又一个屡见不鲜的文坛官司，虽然悄无声息的画上了一个逗号，或者是一个长久的省略号，但是，这个文坛官司的缘起，却恰恰是因为昔日“八个样板戏”之一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再加上汪曾祺在官司缠身的阶段意外离去，所以，这个并不是重大事件的文坛官司，就分外引人注目。时间也由此便倒回到40多年前早已经流逝的日子里去……
汪曾祺在1957年全国进行“反右派”斗争的运动中，在北京市文联就职的他，就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长达5年之久。直到1962年，因其良好表现，才摘掉“右派帽子”。在翻看他的人事档案中，因其早年由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再加上他本人酷爱京剧，并在文学界工作多年，而被重新分配到北京京剧院工作。被视为组织上给他的第二次生命，汪曾祺自然是心存感激，发奋努力，他利用3年的时间，系统地研读了中国传统的京剧曲目，并在这一期间，参加了将华北戏剧会演的优秀剧目《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的专项创作小组。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由沪剧《芦荡火种》到京剧《沙家浜》（1）
1963年的冬天，刚刚从香港、澳门演出回来的北京京剧团，意外地从上级有关部门那里，接到了经江青之手转过来的一个沪剧剧本《芦荡火种》，并要求他们抓紧时间改编成现代京剧。
对于沪剧《芦荡火种》，北京京剧团迅速了解到，最早是取材于崔左夫所撰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文章重点记述了当时谭震林部队属下的36个新四军伤病员，在敌占区坚持革命斗争的真实故事。早在50年代末期，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的专业编剧文牧在看过这篇文章之后，认为不但事件特别，故事感人，而且在文艺界流行“革命斗争题材”的当时，是非常适合编写为一出富有地方特色、剧情曲折复杂的现代沪剧来。于是，由文牧执笔，集体创作，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以这篇革命回忆录为素材，重新创作出了一台完整的沪剧剧本《碧水红旗》，并迅速投入了排练，根据剧情的简洁和人物出场的需要，把36个伤病员改为18个，并参照许多相关历史资料，以革命回忆录所记述的发生地为轴心，融进了大量来源的其他真实事件、且以艺术化创作了完整故事，精心塑造出郭建光、阿庆嫂、沙奶奶、胡传魁、刁德一等性格突出的正反面人物形象。在1960年正式公演的时候，满大街张贴的海报宣传的剧名更改�